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农村姑娘在美国》引发的风波

《一个中国农村姑娘在美国》是我的报告文学处女作，刊登在《山东青年》1981年12期。

文章刊登后，没想到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同年在12月26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全文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6点30分的《报纸摘要》节目中全文播发了。紧接着《解放军报》也转载了此文章。

报告文学写的是栖霞县工艺品厂青年女工胡艳，参加美国布鲁明达里斯百货公司举办的中国工艺产品展销会，进行抽纱棒槌表演的全过程。文中写了她的棒槌表演在展销会引起的轰动和反响，她怎样拒绝美国企业的挽留和高薪聘任，为中国人民争了光。同时也为国家赚回了6000多美元外汇。因为她是临时工，回来后大队给她记了500工分。

报告文学之所以引起轰动，并非是文章写得多么有文采，引人入胜，主要是和当时国内形势有关。

当时改革开放初期，国门刚刚打开，有少数人开了眼界的同时也盲目崇洋媚外，认为国外一切都比中国好，连月亮都比中国圆。有的人为达到出国目的甚至不惜一切手段，给中国人丢了脸。报告文学《一个中国农村姑娘在美国》之所以引起媒体关注，是因为起到了一定典型的教育意义。

《人民日报》留出版面准备转载，在发排之前，打电话给栖霞县委宣传部征求意见，得到的答复是，这完全是个假典型。我们已写信给上级有关宣传部门，澄清事实并追究作者的有关责任。

带有公章的上告信是最有杀伤力的，《山东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报》社、烟台地委宣传部、山东省委宣传部同时都收到了告状信。

而我自己对这一切一点不知晓，还沉浸在文章发表的喜悦之中。

1981年12月31日，团领导通知我下午到地委宣传部一趟（那时地委未改市）有位副部长找我谈话。团里的同志开玩笑说，老七，你真走运，刚发表这么一篇报告文学，连部长都亲自接见，到时升了官别忘了弟兄们。

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零距离接触这么大的领导。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这位副部长办公室。

副部长是一位长脸形的人，见到了我脸拉得更长了，你就是李七修？

我点点头答应着。

他点上一支烟，抖了抖披在身上的军大衣，你知不知道你写的那篇小文章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麻烦，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我摇摇头，不知道。

他站了起来，一拍桌子，人家栖霞县委宣传部来信告你了，说你写这个典型完全是假的！由于激动，他披在身上的军大衣落在地上。

我解释说，部长，我是经过抽纱公司政工科邹科长介绍，去栖霞采访过胡艳她本人。

副部长更火了，我问你，你跟着她去美国了吗？

我回答，没有。

副部长像抓住了理儿，没有你怎么把大赛开幕式写得跟真的似的，胡艳怎么想的你是怎么知道的，你钻到人家脑子里吗？告诉你吧，我以前就在栖霞县委宣传部报道组搞报道，知道扔棒槌是怎么回事，你这文章一看就是假的，简直是胡楞个……

就这样我站在那里，他一直训斥着我，直到机关下班后一个多小时。

我走出副部长的办公室，坐在地委门前的转盘台阶上，那是1981年的最后一天，望着天空辞旧迎新的烟火，耳边响着副部长最后的一句话：你回去听候组织的处理吧！

我心里又忐忑又难过，百思不得其解自己错在哪里？我是被胡艳这种爱国的情怀和精神所感动，自己牺牲了休息时间，冒着酷暑骑着自行车跑了40多公里山路去采访胡艳，写了这么一篇文章，不但没人表扬，还要挨批评等着受处分，越想心里越委屈得慌，不知不觉地流泪了。

那一年我26岁。

事过半年我才知道，那位副部长为什么对我火冒三丈。原来，新来的地委书记王济夫同志看到了《中国青年报》转载的文章，在地委常委会上，问常委宣传部长胡艳这个典型的具体情况，常委部长答不上来，场面有些尴尬。会后常委部长把分管宣传的副部长给批了一顿，说工作太被动了，这么好的一个典型，我们都没发现，让话剧团的一个小演员抢先了。所以副部长把挨批的气全都撒到我身上了。

1982年1月8日的下午，这个日子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两位陌生的中年男同志到话剧团找到我。其中一位戴着灰色的鸭舌帽，身穿黑色半截呢子大衣。另一位同志围了个花格围脖，穿了件军大衣，不知为什么我对穿军大衣的人有些敏感。

我把二位不速之客领到团排练大厅，刚坐下，那位戴鸭舌帽的同志自己介绍，我们俩是省委宣传部派来调查胡艳这个典型的。我叫梁斌，这位是马伟同志。说罢递上了盖有公章的省委宣传部介绍信。

我看介绍信的时候，手有些发抖。

梁斌同志看到了我的表情，笑着说，李七修同志你不必紧张，你的文笔不错，很朴实。这里没有外人，你也不必有顾虑，就把如何发现胡艳这个典型采访过程如实给我们说一遍，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断章取义，要知道我们是代表组织的。

