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在人们心中是怎样的存在？

我们对图书很熟悉，但对图书的了解未必到位。以下为百度百科定义：“图书是人类用来记录一切成就的主要工具，也是人类交融感情、取得知识、传承经验的重要媒介，对人类文明的开展贡献至钜”。

没错，图书只是工具，它是文字的载体，而文字是知识的载体。这个工具从约3300年前的商朝甲骨开始，历经竹简、绢帛、纸张等，直到今天的数字技术和电子设备，一直在变化。

文字的出现标志文明的开端，而文字的传播载体——图书，随着历史的脚步也在前行，可以说整个文明史在图书发展史中可见一斑，同时图书也早已在岁月的沉淀中，被认为是抽象知识的具体化身。

正因如此，古今中外，人们对于图书总是给予最高的肯定与特别的关怀。当然，有关注就有思考和困惑，人们对读书有诸多困惑 ，打开知乎搜索读书，总是有人问读书有什么意义？读书有用吗？

宋朝人汪洙在《神童诗》中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讲的是读而优则仕为正途。另一位宋朝人赵恒在《劝学诗》中说：“书中自有黄金屋和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勤向窗前读六经”。这两句广为流传的诗句都出自宋朝，不是偶然而是事出有因，这与一个人有关。

这个人就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唐朝末年，藩镇割据、烽烟四起。赵匡胤陈桥兵变后建立宋朝做老板，之后又各个击破统一全国（除燕云十六州）。赵匡胤爱读书，常常手不释卷。史书记载他每带兵打仗得胜归来，别的将领都是抢夺金银珠宝等战利品，唯独赵匡胤抢书（其实也没人跟他抢），整箱的拉回家中。

因这个缘故，赵匡胤对读书人阶层（古代称士人）颇为重视，并以身作则号召全体官员读书。宋朝第二任皇帝赵光义也是书虫，还发明了成语“开卷有益”，（出自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文儒》：“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

史学家称宋朝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也正是这种人文情怀深得人心。文天祥抗击蒙古被捕，元朝为了笼络士人阶层想招降他，然而这位读书人的铁骨铮铮令忽必烈为之动容，再之后的崖山海战，十万军民跳海为宋朝殉国。

放眼望去整个中国历史，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统一和治理，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读书都是十分重视，因为读书有用。

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各种学说百花齐放，各诸侯国为了自强，相继开始变法，而变法则以学说为理论依据，执行人物即是学习、参透各种学说的集大成者，比如商鞅、吴起、李悝，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是通过读书登上历史舞台。

秦汉时期中国开始大一统，为了统一思想、教化民众，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重用董仲舒等儒学代表人物，自此儒家成为中国历代正统思想，国家推行、百姓学习，一直影响到现在。

到了隋唐时期，科举制度逐渐完善，国家正式通过读书、考试选拔人才，这项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结束。

时至今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教育资源一直在不断完善，文盲率由建国初期的80%下降到现在的2%左右。正所谓“易代修史，盛世修书”，文化事业向来都是一件耗资巨大的工程，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是做不到的（比如永乐盛世的《永乐大典》、康乾盛世的《四库全书》）。现在国家每年出版图书50万种以上，且逐年递增。

然而国人的阅读习惯似乎还没跟上经济的步伐，据媒体2018年报道，各国的年人均读书量犹太民族（主要有以色列、美国、德国等）最多为64本，邻居日本为40本，中国为5本。国人认为读书只是学生的事，认为读书对工作帮助不大。

国人的阅读现状和观念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

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为清政府设立的京师图书馆）设立于1909年，而设立的一个重要外因就是，敦煌的国宝级经卷被外国人劫掠后，清政府将剩余的残卷运往北京保管。同时代的日本国立图书馆设立于1872年，美国国会图书馆设立于1800年。

经历百年战乱后的中国，国家工业落后、百姓生活困苦，这些年国家在谋求经济发展，百姓也为生计四处奔波。

值得欣慰的是，国人的阅读习惯正在养成，国家也从顶层设计着手推进“全民阅读”，一系列“书香中国”的活动如火如荼的展开，2016年“全民阅读促进委员会”在京成立。

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下一代教育的重视、对文化生活需求的凸显。读书——这项被束之高阁的生活方式，除了应付考试的功利作用之外，其增长见识、促进思考、陶冶情操、提升认知、学以致用的作用正逐渐被人们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