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的船（下）

———精彩继续——

事实上，华为是近10年才被公众所熟知，早期一直默默无闻。

2000年为了考托福，我去上夜校，几次遇到同一个小姐姐坐我旁边。

后来，她说：“咱俩这么有缘啊，认识一下呗....”

递过来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华为采购部”，她接着说：

“我看你每次都来得比较早，以后你帮占位，我就坐你旁边好吗？”

我言辞犀利地拒绝了她：

“我最讨厌别人霸座位了，想坐好位置，你可以来早点！”

这其实只是说辞，主要是因为我根本没听说过华为这个名字，那时主动递名片的，不是搞推销的，就是搞传销的。

大概多数人和我一样，那时除了通信行业的人，很少人知道还有华为这样一家神奇的公司，直到华为开始做手机，任正非以及华为才广为人知。

任正非是个专注的人，他始终坚持应该扎根于通信行业。

华为内部曾多次有人提议进军房地产，他都极力喝止：

“华为坚决不做房地产，谁再提，谁下岗！”

类似的话，董明珠也说过：“大家发现炒房那么容易，谁还来做实业？”

只是董明珠刚说完没多久，格力集团就成立了地产公司。

任正非一开始对手机也非常排斥，直到3G网络的出现。

2002年10月，华为3G项目组的张利华意识到，中国将迎来一次“手机革命”，华为如果错失这个机会就太可惜了。

于是她借一次研讨会，斗胆向任正非建议，结果任总大发雷霆，拍着桌子说：

“这事儿以前早有定论，怎么还提！”，会场寂静一片，张利华觉得捅了窟窿，做好了离职的准备。

然而，2个月后，张利华突然接到通知，要召开手机立项会，让她做份汇报材料。

会上张利华一边小心翼翼地做汇报，一边偷瞄着任正非，任总表情平和，听完汇报后，对财务副总裁纪平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纪平，拿出10个亿做手机。”

第二句：“中兴都没做成，我们要不一样，成立独立的终端公司来做。”

一个开天辟地的决定，就这两句话就搞定了。

当然在这之前，郑宝用和徐直军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任正非最终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你说“专注”和“固执”到底有什么区别吗？估计没人能说清，就像没人能说清“灵活”和“多变”的区别。

那些做成大事的人，似乎总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恰如其分地寻找到一个平衡点，而我们也只能以后视镜的方式来进行解读。

任正非这种专注下的宕开一笔，直接把余承东送上了历史舞台。

余承东，安徽人，93年加入华为，后来是无线事业部的老大，只是这个事业部主要拓展海外业务，所以在从事手机前，外部人很少听过余承东的名字。

但是这哥们带领的无线事业部，曾横扫欧洲，助力无线产品收入跃居世界第二，逼近爱立信，余承东也因此深得任正非的赏识。

余承东属于那种神经粗壮的人，大大咧咧，敢想、敢说，敢干，脸皮厚。

据说，他刚刚加入华为时，就拿别人的座机给任正非打电话：

“老板，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叫CDMA......”

任正非没建议他去看病，而是让总裁办的人打电话回去，问问这人是谁。

这世界上总有些事情无法用道理解释，都是大胆越级向领导提建议，被认可了，就是群策群力，就是勇于谏言。

如果被建议去看病，那就是不安心本职工作，好高骛远......

没人知道这其中的边界在哪里，我们只知道风险与收益并存。

也许正是余承东的大胆，才会让任正非觉得他是做手机的最佳人选。

事实上，当任正非决定做手机之后，这就成了他的一块心病，2003年，华为研发出自己的第一款手机，名叫D208，开模模具只花了区区26.8万元。

当任正非拿到样机时，仰天长叹，然后猛把手机摔到了地上：

“这什么破玩意啊，丢华为的人！”