我让内心平静了一会儿，向两位代表组织的同志娓娓道来采写胡艳这个典型的全过程……

我有一位朋友，在烟台地区外贸抽纱公司政工科任科长，我们在聊天中，他说到栖霞工艺品厂青年工人胡艳，这次到美国表演花边扔棒槌，精湛的棒槌技术表演征服了好多美国商人，不但为国争光，还彰显了中国人有骨气的高风亮节。美国抽纱行业老板月薪3000美元聘用她，她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次她个人为国家赚了6000多美元外汇，回国后自己得到的是大队给她记了500工分，因为她是临时工。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被胡艳这个普通的农村姑娘打动了，脑海里抹不掉6000美元和500工分。地区抽纱公司所有出国人员政审手续都由邹科长负责把关，我相信胡艳事迹的真实性。

我决定采访胡艳，把她的事迹写成报告文学。因为我是话剧团一名普通演员，采访胡艳名不正言不顺，恐怕人家不愿接受采访，就让邹科长给我写了封信引见一下。

采访胡艳，还怕团领导知道后批评我不务正业，不能向团里请假，就选了个星期天，借了团里司务长买菜的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为了不耽误周一上班，星期日早上5点我就骑车上了路，直奔胡艳的家乡，栖霞县臧家庄公社西林村，凭着自己年轻身体好，40多公里的盘山路骑了3个小时就到了西林村。

胡艳家在村东头一座普通常见的农村小院，新盖的4间新房，入住一年多了，门窗还没镶玻璃，全用塑料纸代替，可见家里的经济状况。

因为有邹科长的信，采访胡艳很顺利。她的父母也很热情，非要留我吃午饭，尽管采访结束已经是12点了，我态度坚决地谢绝了他们的心意。看到她的家境，我吃不下这顿饭，心里酸酸的。临走前，我将他们家里送给我的花生米，悄悄放在锅台后面，花生米在他们家里算是很珍贵的东西了。

当天晚上回到团里，尽管很是疲劳，我躺在床上仍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胡艳的家境，使我浮想联翩。人都向往美好的生活，都渴望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国内和国外相比生活条件是有差别的，少数人为了达到出国目的，不惜丧失人格国格甚至做出背叛祖国的丑事来，他们是多么可耻和卑鄙。比起这些少数人，胡艳的事迹更加高尚令人敬佩。想到这里，我睡意全无，伏在桌子上写了起来。

稿子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第二天我抄写了一遍寄给了《山东青年》杂志社。稿子的原题目是《有这样一个农家女》，现在的题目是责任编辑刘大伟给改的。

这就是我采访胡艳的全过程，我跟组织说的全是实话。

听完我的实话实说，组织上的两位领导相互交换了一下目光。

我猜不透两位代表组织的领导要给我下什么结论。

我打破了冷场，做了几句自我解释，两位领导，我是文学创作爱好者，听了胡艳的事迹激发了自己的创作激情，写了这篇报告文学，是我的处女作，肯定存在好多不足和缺点，我也知道了发表报告文学的程序，先送给本人阅看，然后再送交各级宣传部门审阅批准，盖上公章后方能寄出去，我今后一定……

梁斌同志见我还要说下去，忙打断了我的话：“李七修同志，你不用再解释了，你刚才讲的采访胡艳的全过程，跟我们调查的结果是一致的。我们俩受省委宣传部领导委托，来烟台已经5天了，为了得到第一手真实材料，我们谁也没打招呼，直接去了栖霞找到了胡艳本人，又同大队书记、栖霞工艺品厂负责同志，对胡艳出国访问的情况逐一调查核实。也找到了出国带队兼翻译同志，他们都认为胡艳这个典型是立得住的，文章中写到的事也是真实的，他们都给我们写了证明材料。我们下来前，省委宣传部分管的领导再三嘱咐我们，一定把调查工作做细做实，实事求是一丝不苟，因为胡艳这个典型在全省和全国影响太大了。李七修同志，希望你不要有任何思想负担，用你的眼睛发现典型，用你手中的笔写好典型，等待你的下一篇大作问世。”

事情来得太突然，我一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是好，只是一个劲地直点头。

梁斌同志继续说，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刚从地委王济夫书记那里来，他听完了我们调查结果的汇报，谈了三点意见。说着，梁斌从包里拿出笔记本，一是胡艳这个典型是站得住的，要大力宣传。二是对作者不要求全责备，还要表扬作者这种精神。三是跟地区劳动局说一下特批一个指标，将胡艳农转非成为正式工人。

梁斌合上笔记本，感慨地说，王书记不愧为爱惜人才、思想意识超前的领导干部。

马伟同志看了看表提醒到，梁主任，时间差不多了。

没想到事情来了个360度的大转弯，我惊喜交加，天色已黑，想请两位共进晚餐，以表我内心感激之情。

梁斌同志站了起来向我伸出了手，咱们后会有期，欢迎你到济南做客。我们今晚就返济南，省委宣传部的领导等着听汇报。

地委王济夫书记的表态，使得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胡艳农转非成为栖霞工艺品厂正式工人。

地区文化局领导闻风而动，指示让话剧团组织力量创作一台以胡艳事迹为原型的话剧，参加1982年全省戏剧月调演，为了创作戏取得圆满成功，专程把胡艳从栖霞请到话剧团来，做了一场专题报告，同团里主创人员进行了互动。

创作戏取名《在S城的日子里》，在全省戏剧月调演中荣获演出一等奖。

39年的时间，弹指一挥间，我们都应该珍惜时间，珍惜生命，快乐地生活。

文 | 李七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