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舍身救孤、立孤，小人物诠释大义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

——题记

晋“良史”董狐把赵穿弑君事件书成“赵盾弑其君。”成为屠岸贾唯一的诛杀赵家的借口。司马迁述写这段历史，对屠杀赵氏一笔概括：

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

短短一句话信息量极大：“不请”“擅”，说明屠岸贾已权倾朝野，不可一世；也说明诛杀赵氏并不是晋灵公授意，是被奸人所害。“杀”“灭”，表现屠戮场面之惨烈。赵朔之后三人为赵朔父亲的同父异母哥哥，“皆灭其族”，赵氏上下贵贱全灭！

而把大量的笔墨用在了公孙杵臼、程婴如何救孤、抚孤、立孤上面。

赵朔妻成公姊，有遗腹，走公宫匿。

赵氏仅存血脉“遗腹”因其母是公主，逃到宫中得以苟活。

因此，故事的两大主角出场了：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对赵朔的朋友程婴说：“你为什么还不死？”（士为知己者死）程婴说：

“朔之妇有遗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

“欲知其人，观其友。”想这赵朔是何等仁义之人，遇难时一定有很多人追随而去，他没想到的是身后还有一客一友为其筹划延续赵家血脉之事。

天遂人愿，赵朔夫人生下一男婴。但屠岸贾听说后到宫中搜索，定要斩草除根。夫人情急之下把孩子放在裤裆里，侥幸逃过一劫。

程婴与公孙杵臼的救孤行动正式开始。他们预见到，赵氏孤儿一日不除，将永无宁日，不仅赵氏孤儿性命难保，还会殃及全国的婴儿，必须断了屠岸贾的“后顾之忧”。于是两人进行了一次命与命的对话：

公孙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

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

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彊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

面对屠岸贾的威逼，两人必须有一人先死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

于是两人谋取他人婴儿，裹上富贵人家才有的锦绣襁褓，藏到山中。

元杂剧《冤报冤赵氏孤儿》改编为程婴用自己的儿子来掉包，以表现程婴的大义，并消除两人残害穷人家婴儿的残忍。后来各种戏剧皆以此为蓝本。陈凯歌的电影《赵氏孤儿》也采用此说。

本人觉得完全没必要，如果程婴或公孙杵臼恰好有与赵氏孤儿一般大的孩子，他们会这么做的。但不管是用自己的儿子还是别人家的儿子都是很残忍的。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两人为了完成立孤大业而选择的下下之策，也是唯一可行之策，如果没有自己与婴儿的牺牲，立孤几无可能。而且屠岸贾如进行全国大搜捕，这个婴儿也难以活命。所以，牺牲一婴孩，保全千百婴孩了，这婴孩也是死得其所了。但剥夺婴儿性命，以命还命，依然是大罪。

“不虚美，不隐恶。”本人赞成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两人的“双簧”演出很默契：由程婴供出公孙杵臼与婴儿藏匿之处，引兵去捉拿公孙杵臼与赵氏孤儿。公孙杵臼大骂到：

“小人哉程婴！昔下宫之难不能死，与我谋匿赵氏孤儿，今又卖我。纵不能立，而忍卖之乎！”抱儿呼曰：“天乎天乎！赵氏孤儿何罪？请活之，独杀杵臼可也。”诸将不许，遂杀杵臼与孤儿。

刺杀了“赵氏孤儿”，屠岸贾从此高枕无忧。而程婴泪别公孙杵臼，与赵氏孤儿“俱匿山中”，一住就是十五年。

元杂剧与电影为增加戏剧冲突，让屠岸贾收赵氏孤儿为义子，程婴为门人，达到“以冤报冤”的艺术效果。但藏匿山中十五年，又当爹又当妈，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要比天天锦衣玉食，只是谨慎小心难太多了。这样的改编削弱了程婴抚孤的艰辛。

十五年后，在韩厥的运作下，赵氏灭门案终于昭雪。赵氏孤儿也有了自己的名字：赵武。景公还派军队讨伐屠岸贾：

遂反与程婴、赵武攻屠岸贾，灭其族。复与赵武田邑如故。

正所谓“恶有恶报”。

程婴实现了与公孙杵臼抚孤、立孤的心愿，但始终没忘记公孙杵臼的牺牲。“扶上马又送一程”，等到“赵武冠，为成人”，程婴觉得是走的时候了。于是向亲朋好友告了别，最后对赵武说：

“昔下宫之难，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后。今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

赵武苦苦挽留，但程婴去意已决，慨然自杀。大结局也正如人们所期盼的那样：“善有善报”：

赵武服齐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

“赵氏孤儿”的故事之所以流传至今，公孙杵臼、程婴的行为之所以被人津津乐道，不在于封建时代狭义的“忠义”。而是诠释了什么叫“舍生取义”。

公孙杵臼是客卿，程婴是朋友，对赵朔没有真正的依附关系。在听闻赵朔死讯后，公孙杵臼完全可以另投他人门下。程婴也可以对好友进行祭典后继续过自己的日子。那么是什么让他们想到了救孤、立孤呢？那就是他们认为，赵家是德之家，赵盾、赵朔是仁义之人，灭门惨案是冤案。只要赵氏孤儿在，就会有正义战胜邪恶的希望。

义，就是对正义的坚持与匡扶，对非正义的斗争，哪怕牺牲生命也要伸张正义。所以，公孙杵臼为了救孤选择了死亡；程婴对赵武的养育不求任何回报，他所期盼的只是正义战胜邪恶，一旦赵家冤案得雪，到地下陪伴赵朔、公孙杵臼是他最好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