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地产三哥

最近房地产行业的龙头，各有各的干法。

总结一下就是：

万科跟投再变阵

恒大亮相又还债

融创拿地加护盘

没有消息碧桂园

6月24日，中国恒大发布公告，已安排自有资金约136亿港元汇入债券还款账户，用以偿还今年6月28日到期的14.5亿美元债，以及所有境外美元债到期的应付利息近3亿美元，合计约17.5亿美元。

此前一天，全国政协常委、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参加了全国政协常委的集体活动：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

6月23日，万科董事会主席郁亮在其内部转型发展通气会上宣布，公司将全面加速“开发经营服务并重”的转型发展，为此将启动一系列组织和人事安排。更早之前，万科在利益分配机制上已经进行了调整：试图将员工跟投机制扩大到非开发业务板块上。

6月18日，融创中国主席孙宏斌再次出手护盘，这一次是带着兄弟们一起。融创中国行政总裁汪孟德也于同日增持28.9万股股票，斥资775万港元。与此同时，融创中国管理层近期也进行了现金行权，通过个人现金出资持有公司股票。

此外，今年1月份以来，融创总计拿地83宗，总成交金额达1227亿元，已经超过其去年全年的拿地总额。

碧桂园，除了对嘉宝服务收购后正常的人事变动，最近没有什么消息。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房地产行业终于“低到尘埃里”。

笔者想起了民国的一段历史。

一、大萧条中的荣氏申新

1934年7月4日，上海各报的头条新闻就四个字：

“申新搁浅”。

由荣宗敬、荣德生兄弟1915年创办的申新纺织公司，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民族企业，1925-1931年间，荣氏兄弟在借助自身经营管理的优势在棉纱市场竞争中兼并扩张，利用抵押贷款新增5个厂，1931年，申新有9个工厂，工人3万人左右。

其中，1928年夏，荣氏兄弟接盘了位于上海的东方纱厂，东方纱厂之前的业主是英国商号安利洋行，因经营不善连年亏损，定价175万两标售。荣氏“买下押入汇丰”，押款 200万银元，年息八厘（8%）①。

这就是申新七厂。

申新七厂以所获汇丰银行贷款作为运营资金投入生产，于1929年1月全部开工，打算用产品销售的利润分批偿还银行，这也是1925年之后荣氏的扩张之路。

这种负债扩充的经营方式使申新企业得到飞速发展，但其前提是工厂必须运转顺利，否则就会陷入难以为继的窘境。

1929年，欧美陷入大萧条。

1931年及其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申新品牌人钟42支纱“每包从325两跌到206两”，估计每个开工的纱厂平均 “每年要赔蚀资本的四分之一”。②并且产品质量越好，赔累愈多。

荣氏纺织企业处于空前的产销逆境，从极盛时期的高峰走向低谷。

雪上加霜的是，1930年，荣宗敬通过代理商在芝加哥交易所做小麦、棉花期货交易。此时经济危机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市场萧条，棉花、小麦价格暴跌。荣宗敬对行情判断出错，导致巨额亏损。1930-1931年两年亏损高达1000多万元。

1932年荣氏的申新九厂因迁建厂房，向英商麦加利银行（渣打银行）押借巨款，申新三厂也将全部厂产抵押于中国银行。

1933年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英、日等国于1931年秋开始相继放弃金本位，美国在1933年随之采取货币贬值的办法，6月美国国会通过《购银法案》，使得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银根紧缩。中国纺织业遭遇恐慌，纱布市价继续下跌，而荣氏的申新四厂不幸毁于火灾。1933年，申新各厂几乎抵押殆尽。

1934年，棉纱价格跌落到1912年的水平。3月，一向与申新公司来往密切的银钱业声言不再对其放款。

至6月底，荣氏申新公司资产共值6800万余元，而负债逾6300万元，按今天的算法，实业的资产负债率已经92.6%，举步维艰。

到期“应付500万元，银行方面已无物可押；十六家往来钱庄，谨防自己危险，不肯再放，危急存亡”，7月4日，申新宣布停业清理。③

7月4日当夜，上海棉纺、金融业大佬齐聚荣家商讨对策，最终决定由荣德生向南京政府求援，希望允许申新发行500万元的公司特别债券，由政府保息。

时任实业部长陈公博则以申新“无组织、无管理，必须尽快“清理债务、改换经营组织”为由，建议由政府提供300万营运资本接收申新，并公开在报纸上表示申新只有“收归国有”才有出路。

