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少将袁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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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城文化丛书》文选166

挥洒在蓝天上的忠诚

——记少将袁彬

文/缪益鹏

袁彬（1916—2005），湖北省麻城县宋埠镇谢店村人。1928年参加革命，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卫生员、司药、医生、医务所长、副连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受党中央派遣在新疆航空队学习飞行，1946年回到延安，成为人民空军第一批飞行骨干。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中队长、副大队长，参与创建了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任志愿军空军第3师师长，荣获朝鲜一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后参加了解放一江山岛战役。1954年至1984年先后任空5军副军长、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司令员、顾问等职。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5年1月26日在南京逝世，安葬于南京雨花台功德园。

卫生所长改任副连长

袁彬出生在湖北省麻城县龙井乡谢店一户贫农家庭，他原本有一个哥哥，在7岁时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袁彬的父亲领着一家人租种地主的课田，住在两间破旧的庄屋里，生活十分艰难。

1927年至1932年，大别山农民革命运动红红火火，袁彬的父亲参加了农会，10来岁的袁彬则参加了红色童子团，他跟着大人一起打土豪、分田地，带着小伙伴站岗放哨、宣传鼓动，成了少先队的小队长。1931年10月，刚满15岁的袁彬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成为红四方面军独立补充教导团的战士。因为识些字，被调到第11师33团医务所当卫生员，后来他担任89师267团卫生所所长。

1933年10月，四川军阀刘湘对红四方面军进行六路围攻。红军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环境十分恶劣，战争十分残酷，特别是万源保卫战后，敌遗尸遍野，疫病流行。袁彬组织医务人员，不分昼夜战斗在第一线，使很多伤员得到了及时的抢救和医治，保障了前方战斗的胜利，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嘉奖。

1935年5月，袁彬随部队开始长征。三大方面军主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两万余人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西征青海新疆，遭遇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马家军”的围攻，战况惨烈，部队锐减到千余人，被迫退入祁连山。这千余人被分成三路游击突围。袁彬被编入西进支队，在严寒、风雪和沙砾中，与尾追而来的马家军展开了生死搏斗。因大量减员，袁彬充实到战斗连队，担任副连长。这天，上级令袁彬带一个排在前边进行掩护。敌人上来一个骑兵连，后来又上来一个连，在李先念、程世才等首长的指挥下，饶子健同志率领袁彬等百余人迎头冲入敌阵，用大刀和短枪与敌厮杀。敌骑兵都是长枪，没有大刀，施展不开，暂时被我方压下去了。袁彬他们缴获了一些枪支、马匹，便乘机撤进戈壁滩，顺着电线杆子向西走，进入新疆，走了40多天，到达星星峡。

在星星峡，幸存的四百多名西路军将士，见到了前来迎接的中共驻疆代表陈云和滕代远。此时国共已开始第二次合作，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同意将这些红军幸存者接进迪化（现乌鲁木齐市）安置，但不愿意他们公开红军身份，要求他们换上国民党军服装。一开始，袁彬和战友们不愿意换装。陈云告诉大家：军队的本质不在于穿什么服装，换服装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和发展红军。大家的思想转过弯后，才开始换装，整编为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

党中央决定让这批久经考验的红军指战员，利用盛世才接受苏联援助办起的军官学校教学条件，学习汽车、坦克、火炮、无线电等技术。

在新疆航空队学习飞行技术

“七七”事变后，盛世才取得苏联援助，创办了新疆督办公署边防航空队，附设航空训练班，培养航空技术人才。

经过谈判，中共中央在新疆和延安挑选了一批年轻红军干部，到迪化学习航空技能。这支队伍被称为“新疆航空队”。它不仅是我党第一支航空队，也是我党未来空军的最初雏形，新中国首批空军将领大多出自这里。袁彬即为其中的一员。

1938年3月3日上午，新疆航空队在操场上举行了开学典礼。3月28日，正式上课。学员分成两个班，飞行班学习飞机操纵、领航、仪表、气象等，机械班学习飞机发动机的分解和维护。由苏联教官负责训练和考核。

