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曾思玉将军(一)

作者：康永保

2012年12月31日9时20分，曾思玉老将军在大连210医院逝世，走完了他102岁的光辉一生。2013年的这一天，我曾写了《我在将军身边的那些日子》一文刊登在大连晚报上。在老将军即将逝世四周年的时刻，我缅怀的心情无法平抑。老人的音容笑貌在我眼前阵阵浮现。心里酸楚，泪眼涌动，怎样表达我的缅怀之意呢，思来想去，还是把老首长过去给我侃侃而谈所讲的和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几个鲜为人知的小故事写出来，即飨读者，又表我思念之情。同时也是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23周年。

一、刘丰“告密”经过

曾老跟我说。“那是1971年8月16日，毛主席乘专列来武汉。当日和刘丰（时任武汉军区政委）谈话，17日和刘建勋、王新通同志谈话。我因肾结石手术在大连疗养。毛主席谈话的主要内容是：“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搞分裂，不要搞宗派、山头主义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而后又与湖南华国锋、广东刘兴元、丁盛，江西程世清、福建韩先楚等领导同志吹风打招呼。主席对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后，对那场会议背后的风波真相看得越来越清楚。他老人家到南方巡视，游说各地领导，把话说得比过去更明白，统一各地党政领导干部的思想。

曾老说：毛主席告诉各地领导：“我给你们吹吹风，你们知道就行了，不要告诉别人。”主席告诉刘丰：“曾思玉同志回来，你可以告诉他。”

曾老说：9月1日，他从大连返回武汉后，刘丰向他传达了毛主席讲话的内容，并一再强调要绝对保密。

9月5日上午，时任海军政委的李作鹏陪同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大将来武汉参观潜艇。总参外事局通知武汉军区，由曾思玉司令员负责接待陪同。

曾老说：当他上车要去接待吴振宇大将一行时，他的秘书出门就说：“走啊，走啊。”刘丰的秘书和保卫干事听到沈秘书的叫声，就叫上刘丰随后跟来了。他下车一看刘丰也来了，怎么搞的，他来干什么？外事局通知接待没有他呀？

曾老说，他很是为难，只好顺其自然，让他跟着参观。参观结束后，在东湖客舍吃晚饭。吴振宇大将提出明天早晨去钓鱼。第二天清晨，他陪吴振宇大将在东湖客舍院子里的一个水塘里钓鱼。

曾老说，在朝鲜战场时，他与吴振宇就熟悉，曾坐在一个车子里打猎。刘丰不善钓鱼，就陪同李作鹏，告诉了毛主席南巡来武汉时的讲话内容。6日早饭后李作鹏就陪同吴振宇大将离开武汉回北京。到京后，李很快就告诉了黄（黄永胜，时任总长）、叶（叶群，林彪老婆）。这就促使“9.13”事件提前爆发。

二、毛主席说：“曾思玉不是死党，是活党。”

关于“9.13事件”曾老对我说。

1971年9月13日清晨，他宿舍的保密机电话响了起来。他一听是周总理：“你是曾思玉吗？”他说：“报告总理，我是。”

周总理说：“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的那个人带老婆、儿子乘三叉戟飞机向北跑了。你立即战备，把湖北、河南所有机场关闭，把汽车、拖拉机开到机场上设置障碍。这个情况你们少数几个人知道就行了。”

周总理接着说：“武汉空军空降师师长王洪智在什么地方？这个人有问题。”曾老说：“报告总理，待我查清后迅速报告。”放下电话后，他就立即通知刘丰到军区战备指挥所，尔后又通知唐皎参谋长速到指挥所。到指挥所后立即打电话找到武汉空军政委肖前，让他立即赶到军区指挥所。他报告说：“王洪智现在在上海。“

