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越：本周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COP26并未传来好消息，实现标志性的1.5摄氏度似乎仍然无期，各国承诺完成减排的时间表差强人意。

文 |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何越

在当前的气候变化campaign中，无论是减排、减少使用化石燃料（Fossil Fuel，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天然资源）还是发明新能源等措施，其最终目标就是控制温度上升。

曾经的标准是将暖化目标定在不超过2摄氏度，此建议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在1975年提出。联合国在2010年宣布此为官方政策。

2015年12月通过的《巴黎协定》提出更高的要求，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

不过本周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并未传来好消息，在这次大会上，它们需要就修订和监测其气候承诺的频率商定共同的时间框架。基本上，《巴黎协定》设定了最终目标，将变暖限制在2摄氏度以下（理想情况下为1.5摄氏度），但格拉斯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后机会。但COP26并未比《巴黎协定》看起来更乐观，所谓的“最后机会”，似乎还不是慌张的理由。

为何实现降低1.5摄氏度那么难？

01

缺乏中央政府的国际社会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自己生活在文明与现代社会，但从国际关系角度看，国际社会的现状不过是部落水平。以前国家间的战争是常态，说打就打；在美国治下的国际社会，战争减少，开始出现联合国与其他国际机构，但因为缺乏国际间民主政治，联合国往往是个摆设。遇上处理全球公共产品的问题，如抗疫，世界卫生组织权威有限；气候变暖的问题也一样，COP也只能起到协商与协调的作用。

02

民主政治令人民舆论高于国家利益

领军气候变暖的国家，至今仍然是西方国家。西方政府是人民选出的政府，需要执行与满足人民的最大意愿。当人民对气候变化不在乎时，政府不会主动去解决环境问题。这就是西方政治的一大弊病，即只追随人民利益（或者说舆论需要），而非国家利益。而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并非总是重叠，如脱欧。又如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并在新冠疫情期间将经济建设列为头等大事，而非控制疫情。西方政府在气候变化方面受到的最大压力，来自于瑞典青少年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也许是社交媒体的出现帮了大忙，她成了全西方呼吁应对气候变化的标志人物。2020年，她在布里斯托尔领导了游行活动，这样的近距离，令我家两个孩子直接感受到了她带来的社会浪潮。现在，英国人民与媒体要求政府解决气候变化的热情高涨，英国的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重合了。拜登上台后，也重新回到了 COP中。

03

难以解决的公平问题

气候变暖，是工业化时代制造出来的百年历史问题，以这个源头切入，英美等西方国家是最早的环境污染者。而因为发达国家愿意集资1000亿美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补贴，现在已经很少有关于谁是气温升高罪魁祸首的争论了。不过这本该到2020年就完成的1000亿美元经济承诺，一直悬而未决，现在要推到2023年。

04

中美竞争

气候变化是一个政治问题。此次中国与俄罗斯领导人均未出席COP26，原因不得而知。如何定位中国是个难题。中国是需要接受补助的发展中国家吗？好像不是，因为中国目前是全球经济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敢于和美国叫板。中国是目前最大的排放国，不出席是否代表不是个负责的大国？好像也不是，因为中国一直志在营造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形象。从前美英是最大排放国，中国成为现今最大的排放国，除了人口众多，另一个原因是其世界工厂的地位，即承担了制造西方国家消费品的排放量。

05

搭便车（free-rider）

这是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曼瑟尔•奥尔森于1965年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所提出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气候变化中，哪个政府国内舆论压力最大，哪个政府就会多努力，多出钱。至于做与不做政府都没有下台隐患的国家，很容易采取搭便车的态度。

06

西方民众行动还未跟上

虽然有了意识，但大众行动还未跟上，因为要改变的是全方位的生活习惯。英国目前给大众的指引是：少坐/不坐飞机，以步行与自行车取代小汽车，或者改用电动汽车，购买节能产品（如灯泡、洗衣机等），更换家庭煤气加热系统等。孩子们的意识来自于学校，几个月前，我11岁的大孩子宣布为了保护环境，她以后不吃肉。目前她只吃鸡肉，其他肉类不再碰了。COP26大会期间，我在脸书和推特上发了个帖子：“与中国人相比，英国人花好多钱在娱乐产品上，而且随手就扔。为何无人呼吁西方国家减少购买消费品？因为政客担心失去选票，不敢讲；媒体担心失去读者，也不讲；商人更加不讲，因为消费品是他们的利润来源。”这个帖子，唯一的点赞来自于我的台湾邻居，平时那些爱给我点赞的英国朋友，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