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少将高立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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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城文化丛书》文选173

屹立在新中国海军启航处的高政委

——记少将高立忠

文/李 敏

高立忠（1916—1978），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泗店乡余河村朱家湾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4军少共国际团班长，参加过鄂豫皖地区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第4支队教导队政治指导员，新四军第4支队9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第2团政治处主任。1941年6月起，任新四军第7师19旅56团政治处主任、政委，新四军第7师政治部主任兼皖江军区皖南支队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17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海军江防舰队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海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海军第6舰队政委。1958年毕业于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回国后先后任海军东海舰队厦门水警区司令员、海军福建基地副司令员，海军指挥学校校长、政治委员，国防科委第三研究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出生在大别山群峰连绵处的高立忠因家贫，自幼给地主放牛，虽然断断续续读过一年私塾，但那时做梦也梦不出大海是什么样子。然而，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革命，却使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转折，成了人民海军的创建者之一。我们追溯他从大别山走向大海的生命历程，即可勾勒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历经磨难走向成功的历史剪影。

坚持三年游击战 红旗不倒大别山

1929年12月，红军来到余河村，13岁的高立忠走进红军队伍，先是给首长当通讯员，后来被编入红4军少共国际团2营当通讯班长。1932年10月，少共国际团随红四方面军西进四川，16岁的高立忠被留在鄂东北苏区搞地方工作，先后担任鄂豫皖少年先锋队总指挥部执行委员、黄麻区少共书记和武工队员。1933年他17岁时转为中共党员。高立忠与鄂东北道委少共书记方永乐同年出生，同年入党，十分亲密。

1934年11月，红25军北上长征，鄂豫皖省委、鄂东北道委主要领导随主力部队出发，留在鄂豫边界地区的地方党组织在罗山县金竹林的山沟里召开会议，重新成立鄂东北道委，整合各县地方武装，不久就组建起600多人的鄂东北独立团。高立忠又成为鄂东北独立团的一名班长，随部队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

12月底，鄂东北独立团在团长徐成基和地方领导方永乐带领下前往皖西，寻找省委常委高敬亭。高立忠跟随部队且战且走，突破经（扶）麻（城）封锁线，来到皖西抱儿山一带活动。1935年2月初，终于见到无粮无弹、疲惫以极的高敬亭队伍。1935年2月3日夜，农历除夕，在太湖县凉亭坳汪家祠堂，高敬亭宣布，由他带领的皖西红军218团，与鄂东北独立团合编成立红28军，下辖红82师和手枪团，全军1000余人。高敬亭自任红28军政委，不设军长；方永乐任82师政委。

高立忠被编入军部手枪团。手枪团是红28军的“特种部队”，每人还配有马步枪一支。高立忠虽然个子不算很高大，但身强力壮，枪法准确，反应敏捷。2月14日，红军行至霍山县白果树，获悉家住潜山县王庄的安徽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余谊密在家过春节，部队连夜奔袭王庄。15日拂晓秘密包围余宅，天亮后，手枪团团长余雄化装成国民党军官，高立忠等10多人装成“护兵”，大摇大摆地走进余家大院，口称给“余老太爷”拜年，一枪未放，就将保家护院的保安大队机枪班和20多名武装警卫缴械，生擒余谊密及其次子（潜山县保安大队副），并逮捕当地恶霸地主10多人，缴获一批物资。

