文丨地产三哥

一、几个浙江人

张文宏医生，浙江温州瑞安人。

“党员先上”、“不能让老实人吃亏”、“（疫情期间）防火防盗防同事”、“你在家里不是隔离，是战斗”、“不要到处瞎玩，正常生活正在慢慢回归，但是还没有到为所欲为的地步”、“医护一体，不要忘了一线护士”、“暂时还没有特效药，只能扛”。

这些都是他说的金句，也是常识。

张文宏说，只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是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是正义的，就不用太关注别人怎么看自己。

他说：“看到我经常出现，大家会很痛苦，说明疫情还没结束，哪天我消失在屏幕上，大家就会觉得世界多美好。”

“我没有一句金句事前想过，但做的每件事都提前酝酿过，该你说的就要多说，不该你说的就别说，站位要站好。”

还有很多浙江人：

比如，马云，成功的商人和企业家，是浙江嵊州人。

比如，郭广昌，也是成功的商人和企业家，浙江东阳人。

比如，李书福，浙江台州人。

我们现在知道的更多的是商人和企业家，往前追溯，在商人不受重视的年代，还有很多名垂史册的人，其中，读书人居多。

......

最牛的当属王阳明，这个影响华人世界和东亚文化圈的浙江余姚人。

上述几位都是浙东人，他们共同的背景中都有“浙东事功学派”这一关键词。

以传统的地理划分方法，钱塘江将浙江分为浙东、浙西。

二、非主流的浙东事功学派

1182年初春 , 朱熹以浙东常平茶盐司的身份巡视衢州、金华地区时，身为布衣的陈亮找上门去，围绕着“王道”与“霸道”、 “义”与“利”，“天理”与“人欲”等问题 ，与朱熹展开了为时十来天的面对面的辩论。

此后，又通过书信来往， 继续辩论，论战持续了数年之久。

陈亮与朱熹友善，探讨学术问题则冰炭不相容。

朱熹的核心观点是：“存天理、灭人欲”，王道仁政、重义轻利。

陈亮的核心观点是：“今日之事， 当务之急”，要王霸并用、义利并举。

陈亮倡导经世济民的事功之学，“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他指摘理学家空谈“道德性命”。

以陈亮为代表的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的永嘉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共同构成了广义上的浙东学派。

他们的观点类似，都蔑视理学家的空谈心性命理，他们认为：

义利就在利欲中，利体现了义，人欲体现了天理。

这显然是非主流的。

自西汉董仲舒独尊儒术后，中国社会的主流语境是在儒家在“克己复礼”框架下，重义轻利。

孔子“罕言利”，孟子“何必言利”、“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

“一点点去追求利益的人都是盗跖那样的人”。

而浙东学派的叶适主张“成其利，致其义”，要致富，“崇高莫大乎富贵”；陈亮说：“人生不能无欲”。

因而，被大儒朱熹指斥为“专是功利”，是非主流。

那么，浙东事功学派的三观是怎样的呢？主要观点是什么呢？

三、浙东学派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世界观：

叶适认为，道不离器，“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

陈亮提出：“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

后人曾经把陈亮和朱熹的辩论简单的总结为唯心与唯物的辩论。

以此逻辑，浙东学派是唯物主义：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所有的规律都蕴含在具体的事、物之中。

价值观：

浙东学派主张经世致用，精研史学，以谙悉掌故、经济、事功为务。

从具体的观点来看，浙东学派都是非主流的。

叶适反对行管仲、桑弘羊之术，认为“王政之坏久矣，其始出于管仲”。

他强调“许民求富、保民之富”，反对政府抑制，提出“富人代天子养小民”的观点。

叶适说，国家之本在于民。

“国本者，民欤？重民利欤？ 厚民生欤？惜民财欤？本为民而后为国欤？ 昔之言国本者，盖若是矣。”

另一位代表人陈亮直接提出：“安邦首在安民，富民方能富国”。

浙东事功学派旗帜鲜明的提出了重视工商业的思想。

陈亮主张农商并重。而叶适则是从学理上系统批判农本商末这一教条的第一人，他主张，“商贾往来，道路无禁”；他甚至在当时就主张提高工商业者政治地位。

正是在这种重商思想下，浙江地区的民众才会在文化习俗层面对从商有一种先天的认同。

人生观：

叶适认为：“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政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而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

这段话可以理解为对读书人的人生观的指导：知行合一、功在事中，义利并举。

陈亮更是一名老愤青，陈亮五十一岁时，参加礼部的进士考试，其策论深得光宗赏识，御批第一，得中状元。他在给宋光宗的谢恩诗中说：“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

又在祭祖的文章中说：“亲不能报，报君勿替。七十年间，大责有归，非毕大事，心实耻之。”