曾老说：“他在指挥所又立即给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打电话：“我们武汉空军空降师师长王洪智在你们上海。请你派人把他拘留起来。”周司令员说：“曾司令员啊，你们武汉空军的一个空降师师长，我怎么敢拘留啊？”曾老对周司令员说：“不是我要拘留，这是周总理的指示。”周司令员一听：“好！好！好！我立即办！”

曾老笑着对我说，这时还有一个小插曲。他在战备指挥所忙于备战准备时，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来电话问他：“老曾啊，你在什么地方？”“在战备指挥所。”他又问：“周总理讲的那个跑了的人是不是吴胖子（指吴法宪）？”

曾老告诉他：“不是，是九届二中全会在台上讲话的那个人，你听明白了吗？”张国华回答 ：“明白了。”

曾老说：“周司令员把王洪智拘留起来后，立即打电话告诉了他。他迅速地报告了周总理。到了上午，周总理又来电话告诉他，三叉戟飞机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从天而降，机毁人亡。

曾老接着讲：“10月底中央决定武汉的他、刘丰、张体学、方铭、肖前、傅传作、赵兰田，河南刘建勋、张树芝、王新10人到北京京西宾馆开会，由李先念副总理主持。李副总理说：“出了‘林彪事件’之后，中央让你们来北京，主要把刘丰同志第一个送情报的问题讲清楚。”

曾老说，这时只见刘丰显得非常紧张，惶恐不安地开始做检讨。他讲了半天也讲不清楚，只是说：“我犯了严重错误，把毛主席南巡时向我们吹风的话都透漏给李作鹏，李作鹏很快地就告诉了黄永胜，黄永胜又告诉了叶群，结果促使叶群、林立果调飞机与林彪仓惶出逃。”

11月15日，在批判刘丰的同时，曾老也在会上做了深刻检讨。周总理在会上说：“曾思玉同志要与刘丰划清界限，回去好领导运动。”

曾老说： 11月17日早饭时，大家都进了餐厅，没有见到刘丰，他就问刘丰的秘书：“刘政委怎么没来吃饭？你快到他的住处看一下。”秘书马上跑回来说，刘政委他服药自杀。我和其他人都放下碗筷，跑到刘丰的住处，只见他侧躺在床上，口吐白沫，安眠药瓶倒在床头柜上。曾老说：“赶快送医院抢救。”

11月18日，曾老到叶剑英元帅住处请示：“刘丰继续当政委看来不行了，请叶帅考虑调人来。”叶帅拍着脑门思索着说：“叫谁去好哇？”叶帅最后考虑到南京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六生（江西萍乡人）比较合适，叶帅问他：“你认识吗？”曾老说：“我认识，抗战初期他是教三旅686团司号长。”

叶帅说：“我报告周总理、毛主席，建议王六生任政委，并快速来京参加会议。”

曾老说：由于刘丰服药自杀，送进医院，会议又对他和方铭进行批评。对他的批评，主要是有的同志说他上了贼船。他就与其顶起牛来。他们说：“曾思玉同志在红军时期你给林彪当参谋，50年代你又写文章颂扬林彪，解放战争时期你是四野的，又是林的部下。现在你又在武汉江北给林彪维修别墅，你能说你没有问题吗，你能说你没上贼船么？”

曾老说：“1956年在南京战役系学习时，写过《随林彪军团长踏雪访黄河》一文，从山头上说，我是红一军团的，抗战时期我是115师的，后来是晋冀鲁豫的，解放战争时期我是华野的，后来又隶属一野的，你们开口闭口说我是四野的硬要往林彪山头上推，我不赞成这种说法，四野出了一个林彪，难道四野的其他同志就都不行啦？你们硬要说我上贼船，按照这种逻辑，那我早就上了。红军时期林彪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我在红一军团司令部任侦察参谋，带领骑兵班掩护林彪到瓦窑堡中央开会。随后又掩护他到黄河岸边现场勘察，后来他当国防部长、副统帅，让我们做的事情谁能不做？包括调秘书、选妃子等。这些事，有的我责成他人做过，我都承认，我不能推脱责任，与执行的人无关，但这不能就说明我就是他的人。如果他当时给你安排个任务，你能不办？”