新生的红军队伍在霍山、潜山、太湖、英山一带往返穿插游击，又多次遭到敌人堵截、袭击。手枪团副团长蔡泽礼、82师政治部主任熊大海先后牺牲。4月20日，红28军登上位于潜山县睡佛山东南的桃岭。这里山高坡陡，从山脚到山顶只有一条崎岖小路。山坳口西侧睡佛山，东侧赵雾尖，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太阳暖洋洋地照在山坡上，指战员刚吃过午饭，疲劳至极的战士们倒在山坡上就睡着了。负责警卫的高立忠，瞌睡得眼皮上下打架。他狠狠揪扯着自己的耳朵，睁大眼睛从山上往下看，只见汤池河在山下蜿蜒流过，河的一侧是一片田畈。突然，他发现，约有1个团的敌军分散在河对岸，累得横七竖八地躺下休息。高立忠急忙向上级汇报。这一汇报得到了首长的重视，决定就地歼灭这股敌人。下午4点半左右，敌先头部队2个营进到坳口南侧，特务营1连居高临下突然开火，将敌压制在山坡上。敌军以为是红军小部队在此阻击，一窝蜂似地涌上山来，被特务营阻止在山坳里。敌后续部队到达，加入战斗，分3路向桃岭山坳口和东西两侧制高点发动猛烈进攻。特务营预备队3连和2连的2个排死守阵地。将近2个小时后，敌军大部已被引进我伏击阵地。司号员吹起冲锋号，顿时杀声震天。埋伏在树林里的高立忠，紧跟在师政委方永乐身边迅速出击。手枪团从侧后将敌前卫2个营和后续的1个营拦腰斩断，短距离抵近射击，将敌人分割。特务营各连跃出工事，同敌人短兵相接白刃格斗。在红军前后夹击之下，敌先头2个营被全歼，后续1个营被击溃，俘敌400余人，毙敌营长乜士信，击伤敌营长苏桂攀，毙伤敌连级军官12名；缴获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10余挺，步枪400余支。桃岭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皖西军民的斗志，红28军的武器装备也得到了补充和改善，战斗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5月初，红28军领导人从报纸上看到敌军同徐海东部在陕南地区作战的报导，决定循踪追迹去陕南寻找红25军，留下徐成基带领246团在皖西坚持斗争。

5月9日拂晓，高立忠随红28军从霍山县黄尾河镇悄然出发，踏上艰苦跋涉的西征路，开始了追赶红25军的“小长征”。他们经六安、霍邱、固始等县，向西进发。在固始县的五尖山，遭敌106团堵截，尾后的敌195旅也跟着追击上来，敌96旅192团从右面围攻过来。高立忠紧跟部队，乘夜色跳出包围圈，急行军进到河南商城南面的赤城县游击区，同中共赤城县委会和商北游击大队会合。

5月中旬，红28军在罗山县长岗乡白石山与中共鄂东北道委会及鄂东北独立团会合。快半年未见面了。高立忠他们时时惦念着家乡的亲人和同志们。回到熟悉的鄂东北根据地，看到老首长和原来熟悉的战友们都在顽强地坚持斗争，并且成立了新的鄂东北独立团，人也多了，枪也多了，大家格外高兴。军政委高敬亭将这里二次组建的鄂东北独立团和特务营，补充到红28军。使红28军达到2500余人，声威大振。

平汉铁路是敌人设置的一道天然而重要的封锁线，精心修筑了很多碉堡据点。5月23日夜晚，红军选择了湖北省礼山县杨平口附近敌人的一个薄弱点，越过平汉铁路，先向西面应山县前进，迷惑敌人，后又转向北面，向唐河、随县、桐柏、沁阳等县疾进，每天连续行军七八十公里，将尾追的敌人甩掉。

28日晚，红军顺利到达沁阳县，在县东南五道岭西北的一个大庙及周围村庄宿营，次日拂晓，高立忠这个班换上便衣，与前卫部队尖兵排负责探路。一走出山口，就撞上正面而来的敌人。刚一接火，双方都自动向后撤退了一段距离。这时，高立忠看到敌人后面的大路上尘土飞扬，忙问从那方向上过来的老百姓，“从那面过来的是什么军队？”老百姓回答：“红军。”高立忠喜出望外，立即向师政委方永乐汇报。方永乐骂了一声“扯卵”，说根本不可能是红军，遂命令道：“去，你们多跑几里路，捉个舌头来！”高立忠他们跑出一二十里地，抓到一个俘虏兵带回来。原来敌人是“奉军”，即东北军，有5个师，是从西安开过来的。由于口音差异，“奉、红”发音不清，高立忠把“奉”误听为“红”，以为是红军来了。幸亏方永乐政委沉得住气，不然，认敌为友，就遭大殃了。