荣氏兄弟写信给蒋介石，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也写信斥责陈公博。

重压之下，陈公博终于在8月份建议“由荣氏本人大加整理”。

但此时的申新已经颓势难回。

1935年1月，上海市面竟然到了“几乎是无论出多大利息也借不到钱”的地步。④

1935年3月，申新公司九个厂已停其四。因不能按期归还本利，荣氏的申新七厂被汇丰银行拍卖，日本丰田纱厂以225万元竞得。

当时抵制日企风潮此起彼伏，此事经披露后群情激奋，申新工人不仅跑到南京政府请愿，还用高压水龙头将前来接收的汇丰和日企代表赶走，加上全国实业界集体支持荣家，最后拍卖被解除，汇丰将这笔贷款延期到1940年底再还清。

申新四厂经理李国伟后来总结：“由于过分追求发展，荣家企业一贯地追求借债来从事基建，扩大再生产。所以经营陷在高利贷的拖累之中，经济基础是不稳固的，遇到金融有变动或是市场不景气，便首先感到捉襟见肘、周转为难。”⑤

1933年，这一年，在荣宗敬60岁寿宴上，他豪情万丈地说：“如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此时，“面粉大王”、“棉纺大王”的称号早已传遍大江南北。

盛名之下，荣氏兄弟承受之重压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荣宗敬本人在申新七厂的拍卖危机中身心疲惫，最后得了重伤风，说话时涕泪横流、不能自已。

据统计，仅1931—1934年，荣氏纺织企业被政府抽税捐1500余万元。

到1935年时，申新公司每日所纳棉纱统税，约在2万元以上。当时国府一年的税收大约只有5-6亿元左右。

二、“小伙计”刘鸿生

1933年3月， 刘鸿生写信告诉儿子刘念仁：

“我敢说，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在经济方面没有一样能使我乐观。我们确实是在黑暗中摸索，并且丝毫不知道这个黑暗路程何时能够走完。为了在危机下挣扎，我不得不更加尽力来经营我的各项事业。”

1935年9月，他在给另一个儿子刘念孝的信中说：“居民购买力的低落，政府政策上的举棋不定，特别是财政政策的动摇不定，是使工商业达到今日地步的主要因素。……我现在感到最恐慌的是缺乏现金。我无法使我们的营业能提供我迫切需要的款项。企业的衰落，使到处都感到这种困难。”

在刘鸿记账房职员的记忆里，1932年以后刘鸿生经常不断地向银行告贷，华商银行的路子走不通时，又多次转向外商银行，如纽约花旗银行上海分行，联系借款，但结果均未能如愿。⑥

于是，社会上开始传闻刘鸿生企业即将倒闭，刘鸿生回忆说：

“那一年，我们差不多天天过‘年三十’，总有人来逼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的亲人也对我失去信心。”

无奈之下，他登门拜访宋子文，希望这位刚刚上任的中国银行董事长伸出援手。

宋子文问道:“你用什么作抵押呢？”

“我全部企业的股票！”刘鸿生回答。

宋子文说：“O.S.（即刘鸿生的名字）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了！”

蒙受了羞辱的刘鸿生绝望地回到家中，对儿子们说：“船沉之前，吃饱了米的老鼠总是先跑掉的。”、“我只不过作了宋的伙计而已。”⑦

刘鸿生（1888—1956），名克定，浙江定海人，生于上海。上海圣约翰大学肄业。当过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买办，后以经营开滦煤炭起家，相继投资于火柴、水泥、毛织、码头、搪瓷、航运、金融及保险等业，到1931年，刘家企业的资产总额达740余万元，刘鸿生被称为”火柴大王”和“煤炭大王”。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鸿生避难香港，蒋介石电邀他到重庆。1940年12月，蒋介石请刘鸿生和穆藕初吃饭，感谢刘鸿生牺牲上海价值一千多万元的企业，来后方办工厂。

