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那些“年”

当知青，讲知青，纪念知青。让我们一起倾听知青的故事，感悟历史中的人、人的历史…...

那些“年”

作者：翁新京

春节记忆，儿时在京城感受到的是与南方不同的独特年味，那种浓郁至今还在心底发酵，犹如陈年老酒。

小时候，我生活在北京电力企业的家属区。那时，每到过年，家家挂春联，孩子换新衣，三十晚上吃饺子、守岁。大年初一开始街坊邻里相互拜年，孩子们欢天喜地接过大人们给的一毛、两毛压岁钱，钻进人群里，追着观看厂里业余秧歌队的表演。秧歌队队员们身上穿得花花绿绿、脸上抹着大油大彩、分别装扮成神仙、仕女、武生、小旦、小丑、媒婆、猪八戒……吹着喇叭、抬着花轿、踩着高跷、扭着秧歌缓缓前行，其中还穿插着剧情表演，他们生动的表情、夸张的动作、娴熟的技巧，让大人们开怀大笑，孩子们乐不可支，这条在家属区流动的风景线，一路洒满欢声笑语。

京城的春节，除一般年俗外，庙会则为旧时北京过年的主要习俗，最富有北京的民俗特色。小时侯过年随父母家人去赶庙会时，卖糖葫芦的、卖山楂糕的、卖酸枣的、卖糖人儿的、卖泥人儿的、卖年画儿的、卖风筝的……叫卖声此起彼伏，那摩肩接踵、热闹非凡的景象仿佛还在眼前。

年节的热闹气氛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闹元宵。元宵节这天，家家的厨房里都会飘散着油炸元宵那诱人的香甜味，我和妹妹围在火炉旁，眼巴巴望着油锅，等着那金黄的、包着糖馅儿裹着芝麻的油果子在妈妈手里出炉，已经是迫不及待、垂涎欲滴了。

记忆犹新的还有一件事儿。在我八岁那年的春节，大年初一那天，曾经的老邻居到我家来拜年，给了我和妹妹压岁钱，还送来了一些礼品，其中有一瓶葡萄酒。我和妹妹望着那红红的葡萄酒，想着那甜甜的味道，心里美滋滋的。待邻居告辞后，父母去送客的时候，我就赶紧找来一把小刀，企图撬开瓶盖，抢先品尝美酒。我撺掇妹妹一起，双双跪在板凳上，我拿起桌上那瓶葡萄酒，妹妹帮忙摁住酒瓶，谁料手无缚鸡之力的我们，不但没有撬开瓶盖，反而将酒瓶砸到地下，酒瓶打碎，红酒满地流淌，我和妹妹傻眼了。不过一会儿功夫，父母回来了，看到此情此景，一向宠爱我们的父母并没有过多责备我们，反而说没伤着手就好，而我和妹妹却为那瓶葡萄酒心疼了很久。

我十岁那年，父母支援“西南三线建设”，我们一家离京赴川。

四川过年习俗给我的深刻印象就是准备年货：熏腊肉、灌香肠、磨汤圆粉，这是当年京城不曾有的年俗。我和家人看见左邻右舍几乎家家门后都挂着自制的腊肉和香肠，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才到四川的头两年，我家还是按照北方的习俗三十晚上吃饺子。后来，我家也就随乡入俗了。

那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年代，没有现成的腊肉、香肠和汤圆粉。我家也学着邻居的样儿，找来锯沫面、新鲜的柏树枝和晒干了的桔子皮、甘蔗皮等，在自家的灶上熏腊肉香肠。我经常自告奋勇在厨房帮着家人从事这项烟熏火烤的工作，经常被熏得眼泪直流也在所不辞。

这项工作对我家来说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自制汤圆粉。自制汤圆粉要先把糯米泡上一两天，然后用石磨磨成米浆装在布做的米口袋里，过滤成较干的块状，再掰成小块儿摆放在器物上晾晒，在半干的时候用手捏碎，直至粉末状，再晾晒成干粉。如果遇上阴雨天气，汤圆粉没有及时晒干，还会生霉、发红、变质。