下午，军、师、团首长开会研究，认为前有东北军5个师堵截，后有西北军25路军独立旅跟踪追击，如果还按原来的路线西进，已属不可能，况且，部队没人熟悉这里的地理状况，也找不到河南、陕西省的地图，无法选择新的路线。于是把参谋处的作战、侦察、通讯参谋都找来，让他们在选择新路线上提意见，也没人想出好办法。最后，军政委高敬亭作出决定，“打回大别山，打我们的游击去！”

走到桐柏县以东20多公里的淮河店，碰巧遇上了东北军。他们从信阳开过来一支运送物资的骡马车辆大队，被红军毫不客气地截获了。高立忠他们将50多匹骡马拉运的全部车辆物资，装备了自己。

6月13日，红军到达光山县斛山铺南面的王园宿营。驻光山县、潢川县的东北军3个团迅速出动，向红军围攻上来，其中109师627团的1个营冲在最前面。红军占据有利地形，与来犯之敌展开搏斗，敌抵挡不住，惊慌撤退。在红军各部猛烈冲锋之际，高立忠所在的手枪团巧妙迂回，跑到敌军后面，痛击溃退的敌人。高立忠等人喊起口号：“东北军的士兵兄弟们，快放下武器，不要为蒋介石卖命！我们红军是穷人的军队，你们放下武器就给你们发路费回家……”东北军士兵果然停止抵抗，缴枪投降。这一仗，共俘敌800余人，缴获迫击炮2门，重机枪3挺，轻机枪18挺，步枪500余支，毙敌50余人，敌627团团部及2个营被全部歼灭。我军伤亡30余人，244团团政委张生先英勇牺牲。

打扫完战场，处理好缴获的武器，将炮和重机枪以及多余的步枪全部炸毁后埋掉。然后处理俘虏兵，给他们吃好饭后，集中训话，宣传我党我军政策，然后给每人发一元“袁大头”作路费，当晚释放。

高立忠看到不少俘虏兵感动得流泪，说，“今后再也不打红军了”。

部队次日拂晓出发，经过经扶县（现河南新县）进入到大别山腹地。回家了，可家乡已成为“无人区”。道路长青草，百里无鸡鸣。为家乡父老报仇！6月18日，红28军部队在湖北麻城县段水山再次伏击敌独立5旅，歼敌200余人。

高立忠经历的这次“小长征”，往返700多公里，虽然没能实现到达陕南，找到红25军的目的，却使指战员们更加熟悉了在运动中速战速决歼灭敌人的游击战。这一路“过关斩将”，三战三捷，不但打出了军威，而且还起到了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扩大了红军的影响。

此后，红28军在皖西和鄂东北的麻城黄安一带往返游击，先后歼敌多股。高立忠的战友朱国栋老人说：我们那时一天可以走一百多里，吃饭经常是两不见天，一早一晚。吃完之后再装一布袋子饭，第二天吃。时间长了就习惯了，能睡几个小时就行了。也没有被子，弄快布夜晚铺在地上，或者盖在身上。遇上急行军，边走边抓口冷饭吃，舀碗水就喝。那时部队总是疲倦，但吃的问题不大，可以打土豪，实在没有办法可以买。一天从早走到晚，还要边走边打仗，都习惯了。都练成铁脚板了，走烂泥地也健步如飞。

5月中旬，红28军分散游击的各部队，在立煌、麻城交界的长岭关会合。6月14日，部队行至麻城护儿山雾露塘坳口，遭敌103师3团2营堵击，为摆脱敌人，方永乐率领高立忠所在的手枪团抢占雾露塘制高点，掩护军政委高敬亭和主力部队向南转移。激战中，方永乐不幸中弹牺牲。高立忠等战士抬着方永乐尸体走了很远，才将其下葬。方永乐牺牲时还未满20岁。望着这个小师政委被子弹打成蜂窝式的遗体，战士们悲恸不已。

