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军留下的记忆：《讲给自己的故事》

作者：王幼民

来源：军旅警营

七、同江峪风情

在部队里，老兵们对刚入伍的新兵的称谓很别致，叫“新兵蛋子”。

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曾经有两个年度没有补充新兵。

1967年，“文化大革命”“武斗”正酣，全国上上下下都处在混乱之中，那年没有接新兵；

1972年，因为“九一三”事件，所有的部队都处在一级战备之中，为稳定部队也没有接新兵。

所以，1971年入伍的我们，很荣幸当了两年的“新兵蛋子”。

在被连队的老兵们“数叨”了两个年头以后，1973年的1月初，为了给即将到达部队的1973年度的新兵腾房子，团里决定我们连全装拉出营房，到距离小市十几里远的同江峪大队驻训。

小市的农村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在八一小学的时候就到碱厂堡下乡劳动过，到本溪县一中后还到张家堡大队参加过一次秋收，两次下乡劳动的时间加起来将近两个月，但是这次到同江峪驻训因为时间比较长，本溪县的农村给我留下的烙印要比那两次深得多。

同江峪是小市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分成了同江峪、七块地、棒槌砬子、谢家街、东沟几个自然村，全都在本桓公路的边上，几个村子的房子都是沿着公路边建的，沥沥拉拉的有二十多里地长，因为本桓公路的两边全都是山，能耕种的地很少，同江峪大队几个村子的老乡们的生活都比较困难，每年初春以后，有的家庭甚至会有断粮的现象。

我们班住的这家位于同江峪村西，房子盖在紧靠着本桓公路的北边，房东姓谢，

对我们的到来，房东老谢一家人一开始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按照部队的老传统，每天坚持给房东挑水、扫院子、劈劈柴，因为我们一个班的人在房东家里住，房东每天要多烧不少柴火，每隔一天我们还要到上山里打一次柴火给房东，几天下来，一家人也和我们不那么生了。

房东老谢家里有四个儿子、一个儿媳妇和一个还在吃奶的孙女。老谢在头年的时候上山把腰摔伤了，我们去的时候还躺在炕上不能动弹，每天由大儿子给他换药。

老谢的家是个极其普通农民家庭，由于家里能吃饭的人口多，日子过得挺紧巴的。

老谢家是四间坐北朝南的房子，里屋的三间房子是通着的，屋子里有南北两铺炕，冬天为了省柴火，在我们没来之前，北炕没住人，老谢一家人都住在南炕上。南炕的东边住的是是老谢和三个还没成年的儿子，南炕西边栅开了一块，里面住的是已经结了婚的大儿子谢大树和媳妇。

我们班的十个人住在了北炕上。按照班长和炮手的顺序从炕头排下来，副班长和我睡在炕梢。

本溪县历史上就是一个满族人口为主的地区（本溪县正式更名为满族自治县的时候，我已经离开小市好多年了），满族的各种风俗习惯在农村一直都保留着，老谢就是满族人。就是在老谢家里住的那段时间，通过和老谢还有他的家人，让我知道了一些和满族人家有关的风俗习惯和生活常识。

首先是房子。满族人家的房屋正房一般都是坐北朝南的，三间或四间的居多，房子的南北两面都有窗户，房子的正门大都是在房子的东头，朝南开门，大概从取暖的角度考虑、也可能是那时候比较穷，房子的前后墙和房山都是土坯在内然后外面抹上很厚的泥，多数人家的房顶都是用秫秸和谷草苫的顶，隔两年就要翻新一次。

正对着房子正门的那一间屋子叫外屋，有一南一北两个灶坑，一般的情况下，南边的灶坑多数都是家里做饭用的，北边的灶坑则是熬猪食和烧北炕两用的。同时家里用的水缸、酸菜缸、咸菜缸、磨等都放在外屋，冬天特别冷的时候，有的家里把鸡鸭鹅晚上也都圈在外屋的磨盘下面，因为这一点和东北其他地方有些不一样，我们刚到老谢家里的那几天，张树清他们那几个从吉林入伍的也都感觉不大习惯。

满族人家的里屋都是三铺炕。南炕和北炕是对面的两铺炕（也叫对面炕），炕上铺的是用秫秸编的炕席，家里富裕一些的也有糊炕纸刷油漆的。南炕的炕梢一般都放着炕琴，里边装着全家的衣物和贵重的物品，上面摞放着一家人用的被子和褥子。