为了攻克理论关，袁彬和战友们拿出了爬雪山过草地的劲头，分成互助学习小组，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和晚上复习，当天的问题必须当天搞懂，不让一个人掉队。

为了攻克操作关。袁彬每天都握着木棒，练习压杆蹬舵的协调动作，将一套套操作程序练得运用自如，还参加飞机的检查维修，从内到外熟悉了这个大家伙。

1938年4月4日，是袁彬难忘的日子。早饭后，乘汽车向博格达山鹿的欧亚机场驰去。他们带着攻下理论关的胜利喜悦，带着红军战士如今成了飞行员的自豪感，举目向蓝天望去，只见彩霞簇拥着朝阳，飘带似的白云缓缓在天际起舞，令这些红军飞行员心旷神怡。

迪化门外有个土机场，面积为600×200平方米，机场边有两个大机库，停放着十几架飞机，平时都是由教员将飞机拖到训练机场，飞完后再由教员将飞机推回机库。袁彬的教员名叫杨兆荣，是盛世才的中尉军官，此人忠厚老实，飞行技术较好，待人热情。这天，袁彬登上飞机，感受上天飞行的滋味。飞机风驰电掣，舷窗外的天地一闪而过，那感觉，真的妙极了。

经过4个多月的紧张训练，袁彬所在的三中队25名同志，除1人停飞外，都以4分以上的优良成绩，单飞完成了初教Y—2机所有的训练课目。我党我军第一批飞行员在新疆展翅了，这使盛世才和他的军官们为之一震。

1938年10月，三中队的24名同志转入P—5型侦察、轰炸机的训练。P—5型飞机是双座侦察、轰炸机，前后舱都有一套操作系统，既能作战，又可作带飞的教练机，设计700匹马力，前座操纵，后座装有一架机械轰炸瞄准器，夏秋季起落架下挂轮胎，冬天降雪时换上雪橇。这种飞机是苏联30年代设计的，在当时还算不错，但设备极不完善，透风不保温，仪表配置欠合理，飞个航线起落，手，脚、眼忙个不停。既要使用舵轮调整水温(发动机是水冷式内燃机)，又要调整水平翼的角度，使之保持升、降或平飞，还要听着教员的指令，眼睛要盯住目标和机场给你的信号并判断出拉平的高度，飞一个起落下来，就算是零下三、四度的气温，也累得出一身汗水。

飞轰炸科目是个难题。轰炸瞄准镜中只有一些十字分画线，线上的厘米分划，是计量前后左右偏差距离的。在轰炸实施中，必须利用瞄准镜测量出地速、风向，计算出偏流角，从而修正投弹角，修正弹着点。不仅要求准确无误，还要和前座操纵者(飞行员)协同好。这些工作，要求后座的领航员在有限的轰炸航路上（一般一、二十公里，一、两分钟时间内）完成，才能有较好的命中率。我们的红军战士团结一致、肝胆相照，协同作战非常好，不少同志轰炸命中靶标以内，有的还将炸弹投到靶中心，创造了航空队的轰炸之最，受到苏联教官的好评。

到1941年初，苏联又援助伊—15战斗机6架，伊—16战斗教练机2架，为我学员掌握新的航空技术提供了有利条件。伊—15战斗机为双翼，上翼长，下翼短。头大机身短，前面视线很不好，但马力、速度都较大，火力较强，苏联在援助中国抗日战争时就使用这种飞机在空中大显神威。

伊—16战斗教练机为单翼，这种飞机就怕拉平高，拉杆动作猛了随时都会造成翼尖失速，必须严加注意，一旦左翼尖失速，就要蹬右脚，方可改正过来，前滑减速。面对这种新式好飞机，又没几个教员，不可能都飞上。党代表陈潭秋和苏联顾问根据飞机、教员的情况，商定了十名同志首先改装。这10名同志是：吕黎平、方子翼、方华、陈熙、夏伯勋、刘忠惠、方槐、汪德祥、袁彬、姚维涛。

