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不了解的灵寿（三十五）

抗战中的“两面红”李洛嘉

文/崔金山 搜集整理

抗战中，日伪军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有着不共戴天之仇。一个普通农民，如果白天替日本人做事，晚上共产党的“除奸队”就会找上门来，轻了给点警告，重了拉到村外找块大石头就把脑袋磕了。如果为共产党服务，日伪军听说了就抓进炮楼，轻了打个半死，重了就直接用刀砍了、放洋狗撕了。要想两面逢源，犹如刀锋上走火场，就看自己的本事了。在灵寿的抗战中，就有一位叫李洛嘉的本事人，抗日政府信任，日伪军敬重，人称“双面红”。

李洛嘉，名清景，洛嘉是别号，1905年出生于灵寿县院同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干农活，没有上过学，父母过世较早，十几岁跟随别人外出贩牲口，后又开花坊，跑买卖，走南闯北，结识了许多朋友。

“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灵寿城及附近村庄，并于城北十多里处掘出一条横贯东西县境的封锁大沟，沿沟筑碉设卡，对沟外的抗日军民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洛嘉看到抗日根据地军民生活十分艰难，连日常必需的煤油、食盐、火柴都用不上，既对敌人十分痛恨，又看到了好的商机。于是，他凭借自己广泛的人脉关系和应变能耐，先打通了日伪驻县城警察局、保安队关节，弄到一张“通行证”，将一些日用必需品运出沟外。继而又与抗日政权联系，把山区的花椒、核桃、黄芪等运进敌占区，购回更多的生活用品和其它急需物资。后来晋察冀边区物资交流委员会吸收他为正式成员。

石门（石家庄）商家“华昌号”及日本人开设的“三园公司”均与洛嘉有过商业来往，他们对能得到山区特产的供应非常满意，都将洛嘉聘为“货运员”，并签发给公开“身份证”。不久，一家字号更硬地“松本洋行”也插了进来，同样把洛嘉聘为“货运员”，发给“特别身份证”，并让洛嘉在其老家院同村开设货场，门上挂出“松本洋行货运栈”的牌子。从此，洛嘉的腰杆更硬，名声愈显，不只生活用品，就是药品、医疗器械、印钞纸等“严禁”运出的物品也能安全运出敌占区，运回根据地，有时还夹带些枪支弹药回来。

洛嘉押货路经敌人哨卡，只要出示“身份证”即可放行，有时因事不能押运而被扣货，他赶去一说就会马上把货运走。洛嘉的大号逐渐被沿途哨卡值勤的日伪军熟知。凡遇到他押货过卡，非但不予阻拦，还要行立正礼送行。为避免这些应酬，他定做了几面小黄旗，上书“李洛嘉”三字，往返运货时就在领头的车辆上插面小旗，无论沟里沟外一路畅行无阻。

洛嘉在敌人群里混得熟、吃得开。无论共产党干部还是普通群众，在遇到敌人突袭追捕时，只要能赶进洛嘉的院内或货场，洛嘉就说是自己的助手或帮工，敌人就会走开。若是在其他地方被抓走，洛嘉出面保释时也多被放出。抗日组织曾利用他的关系营救过许多党员干部。一次，共产党员李友增因汉奸告密被敌人抓送到井陉煤窑做苦工，洛嘉亲赴石门日伪劳工处斡旋，友增被放回。县公安局数次让他搜集敌人情报，每次都能准确及时搞回。他为抗日工作热诚效力，抗日政府信任他；他是日本人“松井洋行”的头面人物，敌人敬重他，当时人们都称他为“两面红”。

1943年，洛嘉大儿子结婚那天宾客很多。就近的抗日干部和武工队员去祝贺，部分伪军也去“贺喜”。洛嘉态度坦然，热情招待，分席安排就位，接着向众人说：“今儿个来的都是亲朋好友，眼下世道混乱，咱们别的什么都不谈，只管尽情欢宴，好聚好散。”话后往来劝酒，语声笑声故意让各席听得见。过午席散，敌我双方相安无事，没有发生任何麻烦。

1944年，正定县公安局情报股长王某派洛嘉去石门完成一项侦察敌情的重要任务。当时整个战局已对日不利，敌人处处戒备森严，特务活动猖獗。洛嘉明知那里认识自己的人很多，此去凶多吉少，但还是响亮地接受了任务。临走前，他对村支书孙文堂说：“这次去了如果不能回来，你和昌寿（洛嘉的长子）可到一个叫迟会子的朋友家联系”。

洛嘉去后见了迟会子，但为了执行任务方便，就住到了一个姓史的老乡家里。一日清早，他刚出门就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背绑起来抓走，撺到一片菜地中间的大口井里。后被迟会子捞上来，寄埋于一片坟地边侧。1947年石门解放后，村支书、昌寿和野战军某部一通讯员找到迟会子的父亲（此时迟会子也病故），把洛嘉的尸骨运回安葬。

由于洛嘉有“两面红”之称，死后数十年来人们对他的评价不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通过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多方深入查证，才把他那段复杂经历和真正身份弄明白。1988年10月，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李洛嘉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属待遇。

李洛嘉被敌人杀害已经73年了。当时人们称李洛嘉为“双面红”，却并不知道他还有一颗“红”心。正因为他是“双面红”，他才能够为家乡和人民做那么多好事。也正因为他的“双面红”，才导致他难逃“刀锋上走火场”的厄运，最后仍被敌人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