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温病学（转载）

归纳前面所讲的内容，吴又可的贡献在于他写出了温病学发展史上第一部、在世界传染病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的温病学专著。在书中，他突破了《伤寒论》的框框，提出了温疫的治法不同于伤寒，对邪气的性质、入侵的途径、侵犯的部位、传变的形式、具体的治法、传染性等都有非常明确的阐述。他对"温"、"瘟"、"热"、"疫"这四个字的考证，对后世也很有启发。吴鞠通对《温疫论》给予了很高的的评价，他在《温病条辨·自序》中说:"得明季吴又可《温疫论》，观其议论宏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指出了吴又可的学术观点是前人所没有提到的，具有独创性，这个评价是很高的。但是他又说:"细查其法，未免支离驳杂。就是说，这部书设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句话说得也很中肯，《温疫论》确实是不成体系，因为它只讲了一个病，不可能成体系。他又进一步进行分析，认为这部书"大抵功过两不相掩，盖用心良苦，而学术未精也。"就是说，吴又可有很大的成就，但也有他的不足，他的用心是很好的，但是学术不精。这个评价，今天看来有点苛刻，因为在吴又可那个时代，温病学的学术水平不能和吴鞠通那个时代相比，到了吴鞠通那个时代，经过叶天士、薛雪等很多医学家的努力，温病学又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比吴又可那个时代要高得多。应该说并不是吴又可本人的"学术末精"，而是受当时学术水平所限。吴又可那个时代对温病的研究还处于较低的水平，所以他在书中论述的範围仅限于一个具体病种，可以说是专病专书，当然就不可能使温病学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能写出这样一部书，己经是难能可贵的了。今天分析这部书，应当历史地、客观地评价它，既应该看到它的不足，也应该承认它在温病学发展史上的贡献。 　　

　　3.《证治心传》—一部几乎被湮没的温病学重要文献

　　《证治心传》这部书在中国医学史上没有记载，在温病学发展史上也没有人提到过。但是应该承认它是温病学发展史上一部很特殊的著作。这部书的作者袁班，字体庵。明末江苏秦邮人，就是江苏省高邮县人。此人在历史上没有记载，所以生卒年代无可考证。袁班是明末兵部尚书史可法的幕宾，他不是从业的医生，但懂医学，也给人看病，他这部书是以临证和读书笔记的形式写成的。史可法在公元1643年为他这部书写过一篇序，可见他这部书是完成于公元1643年以前。在序中史可法评论这部书说：“阐古今所必由之理，实天下所未见之书”。这个评价不算过份。因为在袁班之前，确实没有人讲过他书中所说的话。在他之后，叶天士说过，但是比他晚了将近一百年。所以说确实是“天下说未见的书”。吴又可的《温疫论》成书于公元1642年，他与袁班是同时代的人，也都是江苏人。成书的时间基本相同，但是书中的内容完全不同。《证治心传》这部书共一万三千多字，其中涉及到温病的部分有两篇。一篇是“治病必审四时用药说”，一篇是“温热温疫辨”。在文中，他提出一年四季气候不同，用药也不一样。其中讲到了治疗春季的风温、春温，夏季的暑热、长夏的湿温，秋季的秋燥，冬季的冬温等各种温病所用的药物。在秋燥中虽然没有提出凉燥、温燥的名词，但是他己经提出了秋燥有兼凉与兼温的不同，用药也不一样。袁班的用药思路和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的用药思路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用轻凉的药物。在《温热温疫辨》中，他对温病与伤寒的区别、温病与温疫的区别以及一年四季中不同季节发生的各种温病的治法、具体用药，都有非常明确、详细地论述。书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他提出:"若时值初春，严寒将退，风木司权，其气善升而近燥，多犯上焦……取清轻之味清肃肺卫。若失治久延，渐人荣分，有逆传、顺传之候……又有热极旁流，名为顺传胃腑。"就是说，治疗春天发生的风温，要"取清轻之味"。"清"，是用凉药清热，"轻"，是指药物的质地轻扬，他特别提出薄荷、桑叶、菊花、连翘、牛蒡等药物，取其质地轻扬宣透。能够清解表热，以"清肃肺卫"。这里提出了"肺卫"这个名词，指出要清解肺卫的风热。如果治疗不及时，则"失治久延，渐入荣分"，荣字与营字通，这里的"荣分"，就是指营分。他又指出，温病的传变有顺传与逆传的不同证候。而且还指出"又有热极旁流，名为顺传胃腑"。这里明确提出了"顺传胃腑"这个名词。在《叶香岩外感温热篇》第一条中就提出了"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但叶天士这篇文章自始至终只提了一个"逆传"，并没有提到"顺传"这两个字。后世王孟英等人经过分析，认为有逆必有顺，逆传是传人心包，顺传就应该是向下传到胃，这是后人分析出来的结论。不是叶天士文中提出来的。大家公认叶天士是温病学派的创始人，卫气营血辨证的理论也是叶氏首创，而袁班的书比叶天士的文章早了近一百年，书中已经提出了"肺卫"、"荣分"、"逆传"、"顺传"这些名词，说得都很明确。那幺，他和叶天士之间究竟有没有关係？叶天士是不是看过他这部书，或者是得过他后人的传授，都很难说，袁班这部《证治心传》是公元1643年完成的，而《叶香岩外感温热篇》是他晚年给学生口述的，叶天士殁于公元1746年，由此可以推断，叶氏这篇文章大概是口述于公元1740年前后。所以说袁班之论比叶天士之论早近一百年，而他们的内容却惊人的相似，这在温病学发展史上确实是个不解之谜。这部书在当时为什幺没有得到推广、流传呢?史可法给他写序是在公元1643年，史可法认为这部书非常好，非常实用，因为当时正处于明、清交战之际，在战乱期见没有条件出版，史可法表示"俟锋焰稍息，亟付手民，以饷世之习医者。"就是说，史可法準备在战乱稳定之后把这部书刻板印刷发行。可惜，明崇祯甲申年（公元1644年），明朝灭亡了，史可法殉国了，这部书也就没有刻成，因而就默默无闻了。到公元1858年，这部书稿传到他的玄孙手里。他的玄孙有一位在一起修邑志的同事，名叫赵观澜，从他的玄孙手里看到这部书，已经是"蠹蚀过半"的残本了。赵观澜就根据残本重新抄了一遍，但是也没能出版。直到公元1923年，浙江的裘庆元，字吉生，在杭州成立了"三三医杜"，于公元1924年刻版印书，称为《三三医书》，里面收集了99部书，其中就有这部《证治心传》，刊在《三三医书·第二集·第二十五种》，这部书从此才得以传世。书中关于温病的发生发展、温病与伤寒的区别、温病与温疫的区别、四时温病的治疗用药，都讲得非常清晰、透彻。赵观澜抄这部书的时候加了按语，他说这部书和吴又可的《温疫论》是同时代，但是比《温疫论》的水平要高得多。他还说，后人只知道"温邪上受"这个词是叶天士提出釆的，而不知这种观点在叶天士之前早就有人提出来了。如果袁班与吴又可他们两位能有机会在一起研究讨论的话，温病学的形成肯定要比叶天士提前很多年，赵观澜的这种说法确实很有道理。　　