在前8年的时间里，华为手机一直很鸡肋，主要依靠和通信行业的关系，做一些定制功能机和低端品类，利润薄、没前途。

这显然违背了任正非“做就做好”的理念，他曾一度想把手机事业部卖掉，后来报价方给的钱太少，任总一气之下不卖了，决定来个背水一战。

只是重症需猛药，这种僵局必须要找个能折腾的人，这时在无线事业部立下赫赫战功的余承东便成为了首选。

管理者和员工在认知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很多员工如果手头工作没有做好，会觉得是这项工作不适合自己：

“我明明学的是法律，你让我去做市场？”

然而，在管理者眼里，无论你现在手头上工作做是什么，只有做得出色，才有可能把你放到更重要的位置。

因为但凡通透一点的管理者都明白，把事情做好的底层规律是一样的。

这大概也是任正非启用余承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个任命在当时引来不少争议，很多人认为余承东没有一点做手机的经验，靠谱吗？

然而，余承东却用实际行动告诉这些人——就是不靠谱，咋滴了？

余承东一上来就直接砍掉了很多低端机和功能定制机，想走智能高端路线，这不仅引起内部很多人的反对，也得罪了不少电信运营商，在欧洲，15家运营商中有14家中止了跟华为的合作。

2012年，年底盘账，华主手机业务从原来的1.5亿台，直接降到1.2亿台。

这让余承东在内部遭受更猛烈的非议：

你是来救火的，还是来放火的?

那年，华为年终奖总额125亿元，所有事业部的总裁看到账户那串长长的数字，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而余承东年终奖一栏却异常的干净，只有一个丰满的数字：0。

不懂手机的余承东，在手机研发的道路上也很坎坷。

他主导研发的第一款手机叫Ascend P1，对标的是小米M1，虽然性能不如小米，但是价格却高出400多元。

更要命的是，Ascend这个单词没人能叫的准，以至于线下店员向顾客介绍时，直接忽略这个单词：

“这是我们的新智能手机，叫P1。”

很多顾客一脸错愕的反问：“啥，你们的手机叫P !?”

结果，Ascend P1的销售量还不到100万台，惨败告终。

随后，余承东又推出一款Ascend D1手机，这款，加载缓慢，用一会就发热，除了能在冬天当暖手宝外，用户体验极差。

据说任正非因此龙颜大怒，在一次会议上，他把这款手机直接摔在余承东的脸上，手机被弹出去很远......

余承东看起来是要玩完啊，几个终端业务部的元老也伺机而动，搞了一场“倒余运动”，向余承东公开发难。

关键时刻，任正非站在了余承东这一边，说：“余承东代表了我，不支持他，就是不支持我。”

拿到尚方宝剑后，余承东乘势而为，把“倒余派”一一调离，换上自己用得顺手的人。

就这一点来看，任正非道法颇高，摔脸归摔脸，但对余承东的支持不遗余力，所有要求，几乎都给与满足了。

这种做法的潜台词就是：

所有障碍我都给你扫清了，倘若再做不好，看你还能说什么。

余承东也深领其意，于是纳下军令状：“销量一年翻三倍，否则下课。”

在这个背景下，余承东倾注所有资源孤注一掷，把宝押在华为P6手上，成了扬名立万，败了回家种田。

为了摆脱华为手机的直男形象，余承东将三星中国区品牌部的杨柘挖了过来，“美是一种态度”、“爵士人生”、“似水流年”这些文艺范儿广告语，就出自杨拓的手笔。

在研发方面，更是打光了所有的子弹，近千名研发人员不分昼夜地连轴转。

据说当时上海研发中心旁边以前是新陆火葬场，在这附近上夜班的人，经常提心吊胆。

自从华为上海研发中心来这里以后，午夜时分还灯火通明，人进人出，附近的打工人都多了一份安全感。

最后，P6销量一举突破400万台，此后余承东又乘胜追击，陆续推出P6S、P7等产品，每款都大卖，P7销量更是达到了700万台。

此时的余承东一扫阴霾，扬眉吐气，在社交媒体上也会发表一些惊人的言论，被大众称为余大嘴。

他怼过雷军，怼过罗永浩，和国外品牌更是不共戴天，余大嘴曾多次扬言，要“灭掉三星，打死苹果”，低调的任正非还专门发邮件强调不要这么说，谁再说，就重罚：

“发现一次，罚100元！”

