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头秃的“电车难题”：撞死5个人，还是撞死1个人？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中国建方舱医院，全国驰援武汉，从核酸检测到疫苗上市，都充分体现了中国速度。在救治的过程中，更是坚持人人平等，不分年龄、不问身份，让每个患者都能公平地享受到医疗资源。

但是，有的西方国家可就不一样了。像2020年4月的时候，英国医学协会竟然提出一个建议，说要放弃重症患者。因为呼吸机太短缺，所以有选择地放弃那些病情更严重的，把省下来的呼吸机让给其他生存机会更大的患者，能多救一个是一个。

很快，网上就兴起一波热议。支持的人认为：大局为重，牺牲一个人，就能多救几个人。也有很多人反驳，这和直接杀人又有什么区别？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道德伦理面前，孰是孰非？其实呢，这不是一个新鲜的无解难题。

1967年，英国哲学家菲利帕·福特曾经提出过一个思想实验。

说一辆电车在轨道上行驶，在它前面的轨道上被绑着五个人，可是电车刚好失控了，停不下来，眼看就要把这五个人给碾死。这时，你刚好站在电车轨道的操纵杆旁边，只要你拉下操纵杆，列车就会切换到备用轨道上去。可是呢，备用轨道上也有人被绑着，不过只有一个人。

那么问题来了，这操纵杆，你是拉，还是不拉呢？

这就是著名的“电车难题”。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电车难题》，是美国的哲学家托马斯·卡思卡特围绕着这个思想实验，虚构出来的一场审判。主人公达夫妮，选择了拉动操纵杆，救了五个人的命，可也让备用轨道上的法利先生被碾死了。因此，达夫妮以谋杀罪的罪名被提起公诉。

这一起公诉案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民意法庭选出了陪审团，除此之外，全民都可以了解庭审情况，并自由地表达意见。

1. 陪审团的立场：简单的算术题

陪审团里，有一个陪审员是医疗政策分析员。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达夫妮没有更好的选择。

虽然法利先生死了，可是另外五个人却也因此活了下来。这就像政府在医疗改革的时候，特别注重预防性医疗，也就是疫苗、体检这些。这么做，可以让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大的用处，给更多的人带来好处，而不是花大量的财力物力，只为了让少数得了重病的人能多活几天。

所以，这起电车案也好，医改方案也好，虽然会给少数的人带来不太好的后果，却能分配有限的资源，让整个社会的效益实现最大化。

大部分被采访到的民众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觉得达夫妮的行为没错。这不，只要做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就明白了：五大于一，五个人的生命显然比一个人的生死更重要。

这些认为达夫妮无罪的人，背后有着相同的逻辑：功利主义。

这是十九世纪英国伦理学家边沁提出来的理论，说“一个行为正不正确，完全取决于它造成的后果。而我们的行为准则，应该是要让最多数的人得到最大的幸福。”

也就是说，我们要对一个行为做出判断，就是要看它能不能带来幸福的最大化。

2. 检察官定罪的依据：个体的权利和自由

面对一些陪审员抛出的功利主义观点，检察官不为所动。在他看来，达夫妮有罪，而且罪无可恕。为了更好地阐释自己的观点，他举了另一个案子的判决来做类比。

在那个案子里，一个外科医生把一个伤得并不重的年轻人当成了活体器官库，把他的器官全部都给移植到五个重伤的人身上了。最后，这五个重伤的人活了下来，年轻人因为失去了太多的器官，死了。庭审的时候，这个医生为自己辩解：“一个病人死亡，总比五名病人死亡要好。”可是，陪审团却不认，判定这个医生犯了一级谋杀罪。

检察官提出，达夫妮也应该和外科医生一样，被判定为谋杀。谋杀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主观故意，一个是能预见到会造成死亡的后果；不管是达夫妮还是外科医生，都满足了这两个条件。

他们之所以犯下谋杀罪，也没有什么逼不得已的理由，只是因为觉得，五个人的生命比一个人的生命更重要。可是，他们都忘记了，被害者也是个人，他也有生命权；而那五个获救的人，也没有被挽救的特权。

生死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尊重，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侵犯别人的权利和自由。当达夫妮拉下操纵杆，当外科医生对年轻人开膛破肚，其实他们都是在擅自扮演了上帝的角色，可又有谁赋予了他们这个权利，去决定别人的生死呢？

最后，检察官指出：“如果我们允许个人在生死的问题上，作出牺牲某些公民、偏向其他公民的决定，那么将是一个危险的先例。”

3. 辩方律师的反驳：双效原则

达夫妮的律师认为这两起案件的可比性不大。为了说明这一点，她也采用了一样的论证方法，引用了之前的两起案件判决。

其中一起是这样的。一个叫克拉拉的人在乘坐电车的时候，司机突然昏迷了。眼看电车就要迎面撞上前面的五个人，她马上把车转了个方向，上了另一条轨道，但也因此还是撞死了一个人。当时，有89%的陪审员都认为克拉拉无罪。