南炕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家里要是有结了婚还没有分出去单过的儿子，就在南炕的西面再栅开一部份，一般都是用秫秸夹起来再糊上旧报纸就行了，里面住儿子和媳妇还有小些的孩子，栅开的这个部分在与炕沿平齐的上方要横上一根长杆，长杆上面卷着一大块叫做幔帐的红布，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把幔帐放下来，让这块幔帐从形式上把这方小天地与家里的其他人“相对隔离”。老谢家的南炕就是从炕西边大约三分之一的地方栅开的，他的大儿子和媳妇住在里面。

北炕一般都不住人，平时用来存放家里的一些杂物。

西炕其实是很窄的一条窄炕，是南北两铺炕向西墙外走烟用的。通常情况下西炕都是放一对儿箱子，箱子上放着座钟、梳妆用品和一些摆设。

满族人家的炕在生活中有着很重要的位置，这和屋子的布局有特别大的关系，由于受房子跨度的影响，南北两铺炕中间的距离很小（也就是一米五左右），也放不下其他的什么东西，所以不管是春夏秋冬，也不管有什么事，就都得要坐在炕上来商量。而我们驻训的时候，每到晚上只要房东一关灯（为了省电，只要没事了就关灯），我们也都早早的钻进被窝里，趴在炕沿上和对面炕上的老谢一家唠嗑。

其次就是满族人家的炕上都有两个特别的物件。

一个是旱烟笸箩。家家都有，一年四季这个物件都在炕上撂着。不管来了什么客人，往炕上一座，东家的烟笸箩就推到你跟前来了。

一个是泥做的火盆。春秋冬这三季家家的炕上都搁着一个。每天两顿饭做完以后（辽宁农村的老乡那时候好像都吃两顿饭），把灶坑里做饭剩下等火炭装进火盆，放在炕上用作屋子取暖，如果在火盆的炭火里再 埋放上几个土豆，不一会的功夫就会满屋子都是烤土豆的香气了。

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在老谢家的这段时间，我认识了人们常说的东北的“三大怪”，对这“三大怪”我原来并没有留意过，也没什么直观的印象，了解了以后我感觉这“三大怪”和满族人家的生活习惯关系还挺密切的。

第一怪是“窗户纸糊在外”。老谢家的房子和村子里其他人家一样，都是木头做的窗棂，窗户纸确实都是糊在窗棂外边的。满族人家的窗户分成上下两扇，上扇的窗户可以向里掀起来用一个树枝做的钩子挂住、也可以向外掀起来用一根专门的棍支住，富裕一点的还有在窗户的下扇上装玻璃增加屋里光线的，老谢的家里生活比较困难，上下两扇窗户全都是糊的窗户纸。

第二怪是“养活孩子吊起来”。满族人家屋子里中间的那根房梁上全都有一个专门挂悠车的钩子，家里要是有吃奶的小孩儿，平时就把放小孩儿的悠车挂在房梁上，这样大人可以腾出手来干其他的家务活。其实这悠车就是一个长型的大笸箩，我们住在老谢家里的时候，老谢的大孙女还在吃奶，老谢的大儿子媳妇整天都把孩子放在悠车里，只要孩子一哭大人就推一下悠车，悠车一晃悠孩子就不哭了，倒是挺省事的。

第三怪是“大姑娘叼烟袋”。意思是东北的女人爱抽烟，而且是抽烟袋锅。老谢的家里没有“大姑娘”，但是老谢的大儿子媳妇的烟瘾我们是彻底领教了，只要是闲下来了，她第一件事就是把那根两尺来长的烟袋装好烟，点着了在那儿“兹拉、兹拉”的抽烟袋锅，那神态，就别提有多享受了。

在同江峪驻训的那两个多月时间，还有过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同江峪的南北两面都是很高的山，山上的树木种类特别的多。其中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灌木，也是东北地区特有的一个树种，老乡都管他叫“王八骨头”（学名叫什么还真不知道）。“王八骨头”的质地特别硬，但是树枝的中心部分却有个很细的软芯，也不知道是哪位“高人”发现了这个东西可以用来做抽烟卷儿用的烟嘴儿，本来驻训的空闲时间就多，也没有人做“动员”，我们全连的人几乎都卷进了用“王八骨头”制作烟嘴儿的行列。