高立忠下定决心，要将方永乐未能完成的事业进行到底。

加入新四军 智斗敌伪顽

1937年7月中旬，红28军开始单独与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主任卫立煌谈判合作抗日问题。至7月27日，双方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28日，双方代表正式签字。

1938年春，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全军3100余人。高立忠担任4支队手枪团2中队党支部书记，不久任政治处组织干事。

4月下旬，第4支队进驻皖中舒城县后，几个团分头活动，寻机歼敌。手枪团则以舒城为中心，活动于岳（西）桐（城）地区，收集情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5月12日，4支队第9团一部在巢县东南蒋家河口伏击敌汽艇中队，打响新四军华中抗日第一枪，歼灭日本鬼子20余名，自身无一伤亡。首战告捷，军威大振，并且破除了当地国民党军认为“日军不可战胜”的“恐日症” ，大大振奋了皖中人民的抗日热情。

手枪团进驻舒城后，高立忠与支队政治部的战地服务团和民运科联系，组织宣传，召开大会，发表演说，控诉日寇侵华罪行；演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新形势，号召大家奋起抗战。政治处还及时展出抗日胜利果实，组织群众观看在押的日军俘虏、缴获的枪支及军用品等，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舒城抗日救亡热潮的兴起。

4支队在皖中敌后积极抗日，受到地方民众与开明人士的普遍欢迎、支持。张母桥的童瑞亭、东沙埂的朱长军等人，联合其他士绅，向四支队共捐献粮食200石，银圆7000元。东西港冲的开明士绅华锦城，不但请高立忠所在部队住到自己家里，还组建了一支300余人的抗日游击大队，后来被编为淮南抗日游击纵队第1大队，他本人则加入了共产党。

高立忠了解到三元观地区原三番首领“程大老七”在当地很有威望，也颇具实力，向手枪团政委汪少川汇报后，由高敬亭做“程大老七”的思想工作，程不久参加新四军，并在三元观一带帮助手枪团招收新兵3个中队。这3个中队后来在程大老七率领下随4支队挺进淮南，改编为新四军14团3营。

6月8日，日军侵占舒城。在此前一天，国民党县政府仓皇迁入梅河镇。爱国进步县长陶若存越权下令拨出20万斤大米、数千斤食盐支援4支队。这件事说明新四军深得民心。

12日夜，第7团一部轻装袭扰舒城南港街驻有日军1个中队，毙敌3名，烧毁帐篷5座，获军马7匹，新四军无一伤亡。同月16日，第8团第2营亦在桐城大、小关伏击日军1个排，毙伤20余人。

5月下旬始，皖中地区沦陷。匪盗滋生，不逞之徒假“抗日”名义横行乡里。4支队在剿匪安民的同时，支持地方进步政权，打击日伪政权。7月10日，舒城县长陶若存带自卫队在东乡剿匪，反遭土匪包围。高立忠随手枪团火速驰援，救出陶县长等人，歼匪100余人，又夜袭天龙庵匪巢，活捉匪首罗大刚等人，平息了匪患。

1938年10月，无为县反动县长韦廷杰因破坏抗日，被省政府宣布解职，改由进步人士胡竺冰继任。韦抗命不遵，遂由第四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率7团、手枪团和特务营主力护送胡县长上任。高立忠随部队出发。10月23日攻克襄安、无为城，击毙韦廷杰，解除县常备队武装。接着，林维先所部护送进步人士翟宗文接任庐江县反动县长李志强的职务。11月2日夜，4支队主力包围庐江城，经3个多小时战斗，全歼该县常备队，李志强趁乱化妆逃遁。无为、庐江战斗共歼反动武装2800余人，缴枪1000余支，大大提高了新四军第4支队在皖中的声望。

