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洁 指导老师：刘楠

最大14岁，最小11岁，2021年5月1日，四名吴桥杂技学校孩子在成都商演期间集体出走，引发舆论关注。霸王条款、合同欺诈，每周只有两节文化课……媒体曝光更多细节。

为了解更多杂技少年生活，我们在网络社交平台寻找线索，私信留言。最后，杂技青年吴雨和张涵接受采访，讲述从训练到商演环节的故事。除了“排不完的演出”，他们还会被大龄杂技演员欺负，使唤洗衣服袜子。

杂技训练危险指数高，去年呼和浩特一杂技演员从8米高“生死轮”坠亡。而疫情影响杂技行业发展，“拿生命换工资”的杂技演员想逃离，却发现和社会脱节太久，自卑没文化，肌肉练变形，转行太难。

“杂技演员只能吃青春饭。一定年龄后身体没法进行高难度的动作”。

“失去童年失去学习教育的经历，长大后遗憾再也补不回来了”。

但愿这只是个例，杂技行业健康发展！

一、吴桥杂技少年出走惹争议：“血汗学校”潜藏黑色链条？

最大的14岁，最小的只有11岁，4名出走的杂技少年，全部来自偏远山区——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

2021年5月1日，河北吴桥职业技术教育中心4名学生在成都商演期间集体出走，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不给早饭吃、演砸了要做500个俯卧撑，孩子们“觉得委屈”，无法忍受经纪人的推搡辱骂，4个孩子决定集体出走，随着媒体的报道，更多细节让人唏嘘。

涉事学校自称公办身份，免费招生模式涉嫌非法用工，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据学生反映，学校训练强度大，在学校每周只有两节文化课。学校中途让商业演出，损害学生受教育的权利。

一名出走学生的妈妈对央广记者说，当时乡里招生的时候，是通过担任当地乡镇干部的担保人找到他们，说是政府的免费项目，包吃包住，封闭管理。学校每次只允许家长和孩子视频五分钟，孩子们在视频中常常以泪洗面。

5月11日，河北吴桥县委县政府已成立由主管副县长刘秀梅担任组长的联合调查组，对校企合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

目前，这4名来自贵州的杂技少年已全部由父母带回贵州家里。

然而，家长们心中忐忑不安的。按照之前和这所杂技学校签订的免费学员合同，他们将孩子带走，可能会因为合同违约，面临10万元的违约金。

这次少年出走事件将杂技演员训练问题带入公众视线。不只是4个孩子坎坷的遭遇，中国更多杂技少年的生存状态隐藏的问题，校企合作与商演潜伏的黑色链条值得关注。

二、难以承受的杂技青年：打骂是家常便饭 “排不完的演出”

为了了解更多杂技演员们的真实生活，大地传媒坊作者在抖音、微博、知乎、等社交平台，寻找杂技少年线索，私信留言，试图向他们了解真实状况，然而他们大多没有回音，或者拒绝采访。

我们注意到，有不少杂技演员都为这四个孩子的遭遇发声，有些已经退役转行，有些还在圈子里摸爬滚打，但是他们不愿陈述更多行业状况。

截至发稿，只有杂技少年吴雨和她的朋友张涵愿意和我们聊聊。“居然有人关注到我们这个群体，那我们要说出来！”与此同时，她们不愿公布姓名和图像。

吴雨今年21岁，老家在中部地区的一座小城，8岁时便来到北京学习杂技。“我爸爸觉得现在读书的人那么多，也不一定就读得出。

2008年，父母多方权衡，咬牙拿出一年一万五千元的学费，将吴雨送到北京杂技团学习杂技，希望她能学一门技术，将来好在社会上立足。

吴雨来北京一年后，父母实在放心不，干脆来到北京，做着绿化、保洁、保安之类的工作，离女儿更近一些。

杂技以奇、险著称，要求演员身体有超强的灵活度和柔韧度，演员要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练习，学员的初学年龄常在7-9岁，最大的也不过十三四岁。

很多学龄儿童还在家里玩耍时，学杂技的孩子每天要在练功房中度过。

早上6点，天蒙蒙亮甚至摸黑，吴雨就要起床跑步。吃过早饭之后，上午练习倒立，下午三点开始一直到晚上，练习打跟头等等其他技巧。中午空出来的那2个小时，用来学习文化课。

