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这个民族是矛盾的，它学习了中国的道儒佛之学保守却又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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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与刀》这本书是在二战时期所写，但是对日本这个民族的描述还是很深刻的，毕竟一个民族的国民性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形成最终成为根深蒂固很难改变的东西。作者本尼迪克特，鲁思·本尼迪克特，美国女人类学家，文化心理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对于日本的评价是日本文化有双重性，就像菊花与刀。菊花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日本人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保守而又求新。

在书中有提到日本人的“义理”，“义理”的规则是不可避免的报答规则，它们并不是一系列道德性规则，当一个人迫于“义理”时，人们就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可能会不得不践踏自己的正义感，但这并不是要求一个人出于内心的自发的宽宏大度，也可以说，是人们的言论使得遵循“义理”变得如此必要。这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难理解，它常常和日本人的“负恩感”结合起来，当日本人说“我得到某人的恩”时，这就意味着“我对某人负有义务的重担”。当每一个施恩的行动一旦被接受，就会使接受者成为恩情债的债务人。那么义理就是在共同蒙受着祖先的恩时你必要做的事。

中国人有句俗话说“人情债最难还”，从中也可以理解受恩者的惶恐，所以日本人在不必要时不轻易接受别人的恩，也就是说，贸然施恩也会被看做是一种不合理的行为。而中国人却利用这种关系建立起庞大的社会关系，这个时候，施恩和受恩不单单是看一方的意愿而是有无必要，常常受恩者不接受来自他人的“恩”会被认为是一种不尊重，而一旦接受则表明你同施恩者建立起了相对亲密的关系，两者在在利益场上会站到同一阵营，所以相比较而言，中国社会的人情 就复杂多了。

在日本“仁”是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他们崇尚的“忠”“孝”可以说是一种无条件地被全民认可监督的行为，而这和中国的忠孝是不同的，对于忠，统治者若是不仁，下层人民可揭竿而起推翻统治，对于孝，则有“大义灭亲”这一说。也可以说，中国式的忠孝是不纯粹的，而日本式的忠孝则是彻底的，而在日本全国民的心目中，他们最敬畏的最崇敬的人就是天皇，他们所有的人，都必须无条件为天皇去效忠，在他们的教育体系中，首先灌输的就是对天皇的效忠思想。

在二战时日本的扩张速度可谓是可怕而迅速的，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就是士兵们被灌输了纯粹的为天皇效忠的思想，同样在二战接近尾声的时候，日本国内残余的反抗势力也在天皇下旨之后全民投降而放弃反抗，“忠”的力量是如此之大，这种无条件地彻底服从使得社会等级秩序稳定，全民具有强大的凝固力，这也大概是天皇制度得以保留的原因吧，这种信仰式的“忠孝”，从一方面来说对整个民族起到了核心力量，但它同时也是残酷的，压抑人性的，可见于日本人家庭生活中的“孝”，这种个体家长制的“孝”常常会走进愚孝的胡同。

所以日本这个民族是矛盾的，虽然它学习了中国的道儒佛之学，但到了本土又发生了大的改变，不可简单视之。总的来说，这本书是了解日本的不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