　　4.《尚论篇》、《医门法律》对温病的阐发

　　继明末吴又可的《温疫论》之后，清代初期与温病学有关的着作有:《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简称《尚论篇》，成书于公元1648年;《医门法律》成书于公元1658年。这两部书的作者喻昌，字嘉言，江西南昌新建人，因新建古称西昌，所以喻嘉言晚年又自号西昌老人，生卒年代为公元1585～1664年，是明朝万曆至清朝康熙年间。他这两部着作虽然不是温病学专着。但是这里面都涉及到了温病的问题。在《尚论篇·卷首·详论温疫以破大惑》中，他提出了温疫病的邪气入侵途径及所犯部位，他说:"然从鼻、从口所入之邪，必先注中焦，以次分布上、下……此三焦定位之邪也。"明确地指出了邪气从口、鼻先进入中焦，然后再瀰漫到上焦、下焦。他这种邪犯三焦的现法，对吴鞠通《温病条辨》中以三焦辨证作为温病的辨证纲领一个说不无启示。关于温疫和伤寒的区别，他指出:"伤寒邪中外廓，故一表即散;疫邪行在中道，故表之不散。伤寒邪入胃府，则腹满便坚，故可攻下；疫邪在三焦，散漫不收，下之复合。"关于温疫的治法，他特别提出:"未病前，先饮芳香正气药，则邪不能入，此为上也。邪既入，急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他所说的"上焦如雾，升而逐之"，是指用轻扬的药物升浮透邪;"中焦如沤，疏而逐之"，是指用行气的药物，疏通气机，气行则邪却;"下焦如渎，决而逐之"，是指用开决水道的药物，通利小便，使邪从下祛。同时，三焦都要加解毒之药"兼以解毒"。他这种治温疫用芳香、逐秽、解毒药物的学术思想对后世启发很大。吴鞠通总结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的经验，制定了银翘散一方，他在银翘散的方论中就明确地说:“本方仅遵《内经》。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之训”，又宗喻嘉言芳香逐秽之说。"银翘散里用银花、薄荷、芥穗等芳香药，就是"宗喻嘉言芳香逐秽之说"的具体体现。吴鞠通的《温病条辨》以“三焦为纲，病名为目”，把温病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辨证论治体系，应该说是受到了喻嘉言的很大启发。《医门法律》里有一篇"秋燥论”，是专论秋燥的。《黄帝内经》里很少论及燥病《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中也没有燥的病机。刘完素扩展了病机十九条，提出了"诸涩枯涸，乾劲皱揭，皆属于燥"，提出了燥病的病机。喻嘉言在这个基础上写了"秋燥论"，深入地讨治秋燥。《医门法律》中的清燥救肺汤，是治燥熟邪气犯肺的代表方剂。"秋燥论"与清燥救肺汤，为后世对秋燥病的认识与治疗产生了较为深近的影晌。《尚论篇》、《医门法律》虽然不是温病学的专着，但书中的温病内容比较深刻，它的成书年代与吴又可的《温疫论》及袁班的《证治心传》基本上是同时代，这说明，在这个时期，医界对温病的认识已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这个时期开始酝酿着温病学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