而在另一起案件里，一个叫弗兰克的人站在天桥上，看见下面有一辆失控的电车，马上就要撞到轨道上的五个人。于是，她情急之下，把站在旁边的一个胖子给推了下去，挡住了电车，把那五个人给救了。但是那个胖子，可想而知，被电车撞死了。而这一次，只有11%的陪审员认为弗兰克无罪。

为什么在这两个案件里，陪审团里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呢？

有个别陪审员提出，克拉拉的行为是避开原来轨道上面的五个人，而不是为了杀死后来的那个人，所以她的行为本身是善意的，只是带来了一个不好的副作用。但是弗兰克就不一样了，她是带着主观上的故意，把一个无辜的人推了下去，虽然是为了带来好的结果，但是采取的手段很恶劣。

托马斯·阿奎那曾经提出过一个“双效原则”，就是说，一个行为可能同时好和坏两种结果。怎么判断这种行为应不应该呢？就是“我们允许一个好的行为存在不良的副作用，但是绝不能用坏的手段来达成好的结果。”这就是克拉拉和弗兰克之间的不同之处。

还有几个陪审员则是从他们有没有直接对受害人造成危险来判断的。因为克拉拉只是转动了电车的方向盘，转移了危险；导致法利先生死亡的是电车，不是克拉拉。可弗兰克却直接碰到了胖子，把他推下桥，这是在创造新的危险；导致这个胖子死亡的，正是弗兰克本人。

讲到这里，辩方律师总结道，检察官的论证不严谨，类比过程是错误的。很显然，外科医生的案子和弗兰克的案子更类似，都是用坏的手段来达成好的结果，对受害人造成了直接的危险。所以，陪审团在判决中才会一致认为，这两个人都有罪。

而达夫妮的案子，则和克拉拉的案子更类似，都是好的行为却造成了一些不好的结果，没有直接创造新的危险。所以达夫妮也应该像克拉拉一样，被判定无罪。

3.普通人的“黄金定律”

普通人在做出道德判断的时候，往往会运用一条“黄金定律”。

所谓黄金定律，就是“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应当怎样对待别人。”这也是大多数宗教所倡导的价值观。可是，在达夫妮的案件里，黄金定律却让人陷入到矛盾当中。

因为整个事件里涉及的有三方：一方是被救的五个人，是受益者；一方是法利先生，是受害者；最后一方是达夫妮，算不上受益，也算不上受害，当然如果她被判刑了，那其实就受害了。

所以，我们把自己代入三方中的某一方，就会有下面三种情况。第一种，如果我们是得救的五个人之一，当然是希望达夫妮扳动道岔。第二种，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达夫妮，当然是希望自己被判无罪。这两种情况的结论是一致的。

可是第三种，如果我们是法利先生呢，我们会愿意牺牲自己来救其他五个人吗？更直观地说，如果是你被绑在备用轨道上，而且离操纵杆很近，这时，你会为了救轨道上的五个人而拉动操纵杆吗？

一个男性市民说了，如果真的只有牺牲自己，才能救五个人的性命，那么从道德上来说，他应该去做。

因为我们不想让自己受苦，也不应该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受苦。对于别人所受的苦，我们是负有道德责任的。但是，应不应该和会不会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现实中，自己是不是真的会拉动操纵杆，那就不确定了。

可是另一个女性市民却不同意。她引用了哲学家尼采的观点，说“自然的价值观不是善与恶，而是健康和孱弱，而黄金定律却造就了一个懦夫文化。在黄金定律下，弱者定义了善与恶，当自己既不想被强者主宰，又无法战胜强者时，就会认为强者所代表的是一种恶。”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套，只是弱者不想被强者欺负，创造出来的说辞。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自然界压根就没有这个概念！

既然没有善恶的概念，那么怎么做才算是对的呢？就看符不符合自己的利益了。

如果是为了救别人，牺牲一个陌生人，那也就算了，因为不管谁死，都与我无关。可要是牺牲自己去救别人？别扯淡了。而且不光是自己，自己的家人、朋友，只要是亲近的人、熟悉的人，都不应该被牺牲。

无私不是没有条件的，我们可能愿意在某些情况下做一个无私的人，但是首先得看自己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推荐阅读：

关于《电车难题》这本书的结尾，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

那么，我们从这本书中究竟获得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一起虚构的案件，也了解了功利主义、个人权利理论、双效原则、道德直觉、神经科学理论和黄金定律这六种不同的观点。虽然结局是开放性的，但是就算真的有结局，难道那就一定是正确的了吗？

未必。我们从这本书里得到的，不是一个确定的结论，而是主动思考，多维度、批判性地看待问题的能力。

面对社会复杂的现象和道德困境，我们需要不断增强自己批判性思维能力，拓展思考的宽度和深度，只有这样才能减少经验和潜意识对我们的影响，才能更加趋于理性。

编辑|凉山

排版|凉山

路上读书：全球名校博士30分钟精读一本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