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地产三哥

1992年年末，一篇题为《披荆斩棘，共赴未来》的文章相继被《海南开发报》和《中国青年报》刊登、转载，引起了很大反响。

作者署名有六人：冯仑、王功权、刘军、王启富、易小迪、潘石屹。

这也许是“万通六君子”第一次集体出现、为众人所知。

文章中写道：

“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向何处去，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肃课题。”

对于这个问题，当时小有成绩的万通六人是这么回答的：

“推动社会进步以报时代，创造财富以报人民，齐家敬业以报父母，利用所学知识在商品经济中锻炼自己，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改善自己的经济现状以报个人，这一切都体现在我们以企业组织的形式，从事商品经济实践的过程中。”

“我们的确找到一条很好的道路。”

这是他们的初心。

这也是92年初南巡讲话在这六个年轻人身上的映射和呼应。

市场经济的阳光照进理想主义的现实，个人奋斗方向和家国情怀从来没有像这时候一样，统一而协调。

这是一曲开始于80年代的歌，余音绕梁30年。

一、缘起而“聚义”

按照年龄排序，冯仑1959年，王功权1961年，潘石屹1963年，易小迪1964年，刘军1966年（存疑），王启富1968年。

他们是80年代末第一批闯海南的人；他们也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接受的大学教育、高等教育的人。

这三个前置条件，使他们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价值观上都有很多交集。

冯仑，1982年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中央党校法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学位。

王启富，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之后又到中国政法大学学法律。

易小迪，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专业研究生。

王功权，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管理系，后被分配到吉林省委宣传部，是宣传部培养的年轻后备干部。

刘军，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被分配在成都一个国营企业，听说海南有机会，没跟单位打招呼就南下了。

潘石屹，毕业于兰州培黎学校，当时是一所知名的石油中专学校，他是“万通六君子”中最后入伙的。

1991年9月13日，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公司（简称“农高投”）在海南正式成立，创始人为冯仑、王功权、刘军、王启富、易小迪和李宏（黎源）。为创办公司，六个人一共凑了3万多元，这些钱大都用在注册公司等前期费用上，拿到执照后只剩几百块钱，是一个典型的“皮包公司”。

半年后，易小迪找来了潘石屹，负责第一单房地产业务的销售， 冯仑在日后回忆：“他的销售才能在那个时候就显现了。”

在第一次界定合伙人利益关系时， 冯仑等人采用的是水泊梁山的模式：“座有序，利无别”。大家虽然职务有差别，但利益是平均分配的。

冯仑把他们的结合统称“梁山模式”，这就是后来的万通六君子。

成立之初，王功权是法人代表、总经理，冯仑和刘军是副董事长，王启富是办公室主任，易小迪则是总经理助理，潘石屹主管财务中心。

1992年，通过借资运作海口“九都别墅”项目，“农高投”赚得了第一桶金。

此后，“农高投”用这笔钱去操作“莲怡庐”等项目，不断在海口、三亚炒房炒地，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1993年1月18日，“农高投”增资扩股，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企业集团，即万通集团，主要股东除冯仑、王功权、刘军、王启富、易小迪，还有后来加入的潘石屹以及中国华诚财务公司、 海南省证券公司等法人股东，由冯仑担任董事长和法人代表。

通过这次改制，冯仑等人开始建立了财产基础上的合伙人关系。

冯仑提出一个观点：按照历史的过程来看，缺了谁都不行，每个人的作用都是百分之百：他在，就是百分之百；不在，就是零。

因此，六人在确定股权时采取了平均分配的办法：六人的话语权是平等的，万通成立了一个常务董事会，重大的决策都是六个人来定。

二、野蛮生长与分歧

按照潘石屹后来的说法：1993年，为了核实一个项目的审批情况，潘石屹以五斤橘子和一条香烟的代价获准查阅有关内部资料，他意外发现海口市在建人均住房面积已达50多平方米，而同期北京人均住房面积才7平方米。

凭着直觉，潘石屹意识到，“海南的房地产要出事了”，六人紧急抽身回京，从而精准的避开1993年6月23日开始的海南房地产的泡沫爆裂。

无论是因为他们的预判精准，或者预判只是众多离开海南炒房业务的原因之一，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海南炒房是六君子的第一桶金：

工商注册的数字是从1991年的3万，增加到1993年的8亿。

1993年6月，由万通集团投资并以定向募集方式发起组建了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实收资本金8亿元人民币， 成为北京最早成立的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大型股份制企业。同年，万通在北京开发了“新世界广场”项目。通过和香港利达行主席邓智仁的合作，万通新世界广场大获成功，卖到了当时市价的3倍。

