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占良：1971年春天，我的商中老师王明理先生

老师王明理的两本书，改变了一个学生的命运，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身上。

　　1971年春天，商县中学一绺儿平房的山墙在一株老槐的掩映里，山墙的黑板上一行行魏体粉笔字和写字的老师引起了围观，看得最专注的是我，以致口水流到下巴都没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只顾着打问写字者是谁？从此认识了王明理老师。

　　那年，我在一连二排（七十年代的中学年级叫连，班称排，谓曰军事化管理）任团支书，王老师是我们学校的团委书记。我会吹笛子，进了学校宣传队，王老师是宣传队队长兼乐队指挥，我便有机会近距离欣赏他的才华。

　　那年的五月，石榴花开满校园的某天，王老师带领商县中学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到二龙山水库工地慰问演出，节目刚刚过半，在样板戏片段《深山问苦》中扮演小常宝的女演员一个趔趄崴了脚，上不了台子。望着坎沿沟畔黑压压的几千观众，我们一帮儿学生娃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正惊慌无措间，一个头裹白羊肚色毛巾，扮相农民模样的老汉登场，说起了快板：“我老九活了六十整，翻身进了西安城……谁想今天真荣幸，要过潼关到北京。枯树开花朵朵红，死了的竹子又发青……”——是队长王明理老师！他的《王老九进北京》的快板不仅救了场，而且赢得了满堂彩。王老师还能拉大提琴，会弹月琴，敲洋琴等。

　　五十余年过去，至今记着他指挥排练时对我说的四个字：吹响，吹好。把笛子吹响我明白，每天早起一个小时，钻进后坡根，鼓腮聚气苦苦练习。至于咋个才吹得好听，我脑子里却是一团浆糊。见我勤而无功，王老师无奈地摇摇头……

　　 一个月之后，一天上完晚自习，王老师走进我所在的教室，送给我一本《笛子吹奏法》叮嘱：“我辗转地托了三四个大学同学才弄到，不敢丢了。”

　　我用了一个月的功夫把《笛子吹奏法》抄完，照书本里讲的，拔长音、练吐音、习滑音，坚持到毕业，开始上舞台独奏。一年后，被丹凤县剧团招收为笛子演奏员，成了我们那届学生中农村子弟为数不多的几个由毛粮转为净粮的幸运儿。

　　 王老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兴平人。他不是我的班主任，也没带过语文课。缘于崇拜他的板书，每遇他给隔壁班上语文课，我们正好自习时，我便经常偷爬窗外，仿照他在黑板上的一撇一捺，“照猫画虎”地习学扁扁字。

　　他讲课抑扬顿挫旁征博引，男中音，辅手势。比如讲鲁迅“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右手成拳沉绕猛挥，指挥乐队一曲终了时的范儿，目光凛冽，学生们说他有本事，歪（严厉）。个别老师背后议论他恃才傲物，这些说法也对，也不对，看好谁。

　　记得放暑假前，学校团委组织团员到商中后坡的戴云山采风，由王老师领队，时间一周多，自带口粮，吃住农民家。村子十几户人，属全县养猪示范村，村支书更是闻名全省的养猪能手。采风结束写啥呀，学校没明确规定，王老师说随便，调查报告、通讯、报告文学（第一次知道了这种文体），擅长啥写啥，有啥本事成啥精。

　　我作文的题目是《好支书牛爱民》。暑假的前半月，给家里拾罢柴禾，割够牛吃的草，我便步行五六里，拿了王老师的借书证泡图书馆。什么欧阳海、雷锋、王杰、“钢铁战士”麦贤得、“小车不倒只管推”的英模杨水才等，还有那个年代特有的句子，诸如“大地处处红旗飘，万里东风传喜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之类，看、抄、套、改写，当然也尽可能把我听到看到的牛支书给群众买猪娃选饲料、背五保户下山看病摔伤了腿的真实事迹写进去，洋洋洒洒差不多把父亲一册废账本的背页写满，收假后战战兢兢地送给王老师审阅。

　　我的过了万的狗爪爪字，难为了王老师一星期多。他改的错别字过了百，没有任何评语，却给了98分，是我从一年级念到高中的最好成绩。老师的98分让我学习做事少了些许自卑，偶尔睡梦里竟然异想天开地看到自己的作文变为铅字，印成了书册。

　　半月之后，王老师给了我第二本书，大约是新华社著名记者穆青等撰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本书读了多少遍，我至今说不清楚，能记得的是，每次读起来，眼泪就不分场合、毫无来由地从鼻脸凹里流进嘴里。它让我明白了，好文章，情真，用字词要准确，简洁，形象，贵在细节捕捉。它使我后半生弃艺从文，干起了十七年编辑、记者，所写的报告文学《商山晨曦》获得了中宣部、中国妇联、中国记协、新闻出版署联评的好作品二等奖……

　　毕业五十年了，似乎只是一日一宵。毕业后与老师交集不多，但老师送我的两本书始终珍藏着，老师的品质也自觉地传承着。比如以编辑为业的日子里，认真改错，手写复信鼓励有潜质的作者。比如退休后，在老师曾经当过校长的城关中学辅导学生习学乐器，言传身教外，发现好苗子尽力推荐给音乐学院附中等。

　　这样做，不知老师可曾满意。心里没底呀！

作家：侯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