吴雨说，他们一般没有寒暑假，如果太长时间不去练习，很可能前功尽弃。

三年练习基本功，之后，吴雨开始进团商演。作为学员的她，每场演出只能拿到100元左右的工资。

她叹息，在团里每天有“排不完的演出”，排完了所有动作，团里还会要求练习新动作，以为节目创新做准备。有时候，动作做错，或者稍微犯懒，老师就会打骂他们。

“骂什么的都有，不知道为什么，教杂技的老师和普通的老师也不太一样，就特别怕他们。”说到这里，吴雨已经泣不成声。

有时候，实在受不了了，吴雨打电话和家里抱怨，那些“大姐姐”们还会录音告诉团长。这些姐姐们一般都是进团多年的青年演员。在杂技这样一个“师徒”关系大于“师生”关系的地方，小演员们经常被使唤去洗衣服、洗袜子、跑腿。“你要是让她们不高兴了，在练功上，她还会体罚你。”

“这没什么，肯定会有打骂的，杂技就是这样，和普通学校里肯定不一样。”

吴雨的朋友张涵在一旁说道。

张涵今年18岁，之前上的是河南濮阳一所公立杂技学校，学费全免。

“像吴雨这样专门想学杂技的人太少了，我们班更多的都是那种家里比较穷的，又不想读书，不会读书，爸妈给送来的，他们真的就像是卖给了团里一样。”张涵带着无奈的语调，补充道。

小雨和张涵是在跑演出的时候认识的。

张涵曾在河南濮阳一个公办的杂技学校，那时，上当地的水秀舞台是所有学员的梦想。她也曾离这个梦想很近，在水里摇曳的身姿所获得的掌声让她“眩晕”。然而，这是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眩晕——她怕水。显然，她不能成功。

杂技里的生活总是枯燥的，练功苦，工资低。疫情过后，两位年轻的生命终于忍不住了，都跑了出来，决定单干。

“鲁迅先生不是有句话嘛，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处处是危险。我们现在就是选择了自由。”就这样，两个“出逃”的年轻人联系到了一起。

三、混乱的杂技教育市场 “青春饭”后迷惘的未来

“杂技演员真的很不容易！小时候以为学了门手艺好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立足，结果长大了后才发现只能吃青春饭”。

最近几日，吴雨一直在关注四个杂技少年出逃的新闻，她注意到，杂技少年面临着一些类似的困境，比如训练中遭遇的打骂、教学不规范、学习时间少等。

逃跑的少年张某豪对央广记者说：“早上五点半起床，练到七点吃饭，八点练功。八点练到十一点，下去吃饭，下午一点练功，练到六点吃饭，休息到七点就练功去了。”他们周一到周六练杂技，只有周日学习文化课，但只学语文课。

吴雨说，自己所在的杂技学校，也存在和吴桥杂技少年类似的问题

“每天就只有两个小时可以学文化课，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就只学两门课——语文和数学，我们的文化课老师也都是一些兼职的大学生之类的，不是正规的老师。再说了，累了一天了，根本也学不进去。”吴雨如是说道。

在杂技学校，学生进去之后，便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难以承受的吴雨，很多次想退团转行。她自考了北京高校的在职大专文凭，却对自己转行失去信心。

“这个文凭也就放在那儿了，干我们这行的，和社会脱节太久，有时候很自卑自己没有文化，他们转行的做的大都是一些舞蹈老师、健身教练之类的，有些人肌肉还练变形了，身上也多少有些伤痛，要转行太难了。”

吴雨现在还在跑演出，随着年龄增大，她越来越迷惘。因为到了一定年龄后，身体和各个方面都没有办法进行高难度的演出动作。

“学杂技真的是要一条道走到黑。不是有句话吗，叫选择比努力重要，真的太对了。如果小的时候，拿同样的时间，杂技那么苦都挺过来了，拿这个精力去学点别的，或许就不一样了。”她感慨道。