　　5.《广瘟疫论》对《温疫论》的发挥

　　《广瘟疫论》作者戴天章，字麟郊，号北山，后世多称他为戴北山或北山先生。江苏上元（江宁县）人，1644-1722.他非常推崇吴又可的《瘟疫论》，但惋惜这部书但是未能得到推广。于是他就对原书进行了删削增改，把书名中的“温”字改成“瘟”。于公元1675年着成了《广瘟疫论》。这部书当时并没有刊行，由他的儿子戴雪村手抄后存在他家的"存存书屋"。大概是在公元1750年前后，戴北山的孙子戴祖启看到一部坊刻本的书，与他租父的《广瘟疫论》内容一模一样，只是把书名改成了《瘟疫明辨》，署名是歙县的郑奠一。为此，戴祖启就在公元1778年把家藏的手抄本刊刻出版，以纠正讹传。于是这部书就有了两个书名，而且正版的《广瘟疫论》比《瘟疫明辨》的出版时间反而晚了将近30年。清末的陆九芝把《广瘟疫论》加以删订，收入他所着的《世补斋医半》中，题名为《广温热论》。关于把书名中“瘟疫”改为“温热”的理由，陆九芝认为，温病可以统称为温热，其中也包括了瘟疫，戴北山的这部书不是仅论瘟疫，其中也涉及到不是瘟疫的其他温病，範围很广，所以就改名为《广温热论》。清末民初的名医何廉臣又把《广温热论》加以重订，并补充了一部分内容，题书名为《重订广温热论》。戴北山对《温疫论》的发挥，首先在于辨证方面，他说:"意在辨瘟疫之体异于伤寒，而尤慎辨于见证之始，开卷先列辨气、辨色、辨舌、辨神、辨脉五条。"在治疗方面，他总结出汗、下、清、和、补五法。这些内容都对《温疫论》有所补充，使之更为系统化。但这部书也有它的局限性，恽铁樵评论说:"此书浅而狭隘，读之既久，恆偏于用凉，转以凉药误事。"

　　6.《温热暑疫全书》论温、热、暑、疫

　　《温热暑疫全书》成书于公元1679年。作者周扬俊，字禹载。江苏吴县人。生于清代顺治、康熙年间。他这部书分为温、热、暑、疫四卷。划分为温病、热病、暑病、疫病四类分别论述其证治。并指出“黄芩汤，治温本药也。”也就是说，他以黄芩汤唯治疗温病的主方。这种治疗思路对后世治疗温病热郁少阳的病变有所启发。因为这部书的成书年代较早，所以对温病的论述不够全面，也没能明确地揭示温病的发生发展规律。

　　7.《叶香岩外感温热篇》——温病学体系形成的标誌

　　《叶香岩外感温热篇》的作者叶桂，字天士，号香岩。晚号上津老人，江苏吴县人。（1667~1746)。他十四岁丧父，随其祖父的门人朱某学医，非常勤奋好学。十年间先后从17师，集思广益，从而打下了深厚的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功底。他成名很早，毕生忙于诊务，没有留下亲笔所写的着述，现在流传下来的《临床指南医案》等叶天士的着作，都是后人整理刊刻的。叶天士关于温病的论述，主要见于《叶香岩外感温热篇》，简称为《叶论》。这篇文章不是叶天士亲笔写的，据说是叶天士带着学生游太湖洞庭山时，他的学生顾景文随行于舟中，叶天士口述，他记笔记。以笔记的方式流传下来的。“华本”来自于华岫云。华氏在叶天士去世后收集了一些叶天士当年的医案，他认为这些医案的价值非常高，对后世很有指导意义，所以就对这些医案进行了整理、分门别类而成书，题名为《临证指南医案》，刊行于公元1766年。这部书刊行后，他又收集了一部分叶天士医案，开始选编《续选临证指南医案》一书，在他选编的内容里就有这篇文章。在选编的过程中，他于中途就去世了，由岳廷章继续选编完成，于公元1775年刊刻了种福堂《续选临证指南医案》。把这篇文章放在了这部书的"卷一"，题名为《温热论》。公元1829年，又出版了卫生堂《续刻临证指南医案》，实际上是按种福堂的《续选临证指南医案》再版的，但卫生堂本里加上了华岫云的眉注。比如，叶天士说"在卫汗之可也"，华峭云加的眉注是"辛凉开肺，便是汗剂"。这说明，这篇文章是经过华岫云亲手整理的，所以后世称之为"华本"。种福堂"续选"本和卫生堂的"续刻"本中，在《临证指南医案》原书的基础上后续的内容都是单独的，分为四卷。公元1844年出版经锄堂《临证指南医案》时，把种福堂"续选“的四卷附到后面去了，前面是《临证指南医案》的原书十卷，后面四卷把种福堂本"续选"四卷改名为《种福堂公选良方》四卷，其中"卷一"就是叶天土的这篇文章，经锄堂本把它分为33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