万通新世界广场的成功，让大众开始关注万通，同时，也奠定了两个地产大佬冯仑和潘石屹的“江湖地位”。

1994年之前，六兄弟配合得很好，也协调得很好。

当时，六个人以海南为中心，分散在广西、广东附近等省份，经常见面。

当时他们确定了3条土规则：

第一，不许有第二经济来源；

第二，不转移资产，不办外国身份；

第三，凡是在公司生意上拿到的灰色收入统统交回公司，六个人共同控制这笔钱。

1994年起，万通开始了全国性的多元化投资和盲目扩张，进入地产、金融、商贸等多个领域。万通的业务开始分布到北京、上海、长春等地，六兄弟分布在不同省份，负责各地的业务。

虽然架构发生了变化， 但六个人仍然保持个人收益上的平均主义。

在“万通六君子”还没出现分歧的时候，兄弟几个曾去拜访万科老总王石，王石观点明确地认为：“冯仑几个虽然是热血青年，但是今后面临到利益冲突，一定会出问题。”

兄弟六人没把王石的提醒放在心上，甚至还很恼火，认为这低估了他们兄弟之间的情义。

后来的事实也如王石所说，出现了分歧。

六个人的管理地域和管理企业的情况不同，开常务董事会时，大家会互相认为对方的项目不好，由于实行的是一票否决制，大家很难达成统一。

当时潘石屹负责万通北京区域，北京分配的资源最多，慢慢的，各地开始绕过常务董事会，直接向潘石屹借钱，导致万通集团总部几乎成为多余，主要的业务和个人都在外地，谁拿到各地的具体项目，谁就是老板。

例如，1994年收购东北华联，六个人的意见并不统一，在冯仑和王功权的主导下，万通用 7000万元收购了，但之后的整合一直不顺利，成了一个费时、费力、费钱的乱摊子，最后赔了4000万元，冯仑和王功权的权威受到了挑战。

和其他民营企业不同的是， 六个人并不是直接在金钱上产生了矛盾， 而是首先在公司战略和企业管理上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

冯仑发现：“梁山模式”已经成为万通的致命伤，它导致了“奖惩考核不能正常进行，造成组织效率低下、是非多样性、苦乐不均，周边能人很恼火”，陷入了一种“前进无路，后退遗憾”的困局中。

但六个人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因为共同理想走到一起，又经历了重重考验，彼此间有着深厚的感情，都不想分开。兄弟情感又让他们左右为难。

冯仑曾回忆：“1994-1996年，几年里六个人没事就凑在一起讨论究竟应该怎么走，有的人难受得哭了。外人很难想象我们当时痛苦到什么程度。”

在《野蛮生长》一书中，冯仑写道：“那时我住在保利大厦1401房间，潘石屹住在楼下，我们很痛苦地讨论着，等待着，就像一家人哪个孩子都不敢先说分家， 谁先说谁就大逆不道。”

潘石屹也曾回忆：“我非常珍惜和怀念我们曾经一起创业的那段历史， 但每一个人都太有自己的主见了。”

在中国的商业社会里，能和平分手的例子不多。

关于六人的分手历史，只有冯仑和潘石屹公开讲述过。外人只能盲人摸象，看到的永远不是事实的全部。

诉说者有自己的情绪和立场，沉默的人也并不代表他们认可。

很多年以后，当潘石屹的 SOHO中国总部迁址与冯仑的总部万通中心比邻而居之后，即便只有一街之隔，潘石屹没有进过万通中心，冯仑也不曾拜访朝外SOHO。

事实与情绪纠缠在一起，到后来，也许当事人都会忘记了哪些是情绪，哪些是事实。

三、分家、分家以后

1992年，张欣在剑桥大学发展经济学就读。

她看到了在牛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的张维迎从国内带来的《披荆斩棘，共赴未来》这篇文章。

看到这篇文章后，她很有兴趣，张维迎就把张欣介绍给了冯仑。通过冯仑，张欣又认识了潘石屹，两人开始谈恋爱，1994年两人结婚。

从1992年开始，张欣先后在高盛集团和投行旅行家集团任职，负责中国直接投资项目。

张欣对问题的看法完全是西式的，她把西方商业社会成熟的合伙人之间处理纠纷的商业规则带给万通。

1995年，王功权去美国管理分公司，在美国吸收了很多商务、财务安排的方法以及产权划分的理论。

王功权和潘石屹都接受了西方更纯粹的商业方法，开始劝说冯仑。

冯仑后来去了一趟美国，见到了当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经济学博士的周其仁。冯仑讲了困扰自己已久的问题，周其仁讲了“退出机制”和“出价原则”，给冯仑以很大启发。

于是，六个人中的三个人接受了新的游戏规则。

回国后，冯仑提出“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虽然是商人方式，但冯仑等人只是对资产进行了大致的分割，并没有锱铢必较，还是保留了传统的兄弟情义。

