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70年代：母亲的顺口溜：地瓜饼子，咸菜梗子，不吃省子

头条里很多“忆苦思甜”的文章，回忆六七十年代生产队时的生活。我老家是胶东农村，60年代生人，80年上的大学，对这段岁月记忆还是很清楚的。

父亲当了6年抗战老兵，46年复原娶了母亲，比母亲大9岁。我问过母亲：“为什么大那么多？”母亲说：“老封建，也不会说不好。”母亲还讲过邻居婶子的笑话：过门的那一天，坐在炕上，偷看外间来来往往的人，猜测哪个才是自己的丈夫。好在，两口子过得不错，白头到老。

那时候的人都能生，母亲生了7个孩子，算是中等水平。本村最多的生了11个孩子，最小的孩子比大儿女的孩子还小。

要说穷，我认为孩子多是一个重要因素。

为什么生那么多？一是不讲计划生育，再一个有个糊涂概念：孩子口粮与大人一样，家里有余粮。但孩子总有长大的时候，这账是糊涂账。

我们家孩子多，但我们三个小的比上面三个哥哥姐姐年龄差很多（二姐4岁时被没有孩子的姑姑要去了），我们上中学的时候，他们都下学了参加劳动了。所以，我家的生活不算困难。

大哥学习最好，可惜只上完完小，早早帮着父母养家。父母晚年经常提起，感觉很愧疚。好在大哥后来在金矿上班，工作比在生产队种地相对轻快。

大姐初中毕业，是那个60年代比较正常的文化水平。

二哥学习不好，就不愿上学。父母知道二哥背着书包去上学了，但不知道二哥与小伙伴逃学去玩了。为此，我们几个小的还编了顺口溜讽刺他。所以初中没毕业就到生产队干活了。要说最累的就属二哥了，是壮劳力，干最苦的活。推小车送粪，要推上很陡的坡路。

老妈说，吃得不好就是推不上去。所以，有些好吃的也要尽着他吃。有的时候给二哥烙张葱油饼，对我们光吃不干的小的说：“别吃啊！”我们只好委屈地走开。

麦收与秋收，最苦最累的农村生活，也挥洒着中小学生的汗水。

家乡的主要农作物是玉米、小麦、地瓜，还有高粱、大豆等杂粮。油料作物是花生。

我们上小学、中学在麦收、秋收时节都有两个周的假期，叫麦假和秋假。学生放假回各自的生产队，由生产队的一个老社员带领我们干活。麦收时干的最多的是拾麦穗，马车把一捆一捆的麦子拉走了，掉在地下要捡起来，颗粒归仓是我们的责任。

（莫言说他与他母亲去拾麦穗被治安员打了，就是属于偷麦穗。）

秋假时，我们干的最多的是拾花生，这是大家最喜欢的活。花生拔完要放在原地曝晒几天，所以用车拉走以后就会散落很多的花生。拾花生轻快，还可以一边拾，一边吃。当然，不能吃太多，也不能喝凉水，会拉肚子的。

在秋收季节干的最重的活是从玉米地往地头上搬玉米秸秆，这叫“倒地”，便于后边的播种冬小麦。

用镢头刨玉米（杀玉米）是壮劳力的活，科学种田，玉米种的又密，玉米棒子又大又饱满，一棵棵地刨，非常辛苦。这种活一般的是队长带头来干的。

刨完玉米就是掰玉米，一般由女社员来完成，最后才是“倒地”。想想那时的学生都傻气十足，不知惜力。两只臂弯抱住玉米秸，两只手能扣住是标准量。空手回来时还是跑步的，因为大家都这么拼，谁也不愿落下。

所以，就本人体验，说生产队养懒汉，积极性不高，得屈死多少勤劳的人呢。

70年代时粮食产量已经很高了，不存在吃不饱的问题，但白面真的少。

那时白天要出工干生产队的活，晚上干自己家的活。生产队分的玉米是带皮的，扒玉米成了每晚都干的活，把玉米皮扒掉，留一部分，像编麻花辫一样编成一坨一坨，然后在院子里垛成一个大大的圆锥形的“金字塔”。

分的地瓜也很多，有的切成片，晒成地瓜片。我父亲每天的小酒大多是地瓜片换的。其他都放地瓜井里了。几乎家家都有地瓜井。到井底下摆放地瓜是我弟的事儿，吃的时候下井去拿地瓜也是弟弟的事儿。那时他有十岁左右，让他坐在筐里用辘轳放下去，拿完地瓜，最后再把他能提上来。地瓜一般放到第二年春天都必须取出来，否则里面大量的二氧化碳会令人窒息的。

分的小麦就不那么多了，具体不太清楚。印象中，只有过年过节、家里有人过生日才能吃到白面，平时大多是地瓜、饼子。蒸一锅白馒头，只吃一顿，以后母亲熥饭会熥一个切两半，一块给老父，一块给小弟。我和姐姐们只有看的份，当然还有老妈。

没有馒头了，弟弟不愿吃饭。老妈就说：“地瓜饼子，咸菜梗子，不吃等子（着）”。后来干脆改成“不吃省子”了。

弟弟还有个吃饺子的糗事：生产队分的是小麦，要自己到磨坊去加工，拿回的面有精粉、半黑的面，还有黑面。包饺子当然精粉好吃，但老妈为了节省，会包一些黑面饺子。弟弟吃饺子时，母亲问：“再吃不吃了？”弟弟回答亮了：“白饺子能吃上，黑饺子吃不上了。”就是说，如果给白饺子，还能吃；如果给黑饺子就吃不下去了。不知弟弟还记得否？

儿女婚姻大事，父母操碎了心。

70年代开始，哥哥姐姐结婚季。母亲说盖了一辈子的房子是夸张。但十年内盖了两栋房子，买了一栋房子是真。一栋是住的房子“翻倒复起”，跟新盖一样；一栋是为大哥结婚盖的新房。都是母亲每天像伺候高客那样，白面馒头、酒肉菜地伺候匠人们。

大哥是74年腊月结婚，大姐是75年春结婚。老家结婚没有“彩礼”，但一般女方要求男方要有单独的新房。还要有衣柜衣橱，有几铺几盖新被褥、春夏秋冬几套新衣服等都是随大流。即使家里条件好也不能出格，否则被婆婆们骂死，因为不随新的高标准就会出现攀比了。有的家里条件差的盖房、娶媳妇是要“拉饥荒”（负债）的。好在我家没有。

姐姐出嫁也要陪送被褥、橱柜、桌椅等。父母想陪嫁手表，但大哥刚结婚，实在没钱了。几年以后父亲特地给大姐买了块手表。我上大学时姐姐送给了我，84年我近邻毕业那年向老爸要了200元钱，其中花80买了一块上海牌女表，把姐姐的陪嫁表还给了她。

我二哥的房子老妈省事，不用天天给匠人做饭了，但花钱最多。本家有个哥是转业军人，嫂子是老师，回村把老房子重新盖了，成了当时全村最好的房子。没多久，他全家要回城，要卖房子，看在本家的面上2400元卖给了我家。那一年是79年。

母亲在我们成年前是劳碌与贫穷的，但一分钱掰两半花的持家能力使我们在物质贫乏的年代得以衣食无忧，是遗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

记得母亲在最后的岁月里什么都不肯吃，我忽然想起母亲的顺口溜：“您想吃地瓜饼子、咸菜梗子吗？”母亲忽然眼睛有了光：“想！”姐姐像得了圣旨一样去寻找，结果找回了地瓜、饼子。母亲吃了一口，连说：“好吃。”但最终没有找到咸菜梗子——萝卜缨子腌的咸菜，成了永久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