曾老接着做了自我批评：“由于自己马列主义水平低，没有像毛主席讲的要跟党、跟路线，不能跟人，因此犯了严重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我前天已向大家做了检讨，我也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交了书面检讨，我该在同志们面前讲的我都讲了，非要说我是林彪贼船上的人，那咱们到毛主席那里去讲。”

曾老对我说，他生气了。在上午散会时，他向李先念副总理请假，要求下午休息。

李先念副总理把情况报告给周总理、毛主席。

20日，毛主席说：“看来曾思玉有一股情绪。晚上叫他们来，一起谈一谈。”

曾老说：当天晚上，毛主席、周总理、李副总理等领导人，在毛主席住处接见武汉地区来京参加会议的人。新任政委王六生也参加了会议。

曾老告诉我：“毛主席面对他说：‘我上次到湖北没有见到你，问题解决了吗？’曾老说他开始作检讨。毛主席说：‘不要说了，你的检讨我看过了，你大概不是‘死党’，是‘活党’。就是说犯错误的人有好有坏，你是好人犯错误。共产党是大党，不是小派别了，管他哪个山头啊，中国多少山，江西山就不少，只要一个，别的山都不要？河南山少一些。伏牛山、大别山、桐柏山，如果你只要伏牛山，大别山、桐柏山就要同你作斗争。现在有些同志犯错误，别的同志要采取宽容的态度，不要揪住不放，你犯了错误，从此就不信任了，我看不好。比如三十八军军长李光军有灾难，过去在华北有些人搞坏事，那样的办法不对，是军阀的办法。蒋介石对阎锡山也不是那个办法，他们打过仗嘛。”

曾老喝口茶接着讲：“毛主席对王六生说，听说你是老表，江西萍乡人，萍乡历来与湖南、湖北有关系，煤矿是湖北开的，萍乡人读书的在长沙多一些，九江与湖北、安徽的关系多一些，我说的没错吧？”毛主席接着说：“我们党历来的方针是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前有那么一些人，跟着副统帅，跟着他上当，不光彩，还是跟着党，不要跟着个别人。统帅也好，副统帅也好，个别人容易起变化。50年起了10次变化嘛，经过10次路线斗争嘛！有许多都是跟个别的人，我跟的是路线，你领导者正确，我跟，至于你路线不正确，我不跟。有人提出了新名词说‘紧跟’，我不愿听这个话，什么‘紧跟’呢？”毛主席问王六生：“你认识曾思玉吗？”回答：“是老首长了。”毛主席又问：“那你是不是要‘紧跟’啦？”

曾老说，毛主席接着讲：“马列主义的党，对人民不利的事不要办，对人民不利的名词要去改，‘四个伟大’改了吗？”周总理说：“只用一个，伟大领袖。”毛主席问：“‘三个忠于’我就不懂，不知从哪儿来的‘一忠于’（忠于毛主席）嘛，忠于党，忠于人民，还有什么话？”张春桥回答：“还有‘四个无限’。”毛主席说：“这就是闹宗派。你们开个会议，把不适当的名词、形容词废掉，不要搞了。国民党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过去骂国民党‘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个话也适用共产党，保留民主党派比较有利。对个别人来说斗、批、改是要参加的。对于民主党派，比如民盟、民革还要保留。共产党有两千万党员，领导党政军民学，一切都领导。我们共产党执政，其他党派可以议政和参政嘛。我们党跑到外国去的人比较少，无非是张国焘、王明、林彪，就这几个嘛，罗章龙是自立中央，此人在武汉。”