红军飞行员首先在欧亚机场和地窝栅场进行改装带飞训练，临放单飞时，就移到迪化西北60公里的高家户草地机场进行带飞考核和单飞。袁彬的带飞教员是谢苗洛夫，他的飞行技术好，操教能力强，在带飞伊—16时，他作的着陆动作总是“两点半”，着地轻。在一次放单飞时，同志们都说袁彬油门加的不够，尾部未抬起来。而这种飞机在滑跑时也要像起飞一样加油门，让尾部抬起，但又不能起飞。袁彬一听加的不够，第二次滑跑时，就将油门加到头，结果飞机尾部抬起来了，大有离陆的趋势，袁彬将杆推向前，飞机还是起来了，这该怎么办？飞上去转一圈犯纪律，着陆下来又怕冲进前边的芦苇塘(这个天然草地机场只有六、七百米长、三四十米宽，其四周都有芦苇塘。)说时迟，那时快，袁彬立即收油门按正常着陆接地了，并用刹车减速，躲开芦苇塘，飞机终于在塘边停下来，右转滑回关车。这次，袁彬受到苏联顾问的严厉批评。一刻后，苏联顾问问袁彬敢不敢再飞，袁彬说：“敢！”于是苏联教练就放了袁彬单飞3个起落。袁彬和他的战友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们真想喊一句：我们中国红军也能上天参战了。

1942年，学校的宁静被打破。盛世才公开反共反苏，将新疆航空队的学员全部囚禁在驻地，后投入监狱，并秘密杀害了中共驻疆负责人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在狱中党组织和航空队党支部领导下，袁彬和同志们一起，面对敌人的迫害，坚贞不屈，顽强斗争，提出了“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和“拒绝个人出狱，永不脱党叛变”的响亮口号。身陷囹圄的四年里，从没有停止过学习和斗争。直到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找到了刚上任主持新疆军政的张治中，三次电陈蒋介石，终于在1946年6月10日释放了新疆航空队人员。

7月11日，袁彬和战友们回到思念已久的延安，受到军民隆重欢迎，还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接见，他们被要求好好休息，恢复健康，以迎接新的任务。

1946年9月，袁彬和30多个航空干部一起，离开延安，参加了新中国第一所航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的创建工作，先后担任教导员和副大队长。经他带飞、考核的王海、徐怀堂、侯书军、邹炎等16名学员全部成功单飞。袁彬也因严谨的教学风格和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保证了飞行安全，荣立大功一次。

新中国成立，袁彬任锦州第三航校副校长兼飞行大队长。

率空3师入朝作战

1950年，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

1951年3月1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在辽宁安东宣告成立。袁彬调任空3师师长，率领50名飞行员，驾驶50架米格—15型歼击机开赴安东前线。

1951年7月9日，空3师在袁彬、高厚良等人的指挥下，进驻安东市(今丹东)浪头机场，开始进入实战训炼。7月下旬，朝鲜北部大雨滂沱，发生了40年未遇的特大洪水灾害，美国空军趁火打劫，开始实施绞杀战——空中封锁战。这是第一次准备打美国飞机，袁彬、高厚良遵照空军首长指示，花了13天时间作准备工作，制定实战锻炼计划，并请友军(苏联空军)和先参战的空4师介绍作战经验，熟悉战区地形，研究美机活动规律，明确任务：掩护泰川一带新建机场和平壤至安东一线的交通运输，准备打击敌之小机群。