那时，万通六君子定下的分家原则是“留下的人拥有的是资产和希望，离开的人拿走的是现金和希望”。

走的人把股份卖给没走的人，没走的人股份平均增加，把手中的某些资产支付给走的人。

1995年3月，六兄弟进行了第一次分手，王启富、潘石屹和易小迪选择离开；1998年，刘军选择离开；2003年，王功权选择离开，至此，万通完成了从六个人到一个人（冯仑）的转变。

冯仑回忆道：“最早潘石屹发给我们律师函，指出“不同意就起诉”时，我和功权特别别扭，像传统中国人一样认为那叫‘忒不给面子’。但越往后越成熟，最后我和功权分开时只请了田宇一个人，连律师费都省了，一手交支票，一手签字。”

分家之后，潘石屹和张欣创办了SOHO中国，2007年在港上市。

易小迪“拿着现金离开”，生意上也经历过巨大的挫折，后来他开创了阳光100集团，做房地产，2013年在港上市。

王启富先是在大连做国际贸易，后转做木地板，现为海帝木业（天津）有限公司董事长，也做投资。

刘军回了四川，据传从事农业产业的业务。

王功权负责万通国际，投身于风险投资，2003年正式离开万通之后，他先去IDG，后进了鼎晖，投资了不少知名项目。

冯仑留守万通集团，2006年万通星河获得先锋股份28.99%的股权，从而成为先锋股份第一大股东，2007年先锋股份更名为万通地产。通过借壳，冯仑终于完成了万通地产的整体上市，并于2007年底出任万通地产董事长。

四、现在，不是结束

冯仑被称为“地产思想家”，万通曾被称为中国地产界的“黄埔军校”。

2014年，冯仑在与王忆会的股权之争中败下阵来，失去了实控人的位置，淡出上市公司万通地产。

王启富喜欢骑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王启富的愿望。“我已经上过四个大学：哈工大、中国政法大学、北大汇丰商学院和长江商学院。今后我还打算去国外上学。”

骑自行车远行是王启富“行万里路”的一部分，他已经骑过了很多国家。在媒体有关万通六君子的报道中，曾把王启富誉为“勇者”。

王启富说：“我以为我的胆子最大”，但是，自从王功权“私奔”之后，“一看还是王功权的胆子最大。”

王功权80年代末坐过牢，2011年微博公告“私奔”，后来又回归家庭；2013年因为扰乱公共秩序身陷囹圄，旋即认罪，出狱。

王功权看过凡客的陈年写的自传体小说《归去来》，并认为这是他读过最好的商人写作。这是一个从童年讲起的人生故事，关于寻根、和解与重生。陈年说，自己写这本书时，大哭过好几场。

王功权看后也感动哭了，然后，他马上叫停了他作为合伙人的鼎晖对凡客的投资。

“书里是一个赤裸的陈年，渴望与众不同、接受挑战，这样的他，能带领一个企业持续稳健、甚至是枯燥理性的前进吗？”王功权很怀疑。

他是读书人，也是一个商人，就像这六个人中的其他人一样。

“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还是回到商场老老实实的赚钱。”风花雪月、塞北江南了一圈，王功权依然是个商人。

潘石屹的SOHO中国渐入佳境之后，出书了：《我用一生去寻找》；冯仑也出了书：《野蛮生长》。

冯仑曾经说：历史就是要委屈一些人，它让你死，你就死了，这就是历史的代价。

“万通六君子”的成长史可以说是中国几十年来民营企业与企业家的典型之一，他们见证、参与了中国商业秩序生态逐渐成长的过程。

在牟其中的商业理想国中上班的时候，在海南夜总会中被人用枪顶着头的时候，在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时候，在后来的潮起潮落之中，他们都没有“死”。

功成名就之后，他们的选择似乎和历史上的读书人都差不多：隐退，或者半隐。

不退有风险，全退太寂寞。

2021年这个8月，潘石屹、张欣的SOHO中国抛售给黑石的这桩商业交易正在被监管部门审查；易小迪的阳光100一笔两亿美元的债券违约；冯仑辟谣：被立案调查纯属诽谤。

很多信息告诉我们，这首八十年代的歌，绕梁三十余载，大概率要终篇了，这歌曲包含的远不止他们六个。

个人命运，只是时代歌曲中的一个音节、时代浪潮中的一片树叶。

（正文完）

参考文献（略）

补记：徐小凤唱过《顺流逆流》，很好听。

顺流逆流

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

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

每一串泪水

伴每一个梦想

不知不觉全溜走

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

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

每颗冷酷眼光

共每声友善笑声

默然一一尝透

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

几多辛酸也未放手

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

只跟心中意愿去走

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

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

每一串汗水

换每一个成就

从来得失我睇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