毛主席接着说：“湖北的问题，我赞成你们的方针，赞成你们的检讨。武汉军区，包括湖北、河南两省，曾思玉同志讲的比较清楚明白。方铭不会写文章，写了好几遍，这样也可以。”方铭说：“我检讨不深刻。”毛主席说：“可以通过。他们那个司令部说我把曾思玉拉走了，说刘兴元、丁盛、曾思玉三个人都被我拉过来了。我不过是游说各路诸侯。我讲话你不在，垄断情报的是刘丰。你要在也可能好一点，也可能坏一点。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改，表示欢迎的态度。比如对在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有些人说跟错了人觉得脸上无光，连8341在毛家湾的那个中队也觉得无光了。这种思想要解放。这是党的任务，是组织派他到那里去工作的嘛。他那时是副统帅嘛，你怎么知道林彪要叛党呢？不知道是坏人嘛。要说无光，是中央脸上无光，也是整个党无光啊，哪能是一部分人脸上无光。他跑了之后，总理问我，我说他跑有啥办法嘛。后来得到消息，他们改行了，改当空降兵了，从天而降。”周总理插了一句：“是啊，从天而降，可惜技术不过关，粉身碎骨。”

曾老说，在周总理插话后，毛主席接着说：“老天为我们除了一害，对于党和国家、人民有利，是个大胜利！”

毛主席继续说道：“我料不到刘丰他送情报那样快，第一个送情报的是刘丰。我看你曾思玉守纪律，他千嘱咐万嘱咐不要讲，还有谁呀？”毛主席说：“夫人当秘书，夫人专政不大好。你们也要注意。当然也有好的，不能说夫人当秘书都是坏的。这个也是历史，中国父子、兄弟、夫妇，这是封建家族制度造成的，和资本主义制度发达的国家不同一些，父亲到儿子家里吃一顿饭也是要给钱的。中国这个办法是家族共产主义。中国儿子不供养父母不行，父母不抚养儿女也不行。家族、亲戚、朋友吃饭，也不拿钱，拿钱是丢人的。（插话，家庭不是教育单位了）城市的家庭早就不是了。至于农民，过去是私有制，家庭是经济单位。家庭父子兄弟搞久了也要分家。儿女长大了，不听你的。他听社会舆论。”

曾老说：“毛主席还讲了不要用多了秘书，文化程度不高用个把秘书帮点忙是可以的。注意口授，写出来自己看，看几次，改几次。你不要秘书写也可以讲话不要稿子嘛。我讲话就不要稿子。只有几次稿子，一次是七大报告，一次是目前形势和任务，那时我口述，江青执笔，我改了几次发给大家。”

曾老回忆说：在此次会上毛主席还号召我们多学一些鲁迅文章。毛主席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郭沫若同志是个好人，是唯心论者，创造社不那么高明。鲁迅写的《上海文坛一瞥》，就是骂创造社，后来郭沫若就写创造十年驳他，驳得没劲。郭在重庆写了一篇驳胡适的文章比较好。胡适把西游记八十一回改写了，我也未看。《胡适文存》、《独秀文存》两本书请春桥找一找，看有没有八十一回。胡适无非是说共产党没有东西，没有理论，没有考证。郭沫若驳斥他说，群众不拥护你胡适，也不拥护我郭沫若，为什么单拥护鲁迅呢？鲁迅的书不大好懂，要读四、五次，今年读一遍，明年读一遍，读几年懂得了，我党内不提倡读鲁迅的书不好。“

曾老接着讲，毛主席说：“改过来就好，你们是跟着跑的，死党只有那几个，主要是叶群，从去年到今年主要是林立国，连他父母也不相信了。”毛主席指着曾思玉说：“回去开个扩大会，要讲一遍，无非是北京这一遍。检讨我看可以了，允许人家讲。你身负重责，两个省一亿人口。要注意政策。还是宽大为怀嘛。整人要少，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大，只要坚持这个倒不了的。中央帮你的忙，大家帮你的忙。有大风大浪来了，我去一次湖北，你看可以不可以？”

曾老与大家异口同声：“欢迎！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