11月4日上午，我方雷达发现敌机6批128架次连续北犯清川江、定州、情州地区，其中2批50余架次于宁川、宁边方向策应。10时26分，袁彬命7团副团长孟进，率3个大队起飞米格飞机22架，在苏联空军掩护下，打击宁川策应之敌机。飞过鸭绿江后，师指挥所通报宁川上空敌机高度5500米。孟进命l、2大队为攻击队，降低高度至6000米，搜索前进；3大队为掩护队，高度7000米。飞至清川江至宁边时，师指挥所又发出通报：“宁川东南50余公里有敌机！”此时，敌机与我机正处于相反方向，且距离越来越远，孟进遂决定不作追击，获师指挥所准许返航。担任空中掩护任务的3大队，没有听见指挥所的命令，赵宝桐等人在大队长牟敦康的带领下，继续向南搜寻，发现敌24架F—84，分上下两层，正向南飞去。牟敦康下令攻击。全大队6机迅速占据高度，从敌右侧上方以梯次队形突然朝敌机群攻击，一下打乱了敌机队形。在空战中，副大队长赵宝桐击落F—84飞机2架，牟敦康击伤F—84飞机1架。

机场上，指挥所里，人们奔走相告这一胜利消息。袁彬等师领导抑制着内心的喜悦，关切地命令赵宝桐：初战告捷，速返航。

11月9日上午9时44分，雷达发现平壤以南有敌F—84飞机8架。9时51分，袁彬令9团起飞18架，由副团长林虎率领截击该敌。9团1大队大队长王海在搜索中见前方有l架敌机，经请示空中指挥员同意，即率焦景文、周凤性、刘德林向敌机扑去。他们终于追上了这架四发动机的庞然大物、美制FMK—8型轰炸机。我4架战机打光了所有的炮弹，才把这个庞然大物打落下来。这是9团第一次打下敌机，是全师第一回击落轰炸机，部队轰动了。袁彬、高厚良等师领导纷纷向他们表示祝贺。为了促进他们的成长，袁彬指示他们开好战评会。在战评会上，在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后，王海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攻击时没有节约炮弹，返航时没有顾上编队，还检讨自己没当好空中指挥员等等。9团1大队后来所以成为英雄大队，开展军事民主是重要因素之一。

为了表彰英勇善战击落敌机的飞行员，也鼓励辛勤的机务人员，志愿军空军规定，每击落1架敌机，经团首长报师首长批准后，即在有战功的飞机上画一个红五星，使人们一看就知道这架飞机击落过多少敌机。五星直径为20厘米，鲜艳的红色镶以金边，画在座舱下的机身两侧。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对激发空地勤人员的革命荣誉感，鼓励战斗积极性，起了良好的作用。

11月10日10时26分，敌机两批共32架袭击平壤，袁彬命7团24架起飞迎击。在空战中，1大队大队长刘玉堤，击落敌机2架，击伤l架。打了几次小机群以后，志愿军空军首长致电予以鼓励：第3师应大胆细心地参加大规模空战，如能够提高组织指挥和战术动作，损失是可以减少的，这方面不必顾虑太多。从11月16日起，袁彬、高厚良指挥第3师，开始寻找战机与美军大机群作战。11月18日14时许，我雷达发现美主力战机9批184架，一部分活动于永柔地区，一部分进至安州、清川江一带对铁路目标轰炸扫射。志愿军空军指挥所令空3师起飞迎战。14时24分，袁彬令9团副团长林虎率16架米格—15歼击机起飞，当飞至肃川上空时，发现美空军F—84战斗机20架，正沿西海岸北飞。乘敌不备，林虎率编队以突然猛烈的动作，从8000米高空俯冲而下，像几把尖刀将美机编队切成几块，造成了各个击破的有利态势。3师9团击落敌机6架，其中1大队长王海击落2架，僚机焦景文击落2架，孙生禄击落1架。1大队取得一次空战中击落敌机5架，自己无一损失的辉煌战果。6架战鹰打下5架敌机，这在世界空战史上，算是个奇迹。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和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亲自来到安东，参加了这次讲评会。袁彬扎扎实实表扬了一番：“这一仗打得有章法，首先是王海指挥有进步，发现敌机早，决心下得快，动作猛，带头冲进敌机群，飞行员勇敢灵活，靠得近，瞄得准，打得狠。这说明经过几次实战锻炼，我们确实进步很快。”最后，他向大家问道：“这一仗没有把炮弹一下子都打光了吧？”这一问弄得大家笑个不停。