现在的杂技少年，义务教育被市场利益裹挟。回顾历史，传统的杂技传承靠“拜师学艺”，徒弟住在师父家，师父包吃包住，徒弟要给师父打些零工。后来，为促进杂技传承，我国开始了杂技教育体制化的进程，现在的杂技教育与传统的方式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

有学者分析，杂技教育市场混乱，呈现出传统和现代相互交织的特点。一方面，它借鉴了现代教育体制。很多采用了职业类院校办学模式，按照中专学制进行，学生能获得一个正式文凭。但另一方面，教育中又保留了很多传统特色，如体罚学生、讲究师徒关系等等。仍有一些退役演员出来开办非正规培训班，学生吃住都在老师的培训班里，基本复刻了传统的拜师学艺模式，对这部分杂技班的监管就显得更为困难。

有专家指出，传统的“师徒关系”已经成为杂技艺术本身的一部分，现代这种批量式、阶段性的教学很难达到师徒模式的教学效果。

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杂技学校学习，很多学校甚至将扶贫和招生牢牢绑定在一起，明确不收学费，但是却要求孩子参加商演，签订合约，如果提前退学将面临巨额的违约追款。此次四名出走的孩子即是如此。

学校和杂技团合作招收贫困学生免学费培养，这样一种盈利模式，让杂技学校的“扶贫”行为也变了味。被送进去的孩子往往并不是真正热爱杂技，或是家长选择，或是被逼无奈。而在杂技学校，学习文化课时间有限，九年义务教育的课程都无法获得保障。

“每每想起好多时候都是后悔的。小时候练功经历的苦失去童年失去学习教育的经历，长大后都成为遗憾再也补不回来了”，有杂技少年在网上写到。

四、杂技成“夕阳产业”？行业衰落走向何方？

演员邢菲曾经学杂技，看到吴桥杂技少年出走的新闻，她在微博上写到：“我的小伙伴，从13米没有防护的高空下摔下来七窍流血，而我因为练功受伤现在颈椎不时阵痛，对生活和生活带来一定的困扰”.

杂技训练危险指数高，对身体健康危害大，就在2020年8月，呼和浩特一杂技演员从8米高”生死轮“坠亡，年仅28岁，在以往的表演中，“生死轮”一直是小稳十拿九稳的表演项目，现场竟然没有保护措施。

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影响到商业演出，极大地冲击了杂技行业。杂技，甚至被称为演艺行业中的“夕阳产业”。

“之前每年春晚都会有一个完整的杂技节目，今年就只有一个小片段了，杂技现在真是不行了。”吴雨有点灰心。

杂技作为一项传统的民间表演形式，在演唱会、电影等等现代演艺形式的强势冲击下，已经逐渐边缘化，加上其传承教育体系的混乱，已经出现了“后继无人”的局面，演员们恶劣的生存环境与整个行业的衰落形成了恶性循环。

吴雨描述：“团里的演出比以前少，工资都有些发不下来了”。

疫情之前，她的月工资有6000左右，团里包吃住。她一般都是节俭一些，自己一个月花2000左右，剩下的存起来或者寄回家里。高级一点的杂技演员，工资可能有1万元上下，场次多的话，也会有额外的津贴。

但吴雨认为，这个工资是演员们拿生命换来的。

吴雨记得，自己离团之前，团里要求她练习车技。“我骑着车，我肩膀上坐一个，她肩膀上再坐一个，还有人坐在我龙头的车把手上，一个车子要驮14个人。我当时实在是不想练了，我也不追求什么艺术。再加上工资也发不出来，我就离开了这个团。”

赶上疫情，吴雨转行失败，现在自己在外面跑演出。

有一些早些时候出来的演员手里有些演出的资源，会在群里发布演出信息，吴雨还有其他演员就可以看时间和报酬去参演。大小演出都有，有的是在剧场，有的是在景区，还有一些是婚宴、饭店之类的场合。

“还是继续努力吧，觉得自己还是有在上进就行了。”

提起未来，自嘲”打工人”的吴雨很迷茫。

“转行吧，总觉得学了这么多年，很可惜。杂技也是个吃青春饭的行业，趁着年轻再在这行混几年吧！”

（文中吴雨和张涵系化名）

作者介绍：刘洁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本期排版：涂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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