这里的耻，指的是宋失中原于金。

陈亮和另一名老愤青辛弃疾是好朋友，两人的诗词风格接近。

明末清初的黄宗羲也是浙东学派的门人和集大成者，他肯定了浙东之学倡导经世致用，纠正了道学末流的空疏弊病。但他认为如果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话，便会专门计较利害得失，而迷失中正之道，陷入唯利是图的刑名之学。

四、浙东学派形成的原因

王阳明是浙东余姚人。

31岁那一年，他因肺病回家休养。

他听说在虎跑寺有一个得道高僧，为了参禅已经三年不曾开口说话。

他去拜访这个高僧，见面之后，王阳明直接说了一句“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

这位高僧一听这句话，立刻惊起与王阳明打招呼。然后，两人便开启了一段简短而不可思议的对话：

王阳明：“你是哪里人？离家多久了？”

僧人：“广东人，已经十余年了。”

王阳明：“家中可还有亲人？”

僧人：“家中尚有一个老母，已经八十多岁了。”

王阳明：“想念你的母亲吗？”

僧人：“怎么能不想念呢！”

王阳明：“思念父母乃是人的天性，为何要压制这种天性呢？”

第二天，这位三年不曾言语的高僧便还俗回家了。

这段对话在阳明心学“天理即人欲”的思想观点的形成中有多少分量未可知，但王阳明肯定算是南宋浙东学派的门徒，也是浙东学派集大成者。

浙东学派的事功主义究竟从何而来呢？

按照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文化所包含的所有“态度、信仰、习惯、风俗、价值、规范”都是自生自发产生的。

在这个自生自发过程中，宗教信仰是第一层次的，风俗习惯是第二层次的，作为价值的非正式制度和规范才是第三层次的。

在浙江文化中，也有这种自发秩序。

阳明心学提倡的“天理即人欲”和“格物致知”等思想，可以在宗教信仰上找到源头：

释儒道三教合一的天台宗。

在王阳明之前900年、南宋浙东的事功学派之前600年，隋末的天台宗实际创始人智顗提出了一念三千、三谛圆融、止观双修、无情有性、性具实相等观点。

“一念三千”就是“心即理”。

“止观双修”就是“格物致知”。

“无情有性”就是“天理即人欲、致良知”。

后者是阳明心学的主要观点，是天台宗的俗世改进版。

在风俗习惯上，浙东包括闽南多山地，七山一水二分田。“东浙之贫，不可与西浙并称也”。正是由于浙东地区负山临海，土地贫瘠，不适合耕种，迫使浙东之人只能靠商贾营生。

特别是浙东平阳一带：“文风逊浙西远甚，士子得一青衿便为止境，养习商贾事”，读了私塾、县学，就去经商，“营什一之利”。

浙东之民普遍具有“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因此，浙东具有孕育功利主义的事功思想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基础。

再者，从地域经济看，宋以后江浙经济开始发达繁荣起来。“京师漕粟多出东南，江浙居于大半。”其中，由于水路通畅，船舶贸易尤其繁荣，“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

此外，两宋时期的士大夫长期受内忧外患的时局与优待文士政策，思想上具有明显的反潮流精神。就连作为守旧派人物代表的司马光，也一再条陈‘因循旧贯，更成大弊’、‘欲振举纪纲，一新治道，必当革去久弊’。

如此，南宋南渡之后，才会形成影响甚广、被广泛接受、并成为一种文化传承的浙东事功学派。

最后

儒家教义和事功学派都讲究入世。

义利观是传统儒家教义和事功学派的争论焦点之一。

浙东事功学派义利并举的倾向，作为一种文化基因被保留传承，成为近代以来浙江民众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抵御传统儒家教义和其它思想束缚的主要思想力量，是当代浙江精神中“敢为天下先”意识中的遗传基因。

“不谈主义，只谈问题，解决问题”，这是笔者对浙东事功学派的行事原则的总结。

当现实的问题上升到关切儒家教义的时候，实际去解决问题的人有两个选择：

要么，在主流语境中，诵读孔孟、明哲保身。这是一件极其容易的事情。

要么，实际的考虑问题、解决问题，敢为天下先。这是一件极难的事情。

这时候忽然想起另外一位在海外孤岛开创华人世界试验田的小蒋公子，在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时的情景。

“经国先生转头，对着台下抗争者，深深看了一眼。那个眼神好像是说：我为你们做了这么多事，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我？那种眼神让人非常难过与不舍，我这辈子永远无法忘记。”

已经传承一千余年甚至更久的浙东学派基因，总会在适当的人、适当的事情上表达出来。

经世致用，大约如此。

笔者旗帜鲜明的支持张文宏医生。

补记：

唐代的寒山、拾得两位大师，也是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的隐僧。

相传他俩是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的化身，他们是佛教史上著名诗僧，并称“寒拾”。

寒山问曰：“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该如何处之乎？”

拾得答曰：“只需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从溪口到天台山100公里。

从瑞安到天台山200公里。

从嵊州到天台山80公里。

从余姚到天台山大约150公里。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