11月23日，在袁彬、高厚良指挥下，空3师7团先后与美空军50余架F—84型战斗轰炸机激战，击落敌F—84飞机7架，击伤1架。其中一贯在战斗中大胆泼辣、勇猛顽强、积极进攻的1大队长刘玉堤，一人击落4架敌机，创人民空军一人一次击落战机之最。

12月2日、5日和8日，空3师接连参加了三次双方达300架飞机的大规模空战，并与美军当时装备性能最好的F—86战机进行了战斗。全体飞行员勇猛作战，取得击落F—86飞机9架，F—84飞机4架的战果，并初步取得了对F—86型飞机作战的经验。

自1951年10月21日至1952年1月14日，空3师在袁彬、高厚良指挥下，参战86天，共出动飞机2391架次，进行大小战斗23次，共击落美机55架，击伤8架，自己被击落16架，被击伤7架。

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毛主席在看了空三师86天战况报告后非常高兴，亲笔疾书了“向空军第三师致祝贺”的批语。

1952年冬，在我空军的严厉打击下，美国空军在鸭绿江和清川江之间的所谓“空中优势”受到了很大的削弱。美军急忙调来一批“王牌”飞行员，更多装备了性能较好的F—86型飞机，战术手段也由过去的大机群出动，改变为小编队，多批次，加大纵深、层次配备的所谓“鱼饵”战术。袁彬、高厚良领导全师展开了反“鱼饵战术”的学习，总结历次作战经验，研究怎样“啃骨头”，制定了一套反“鱼饵”战术的空战战术。第3师、12师于12月2日、3日、5日与美空军F—86战斗机空战7次，取得击落美机11架，击伤l架的突出战绩。12月3日，空3师9团两次出动，击落敌机4架，击伤3架。7日，空3师9团1大队，在清川江口与敌机74架飞机遭遇，他们顽强抗击，击落击伤敌机各1架。自1952年8月5日至1953年1月21日，空3师连续17战，打的都是“王牌”——王牌飞行员和王牌飞机F—86。

1953年1月6日，中央军委致电空3师，庆祝该师参战13个月，取得击落击伤敌机102架的胜利。创参战部队最好成绩。电报指出：第3师的光辉战绩，证明了志愿军空军的战斗力已大大提高，第3师积极英勇机敏的作战行动，值得全军学习。

1月10日，袁彬、高厚良隆重主持了空3师击落击伤敌机百架的祝捷庆功大会。在高厚良的总结报告中提到：在抗美援朝作战中，空3师共有63名飞行员(其中有45名两次参战)，共战斗超飞255批3465架次，实战52批766架次，有45名飞行员击中敌机(占参战飞行员总数的71.4%)，击落87架，击伤24架。空3师本身就是一个英雄的战斗集体。英雄的王海大队参加空战80多次，击落击伤敌机29架，荣立集体一等功。王海击落击伤敌机9架，立特等功、一等功各一次，是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王海和王海大队是空3师的一面旗帜，也是中国空军的一面旗帜。还有击落击伤敌机8架的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刘玉堤、赵宝桐等。赵宝桐所率的中队击落击伤敌机17架，被称为“赵宝桐英雄中队”。

空3师被击落击伤61架，其中被击落43架，击伤18架，牺牲飞行员18名。他们用鲜血，用生命，用无私，用无畏，在万里蓝天上挥洒出新中国空军对人民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

1月26日，空3师结束了第二次参战，袁彬、高厚良率全师返回沈阳基地，担负第二线作战任务。

此时，志愿军空军在一线保持有空4师、空6师、空15师、空16师、空17师共5个师10个团的兵力，参加一线作战。

朝鲜战争结束，袁彬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两枚)、二级自由独立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