对我家来说，自制汤圆粉最难的一道工序就是用石磨磨米浆，因为那时我家严重缺乏劳动力。身为独子的哥哥一直在北京读书、工作，未和家人一同入川；父母工作繁忙，没时间做这些事儿；家里只有我们四姐妹，大姐和二姐上中学，我和妹妹年幼，之前都没有干过多少体力活儿。那时，我们和左邻右舍一道去离家属区较远的、有石磨的农民家磨米浆，俩姐姐抬着桶里泡好的糯米，我和妹妹提着需用的家什。

四川的水磨不是北方农村那种驴拉式、转圈儿推得干磨，而是推磨人站在原地不动，全靠臂力推动磨盘旋转。磨盘实在太重，俩姐姐一起推都非常吃力，大冬天累得满头大汗。我和妹妹轮换着用汤勺一勺一勺均匀地往磨眼里倒入泡得胀鼓鼓的糯米，并不时加入适量的水，这也是一个技巧活儿，需要眼明手快。望着气喘吁吁的姐姐，我和妹妹只有干着急。有时遇上好心的邻居就会帮帮忙。

当年真是汤圆好吃，磨难推啊！而现在只需到超市买一包现成的，下锅一煮，美味到口。两相比较，不可同日而语了。

四川没有守岁的习俗，在四川过第一个春节的时候，我鼓动要好的小伙伴们一起“守岁”，约好三十晚上谁也不许睡觉。当晚我在家吃了饺子，心不在焉地呆了一会儿后，就跑出去和伙伴们“守岁”去了。

我们先是在家属区玩捉迷藏，然后到礼堂里去打乒乓球，又去篮球场上疯跑，累了就在礼堂的椅子上歇一会儿，来劲儿了就模仿单位职工宣传队演出节目，在台上唱歌跳舞报幕……这样折腾了大半宿，到四点以后，大家筋疲力尽，个个睡眼朦胧，只好打道回府倒头大睡，到吃午饭才起来。

守岁是“静守”，而不是“动守”；守岁是和家人一起“守”，而不是和别人一起“守”。我只好将这次守岁失败归结于此。以后，我和伙伴们再也没有一起“守岁”了。

这些年来，每当春节前我看到电视报道那些在外地工作的人们为了和家人团聚，不怕路途遥远、克服一票难求、历尽千辛万苦的时候，都不由想起二姐和自己在知青年代回家过年的历历往事。

1969年初，二姐和内江五中几百名同学一起下乡到成都附近的龙泉山。那几年的春节，二姐就成了家人的牵挂。当知道二姐快回家了的时候，我和妹妹特别高兴，掰着手指计算着二姐回家的日子。

每次回家过年，二姐总是背着一个大大的背篼，里面装着自制的红薯粉和自留地里产的、晒干了的胡豆、豌豆之类的农产品，手里提着的网兜里还装着一两只自己喂养大的活鸡。

如果二姐是夏季回来，大背篼里就是装满龙泉山上产的水果，有苹果、鸭梨和水蜜桃。二姐下乡的生产队距离最近的成渝铁道线上的一个小站——地处龙泉山中的陈家湾火车站有好几十里，要翻越几座高山，没有公路和汽车，只能沿着崎岖的小路翻山越岭。

当年，我也曾跟随二姐走过这段路，深知其艰难。

我还记得，那次我们在陈家湾火车站下车时天还未黑，走到二姐生产队的时候已近午夜。二姐每次回来都只能乘坐站站停的慢车，需要一天多的时间才能到家。

记得有一年春节回家，二姐和同伴们好不容易才挤上人满为患的火车，车厢里已无容身之地了，根本无法进入，列车门口和阶梯上站满了人，每节车厢的门都无法关闭。二姐和同伴就只能站在车厢门口的阶梯上，背着背篼，手提重物，迎着呼啸刺骨的寒风，冒着可能会从疾驰的列车上掉下去的生命危险，坚持了近一个小时，才好不容易挤进车厢。此时，她们已是全身僵硬、手脚麻木，说话都不利索了。每次二姐返乡，我都很难过，好些日子心里都是空荡荡的。

翁新京，1955年生于北京，1965年随父母支援西南三线建设到四川省内江市白马电建三公司，1971年在内江市五初中毕业，同年下乡到四川省乐至县石佛区泰来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