蒋说：“只要你能提供机器设备和各种专业人才。你要钱就给钱，你要原料就给原料，这一点穆藕老可作证。”

刘表示：“我一定竭尽全力，保证完成委员长给我的任务。”⑧

后来的事实是。为了筹集办厂款项，他向财政部长孔祥熙求助，后者附加了四条苛刻条件：1、工厂必须在一年内开工，否则全部财产由财政部处理；2、开工后产品若为市场需要，以国货银行为主的官僚资本有优先投资权；3、董事长由宋子良担任；3、刘鸿生任总经理，副总经理由官僚资本集团派人出任，此人掌管企业的财权。

对此，刘鸿生无力抗拒。

解放后他写道：“我到了重庆之后，很快的就发现一条规律，所谓大后方的企业，事实上是由官僚资本控制的。我在重庆办的中国毛纺织厂、火柴原料厂及在兰州办的西北毛纺织厂，都有官僚资本投资。我原来在上海是大老板，到了重庆却成了小伙计。”⑦

三、从《江村经济》到《林家铺子》

1930年代的全球大萧条，不但影响了民族资本，也影响到了普通人的生活。

1936年费孝通先生首访苏南的吴江县开弦弓村,就是江村，在江村，原本可以依靠养蚕织丝弥补农业收入不足的江村农民，面临着生丝卖不上价钱的窘境，从而直接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费先生的总结是萧条的世界市场和快速发展的生产力冲击了江南农村的手工业。

我们今天回顾历史，看得更加清楚：

第一、生丝的消费下滑直接导致了价格下滑，1934年，纽约的生丝价格从1928年的5美元/磅降低到1.4美元/磅。

第二、美国实行的购银政策和通货膨胀政策也使中国蚕丝在美销量下滑。

当时的中国的货币政策“银本位”，《购银政策》导致银价大涨，中美汇率上涨, 从而影响了华丝在美国市场上的价格和销路。

第三、行业整体缺钱：经济萧条叠加美国《购银政策》，使中国国内存银大量外流,通货紧缩, 金融梗塞, 工商各界资金周转困难。而中国缫丝工业的发展有一个突出的特点, 即丝厂资金短缺, 尤其是在江浙一带包括上海, 绝大部分丝厂都是租赁而来。由于资金短缺, 每当茧汛来临、需要大量资金周转之际, 各丝厂纷纷向钱庄、银号及银行、洋行大量借款, 造成了丝厂资金几乎完全依赖于借贷, 甚至有的丝厂工人的工资亦需由钱庄代发的现象。1934年, 上海丝厂因资金缺乏而停业者达一半以上。⑨

第四，来自日本的竞争，当时中国生丝的最大竞争对手是日本，日本通过国内的货币政策和生丝产业补贴政策在国际竞争中优势明显。

现实的生活记载在茅盾先生的小说中。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战争前后的动乱生活。“一二八”后，茅盾曾经回到故乡嘉兴小住，《林家铺子》就是在那段时间创作的。

林老板是个市侩精明的商人，他开始守信，最终失信，跑路了。

就茅盾的交代来看，“林家铺子”早年经营状况尚好，对外有债务，也有债权，收支大体能平衡。

文中有一句话充分体现了林家铺子和林老板的状况：

“林老板，你是个好人。一点嗜好都没有，做生意很巴结认真。放在二十年前，你怕不发财吗?可是现在时势不回，捐税重开销大，生意冷清。”

但是这一年的新年快到了，却什么都卖不动，乡下人有限的钱要优先用于购买粮食；这导致九角洋钱一顶的洋伞都严重滞销，哪怕路过的乡下青年十分喜欢。“没有钱买”“钱不够”……