我估算了一下余承东的收入，余额很充足，一年能讲几十万次。

所以，豪横是需要资本的。

华为智能手机，2019年市场份额38.5%，排名第一，消费者业务（主要是手机）营收4673亿元，占华为总营收的54%，这些都是余承东的资本。

当你有了这些资本后，整个世界都会对你和颜悦色，你所有的特质，哪怕是曾经的缺点，也会变得耀眼夺目，被众人称道。

更重要的是，你和老板变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你也能获得更多的支持，有些是物质上，有些是精神上的。

任正非后来告诉余承东，自己的家人也开始用华为手机了。

众所周知，任正非家人以前是用苹果的，因此余承东听到这句话后，欣喜若狂，逢人便讲：

任总的家人现在也用华为手机了，真的！

如果你略有一点商业常识，就会发现，当下很多炙手可热的公司，并不是在“创造额外价值”，而是在“截胡内部利益”，蛋糕没有被做大，他们只是在切分原有的资源。

显然华为不在这些公司之列，华为是一家名副其实的技术实业公司。

华为的研发人员占比为45%，去年研发费用突破1000亿，占销售收入比重为14%，在欧盟发布的2018年工业研发投资排名中，华为位居全球第五，比因特尔、苹果还高。

国际专利申请件数，几年来华为也都位列全球第一，其中在2019年，华为5G通讯SEPs（标准必要专利）件数占全球的15%，妥妥的一哥。

华为通过三十年，对技术不懈追求，换回如今的江湖地位，这大概也是世人对华为钦佩的原因。

我不是在给华为唱赞歌，华为也许并不算完美，但是如果中国能多有几个这样的公司，“实业兴邦”四个字才真正有所依托。

当然，这篇文章也不是在吹捧任正非以及华为的管理者，我更想让大家看到他们真实的一面，他们像普通人一样拥有喜怒哀乐，一样拥有亮点和瑕疵。

任正非说自己提了一桶浆糊，粘住了18万人，而吴春波有更文艺的说法，他说任正非建造了一艘大船，载着十几万人，总能驶过惊涛骇浪。

倘若如此，驾驶舱内的船长、舵手和大副更容易被我们看见，但是那些拼命划桨的水手，同样值得被记住。

有一项统计，华为只有30%的员工可以在零点前入睡，22%的员工体脂率超标。

2006年，一位叫做胡新宇猝死在工作岗位上；

2014年，华为海思42岁的开发部部长王劲猝死；

2016年，41岁的华为员工魏延政癌症去世;

2017年，22个月没有休过假的员工齐智勇过劳死。

这些人的故事没有过多的出现在公众媒体中，他们只留下了名字。

华为员工在开拓海外业务时，也付出过沉重的代价：

2002年，埃及航空飞机撞山坠毁，华为员工吕晓峰死里逃生；

驻喀麦隆的产品经理刘胜，却没有那么幸运，2007年5月，在肯尼亚航空公司空难中遇难；

2009年6月，法航空难，27岁员工禚佳春遇难，他刚结婚不久；

2014年10月，马航空难，两位华为员工遇难，一位是无线解决方案部的梁旭阳，一位是马来投标中心的田军伟。

除了这些灾难性事件，华为员工更多面对的是苦逼的日常：

永无止境的加班、长期无休的漂泊、昼夜不分的会议、聚少离多的家庭，严苛无情的考核......

这些大概只有华为员工和家属才能体会。

你可能会说，他们都是奔着高收入去的，确实如此，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追求个体和家人的幸福，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

关键是，还能有这样一家公司，不需要你拥有特殊背景，只需付出努力和知识，也能获得丰厚的回报，这大概就是华为的终极密码。

也许在华为员工的心目中，这已经不仅仅是任正非的船，更是“我们的船”，仅此一点，就是多数企业无法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