自1938年5月至10月底，据不完全统计，新四军4支队在皖中地区先后对日作战28次，共毙、伤日军940多人，俘日军8名，还消灭土匪武装1000多人，安定了社会秩序，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中，舒城县就有2000余人参加了4支队。1939年4月，4支队发展到近1万人，对日伪军作战90余次，共毙、伤日军1700余人，俘12人；毙、伤伪军600余人，俘400余人；歼灭土匪及反动武装3700余人。以舒城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基本形成。

高立忠在对日作战中成长为新四军中级干部，历任教导队政治指导员、政治处主任，4支队9团政治处主任、江北游击纵队2团政治处主任，1941年3月任第7师19旅56团政委。1943年3月，成立皖江军区，高立忠任巢无独立团团长。1944年7月调任新四军7师皖南支队政治部主任，率部打击敌伪，攻克十村庙，袭入腰铺、获港，伏击姚沟出犯之敌，粉碎了日军对皖中地区的无为、含(山)和(县)、桐(城)东等地“扫荡”。1945年2月，高立忠率皖南支队粉碎了顽军6个团向桐（城）繁（昌）地区进攻，开辟了青弋江、芜湖、贵池间的游击根据地，发展了东流及彭泽以东的游击区，攻克巢县、无为间的盛家桥敌据点。抗日战争大反攻时，高立忠率部沿桐城繁昌向芜湖挺进，一度攻入芜湖市区。

面向大海 走出国门

解放战争开始后，高立忠担任新四军7师第20旅政治部主任。1946年1月任山东野战军第20旅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任华中野战军第17旅政治部主任。1947年4月任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第17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后任华野先遣纵队独立支队政委。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

1949年4月23日下午一点半，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县城西南白马庙乡第三野战军东路渡江作战指挥部驻地宣告成立。这一划时代的创举，标志着新中国人民海军的诞生。

随后，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将军，率9艘军舰，21艘舰艇，1271名官兵在南京以东篱斗山江面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海军，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加上江阴投诚的国民党23艘舰艇，刚刚宣布成立的华东海军阵容壮大，掌握了国民党海军的半壁江山。

4月28日，在长江要塞江阴原国民党军司令部礼堂里，召开了800多新海军军人参加的华东海军机关组建成立大会，宣布苏北军区海防纵队调入华东军区海军，编为第1纵队。

5月，高立忠被任命为华东海军第1纵队政委，由此成为新中国海军的创始人之一。

穿着陆军军服走进海军队伍的解放军指战员，虽然在人数上有一两万，但能够上舰艇操作的，不到百分之一，称之为“新海军”。但对那几千名国军起义官兵，却不能沿用原来的称呼，聪明儒雅的海军司令张爱萍一拍脑门儿，想出来个“原海军”的雅称。如此，请“原海军同志”培训“新海军同志”，相得益彰。

边学边建，边打边训，在战斗中锻炼成长，是华东海军组建初期的重要特征。1949年10月，华东海军第一批舰船的抢修改装工作完成，海校第一批学员也于11月8日结业，3500名经过培训的舰员全部分配上舰，一支浩浩荡荡的舰队列阵在东海海面。

海军第1纵队协同陆军解放了舟山群岛、嵊泗列岛，又奔袭浙东沿海披山岛等地，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在浙江沿海的封锁。

人民海军转入正规化建设后，高立忠离开舰队，调任华东军区海军后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此后历任华东海军后勤部政委，基地政委，第6舰队政委。

1953年，高立忠走出国门，进入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这一学就是5年。1958年回国后，正赶上海军以厦门水警区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福建基地”，他先任海军厦门水警区司令员，同年12月任福建基地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任海军指挥学校校长兼政委。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70年任海军第三研究院副院长。

他为新中国海军的建设事业奋斗了后半生，直到1978年4月2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