在这里，茅盾小说中的虚构和费孝通真实的江村调查，在逻辑上是严密对接的，受萧条影响的生丝产业，直接影响了申嘉湖地区农民的消费能力。

萧条，必然就传导给“林家铺子”。

他为什么会失败？

后来人总结：三座大山。

日本对华武装侵略，货物倾销，民众抵制东洋货，林家铺子的生意受到直接影响，这是帝国主义的影响。

当局以爱国为由，出台“封存东洋货”的政策，使林先生不得不去请商会会长出面，从中斡旋，“斋斋那些闲神野鬼”。他不得不将金项圈拿去兑换，给党部里送去大洋四百块。这才得到特许：“只要把东洋商标撕去了就行”。这是封建主义。

民间借贷的逾期和爆发只是这一切的结果和最后的引线。

原先曾经是相当富庶的江南农村及小市镇，呈现出一片萧条的凄惨景象。

在茅盾写下林家铺子之后，“国进民退”已成为国民政府经济形势的主旋律，“撤退”是民营企业在经济萧条与时局混乱之际的唯一选择，原本以民企占主导的烟草、面粉、粮食加工等领域皆被国营集团控股、接收。

到费孝通先生在江村调查的1936年，仅中国银行就控制15家纱厂，约占华商纱厂纱锭总数的13%。

在金融领域，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四大行”占全国164家银行实收资本的42%、资产总值的59%、发行钞票的78%，此后十多年继续高歌猛进。

到1947年已控制全国存放款总额的90%以上。⑩

几年之后就是公私合营，当时有两个大措施，一个是通过供销社统购统销，这控制了所有民营企业的原料；第二，控制民营的贷款。

这两个控制之后，除了倒闭或者公私合营，民营企业还有第三条路走吗？

最后

在1927-1937年所谓的“黄金十年”之前，民国商业格局有“南张北周”的称谓。

南方张謇，北方周学熙。

“南张北周”在尽量争取官府支持的同时,又竭力摆脱官府的羁绊, 以获得独立发展。

张謇到后来在工商业上逐渐退缩，把资本用于农场和盐场的兼并和投资，经营也陷入困顿。

民国13年 (1924年) , 张謇的大生纺织公司周转不灵，势将停止营业。所有银行、钱庄之债权人， 组织一个银团, 推举数人到南通清查账目；发见大生纺织公司之本身亏累数目，并不为多，而盐垦各公司挪用大生公司之款约在五百万元以上。⑪

状元实业家张謇说过：

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

周学熙依托于皖系和袁世凯起身，虽然是典型的官僚资本主义，但也做了很多实事。

周学熙是周馥之子，出身安徽东至县周家，2016年，中纪委点名称赞东至县周馥家族的家风：“六世书香、百年家风”。

1902年，周馥任山东巡抚，他考察青岛，学习西方的管理经验，开济南为商埠。

在此期间，他感时伤怀，写过一首诗，其中有：

谁人持算盘盘错，当局拈棋着着难。

最后，借郭德纲两句话结束本文吧：

十字街头，诸多光彩。

卖的卖，买的买。

哪有什么英雄竖子？

也无非风前雨后，摆摆摇摇，摇摇摆摆。

（正文完）

参考文献：

①　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第105页。

②　方显廷，《中国棉纺织业之危机》，《纺织周刊》第３卷第20期，1933年５月。

③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1896—1937）》上册，第408页。

④　阿瑟·恩·杨格，《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陈泽宪等译，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44页。

⑤　秦祖明，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与荣氏企业，经济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6期

⑥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29、33页。

⑦　刘鸿生，《为什么我拥护共产党》，《新闻日报》1956年10月4日。

⑧　钟祥财，夹缝中的民国企业家，世纪：2013,(03)

⑨　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页270, 1984年出版。

⑩　徐锋华，企业、政府、银行之间的利益纠葛———以1935年荣氏申新七厂被拍卖事件为中心，历史研究， 2011年第6期

⑪　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259页。

⑫　陈润，民国合伙人:荣氏兄弟的辉煌与苦难，创新时代，2013年10月20日

⑬　李平生，世界经济大危机与中国蚕丝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