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三国中被误解最深、被骂的最惨的一个乱世枭雄

三国一直都是每一个男孩子年少时的一段热血，然而随着年纪渐长，学识略有所积，便愈发渴求探索更为真实的三国了。此次所读之《三国史话》算得上是一本接地气的史书。记起前人所说一百多年前，梁启超为所倡导“史学革命”的“新史学”，不就要求着变史学的“帝王之学”为“为国民写史”么，历史写给国民看，还是历史要为国民写。这本《三国史话》在我眼里就同时肩负了写给国民看与为国民而写。

说史如“烹调”，评话家、文学家要刺激受众的口味，一定要加“佐料”；史学家追求历史的“原汁原味”，不仅不能多用“调料”还要对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细加甄别。吕先生说：“解释古事，批评古人，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不过要很谨慎，限于可能的范围以内罢了。遵守着这个范围，我们能说的话，实在很少。然在这些少的话中，却多少见的一点事实的真相。其意义，要比演艺等假设之以满足人的感情的，深长的多。”而纠正错误的历史知识，揭示一些为人忽视的史实真相；说点意味深长的历史意义，这是这本书意义之所在。既不如前人张口痛骂《三国演义》之脱离实际，反而与以史为鉴持不同看法，认为史事皆不同，学史所学应为其理，不得不令人耳目一新。

最需要平反的当是魏武帝曹操了，吕先生还将他称之为舍生忘死的武士。郭沫若先生曾在五六十年代撰文为曹操“平反”，说曹操的所作所为实在继承了黄巾起义的未竟之业，结果引起了好多批评的意见。其实吕先生为魏武帝的辩诬比郭先生早了二十多年，且立论、视角都不相同。吕先生说：政治本不是好事情，因政治斗争的需要而耍些阴谋诡计，原也是政治家不可或缺的手腕，我们正不必以此来评说他的是非功过。

曹操在五十多岁曾写过一篇类似“自述”的《己亥令》，其中说道：(有人说我要篡汉)，要我放下兵权，回到武平去，却是势所不能的。一者怕离了兵权，被人谋害，要替自己的子孙打算；再者，我如其所败，国家也有危险的；所以我不能慕虚名而受实货。从前朝廷封我三个儿子做侯，我都力辞不受，现在倒又想受了。并不是还要以此为荣，不过要自己的儿子多建立几个国家在外，为万安之计罢了。吕先生说：读曹操的《己亥令》，就知道他是个老实人。天下惟心得光明的人，说话能够坦白。历来的英雄，“遮遮掩掩，修饰得自己一无弊病的”，谁能像曹操这般老师坦白呢？而将他视为奸臣，则是受《三国演义》和说书人的影响。吕先生说史，富有大局观，而不斤斤计较无关宏旨的情节渲染。书中说关羽之败虽与其“刚愎而贪功”有关，然“通观前后”，刘备的心计太工和急于吞并刘璋不能不说是一个远因。

《三国史话》的文字凝练，观点值得推敲，其写法和特色，对于我们读史、学史甚至将来写史之人皆有不同的阐发，也值得好好坐下来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