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的童年帮助我们90后这波以另一种方式愈辽整个中年

直到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再次回到这个村庄，多年积攒下来的缠绵感情，就像一场雨季，使我不能拔脚离开。

家乡村庄

晚田峪是个典型的在旮旯里崛起的村庄，肚大口小，状如酒囊，囊口是一条窄窄的略不规则的小路，九尺盘环，像沙漠里响尾蛇爬过留下的丁字形轨迹。在20世纪90年代，处于大山之巅的村子仍然处于七八十年代村子的样子，即便是中国的大部分城市像火焰一样如火如荼的燃烧着大半个中国，晚田峪仍以它的姿态沉默了大半个世纪。

进村的路

我们的学校是村里最赋诗书的地方，也是村子里唯一用钢筋水泥混合物堆砌，砖瓦瓷镶嵌的低矮平房（村民的房子还是木制的)。屹立在村子最耀眼的地方，作威作福。村里的扶贫干部请了外地有技工的师傅花了两年时间为孩子们搭建的“天堂场所”,它就像一样被供奉着，孩子们享受着神一样的待遇，哪怕是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写，乖乖的坐在里面，都会投来农人羡慕的目光。当现在的孩子挠心纠结狂抓的时候，我们能安安静静的坐在里面已然是一种莫大福气了。当然，我也是享受过这种优待的。

羊挺着恰似要撑破胃包的肚囊跟随着牛群、鸭群、鹅群暮归之时，是我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从小多了一份留心与遐想，悠悠然走在老牛旁边，看着浩浩荡荡的队伍，见着从容驱赶的农人，微笑颔首。

羊群

直到有一天村里来了个外地的教书先生，打破了我的惬意。我的生活从此暗无天日，沉默，混沌，地老天荒。

这个教书先生，二十四五来岁，穿着当时还挺流行的白衬衫卡其裤，佩戴眼镜，黑玉色的头发，不知是天然的还是梳理成的，像波浪一样向后翻，这种打扮在村里极其罕见，一时间村子破天荒的热闹。道途听说这位老师放弃进城教书的机会，自愿请命“下山”。村民们围着这个教书先生毫无羞涩的上下打量，渍渍嘀咕，仿佛要猜空别人心思，看穿他人肺腑，私底下还图谋着将哪家哪家闺女许将给他，西南面的王大婶在这件事上尤其上心。其伶牙利齿、后尖嘴利堪比泼皮破落户儿王熙凤略胜一筹，碎碎语铺天盖地。

从来就认为这个新来的把咱们村儿闹腾得风风雨雨的熊老师与我那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管他个风花雪月，我尽管独享寂寞，毫不碍他个半茬。岂料，教我们的李老师提前“归隐”，安度晚年了。我们二年级顿时无主，失了方寸。熊老师临危受难，同时接管了两个年级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我们村的孩子少，两个年级也就二十来个孩子，为方便授课和管理这些调皮爱闹的捣蛋鬼，我们两个年级被放置在一个教室，村里头通常用来置办酒席的长条凳、四方桌就是我们的课桌椅。上午是二年级的课，下午就是三年级的课，轮流置换。下午的时候，我们二年级的像一块块木头被搁置在教室的一角。不准提前回家，不准昂头发呆听课，不准低头捏手指。我拄着桌面，任思维海阔天空。

一向糊里糊涂晕头转向的我，从来不记得布置了哪些作业，莫名其妙的在作业本上圈圈画画，还没到期末，课本已经破烂不堪，四飞五散，隔三差五欺负小同学。我不是熊老师眼里的出类拔萃，屡教不悔。充斥于我生活的就是“请家长”“请家长”“请家长”....,一个“请”字给这件事罩上了温情文雅的面纱，不寒而栗。那时的熊老师我是极讨厌的，他是这个“请”字的执行者和命令着，几度让我毛骨悚然。通常情况下我尴尬的沉默，用力的扳手指，直至蹦蹿出鲜红的血液。

村里条件有限，村支书没有给这个“外来”的客人安排住处。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既是他的办公处，也是他的厨房卧室。我通常被叫到这个地方接受各种未知的“处分”。

后来，我出了远门求学，家也搬去了外地。村里的一切好像与我再无瓜葛了。直到多年以后再回来，面目全非的庄子给了我荒凉，见不到了鸡鸭牛羊群，听不到了农人驱赶鸭群的“呱呱呱”。童年，突然之间没了回音，百无聊赖。那个熊老师...我在心里顿了顿片刻...如今可好？！

听隔壁老刘描述，熊老师来村子不久，干了一件轰动村子的大事，破了一桩“奇案”，成为村子头号响当当的人物。事件大致就是王大婶与卖油老汉的鸡蛋纠纷。王大婶责骂李老汉偷吃了她鸡窝里蛋，蛋壳都捣在地上，自称早晨还见老汉在她鸡窝旁边鬼鬼祟祟，于是断定就是李老汉塞牙缝了，大骂“杀千刀”的，凶悍得无以复加。王大婶一贯如此作风，鸡毛蒜皮，小事化大，非得“大闹天空”不可，我不以为然，嗤之以鼻，暗自思忖，这也不稀奇。“老汉卖完油，手上势必会有油渍，油渍难挥发且不溶于水，若拿了蛋，蛋壳必定有油渍的痕迹，见水便知真相”老刘重述着熊老师的话，脸上露出憨厚的得意。“只可惜了，这么好的伙子被调走了，村里再难见到这么好的人咯。走的时候，孩子们都舍不得，哭着嚷着不上学堂”老刘叹了口气，踱着步子，恍如隔世。

我被抽空了似的，仔细回味着老刘的话。这个自愿请命“下山”的伙子，这个孜孜不倦教诲我的熊老师，直到很多年后，我才明白这是种恨铁不成钢的爱，他给予了我们很高的期望，而我们却远远的落下了，辜负了他。

有些人年过半百还在治愈童年的伤害，有些人用童年治愈整个中年，我属于后者，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