小的时候我就喜欢手工作一些东西，我用厚木板刻出来的驳壳枪在曾经在“沟儿里”风光过一段时间（在“沟儿里”，可以做这个东西的人不多，不过因为没有实物比照，尺寸可能会有些误差）。看到老兵们都在哪儿鼓捣做烟嘴儿，不会抽烟的我也加入到了这个队伍之中。

做烟嘴儿这个活计其实特别简单，按照自己的需要选择一段比大拇指粗一些的“王八骨头”，用刀子削成一个烟嘴儿的大致形状，把粗的一头挖出一个可以把烟卷儿夹在里边的圆形槽，再把一号电池碳棒上的小铜帽磨下来，镶进圆形槽，最后用一段细铁丝把“王八骨头”中间的软芯捅开，烧上一锅水，把烟嘴儿放在开水里煮半个小时，捞出来晾干，一个烟嘴儿就做成了。讲究点儿的再用细砂纸把烟嘴儿打磨光亮，高级一些的还用烧红的铁丝在烟嘴儿上烫出一些图案来的，更高级的还有在烟嘴儿上刷“亮油”的。现在回想起来，就我们连那两个多月做出来的烟嘴儿，搞一个“王八骨头”烟嘴儿展览会富富有余。而且绝对是“百花齐放”。

有了烟嘴儿就得有烟，就是因为那段时间连队里的烟嘴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抽烟的人也就多了起来，会不会抽烟的人都买上一盒烟，夹在自己做的烟嘴儿上，在哪儿连吧嗒烟卷带欣赏自己的“佳作”。

我就是在同江峪用“王八骨头”做烟嘴儿的那段时间学会了抽烟的。我抽烟起步的“档次”比较高，一开就是带锡纸的“大生产”，那时候是三角五分钱一盒，在同江峪大队的小卖部里精装的“大生产”是最高级的烟卷儿。对于一个每个月只有八元钱津贴费的人来说，抽这种烟无疑是属于“败家子”那一类的。

1973年春节过后不久，我们结束了在同江峪的驻训回到营房。因为驻训这两个多月我们班和房东老谢一家相处的挺好，回到营房以后的挺长一段时间，我们班的人还经常找机会去看看房东老谢。

我调到军直工兵营机械连后，在一次协助本溪县交通局维护小市至温泉寺段的战备公路的时候（好像是1977年夏天），我又去了一次同江峪，发现老谢的家不在原来的地方了，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家这几年接连遭遇不幸：先是老谢的大儿子在同江峪村组织修路的时候，开山炸石头出意外没了，紧接着老谢因为连着急带上火病倒了，没过多长时间也去世了。老谢的二儿子成家以后，在村子北面又盖了一处房，离开了那处老宅子。

八、沈阳军区高射炮兵“大会操”

结束在同江峪的驻训回到营房以后，我不仅摘掉了戴了两年的“新兵蛋子”的帽子，还从九炮手“晋升”为二炮手。

1973年上半年，为了促进各高炮部队训练水平的快速提升，沈阳军区炮兵司令下达了一个军区各野战军、省军区、守备师、独立师和军区直属高炮部队进行“大会操”的通知。

在高炮部队中，各个部队的装备情况都不太一样，100高炮只装备到军区直属的高炮师，57高炮只有个别的野战军才有，而高射机枪又分成了四联装的和两联装的，只有双37高炮的型号比较一致且哪个部队都有。为了保证“大会操”的公平性，军区炮兵把各单位参加“大会操”的单位一律定为双37高炮连。

六十四军司令部炮兵处把参加“大会操”的任务下达给了军高炮团。

六十四军一共有两个高炮团，比沈阳军区的其他野战军多了一个。除了军直属高炮团外，一九〇师在改编成机械化师的时候，师的编制内也有一个高炮团，此外，一九一师和一九二师还各有一个师属高炮营。在六十四军，一九〇师的地位比较特殊，一直是全训部队，一九〇师高炮团没有争取到这次任务，少了一次表现的机会，他们多少有些不服气。

其实，接受参加“大会操”任务的军高炮团也不轻松，高炮团里的领导们知道，自从1969年高炮团由赴越轮战归建以来，几年的时间部队都没怎么进行过系统的训练，几个连队的技、战术是个什么水平，他们心里都有数。一连和四连两个连队，连着几年换着班在苏家屯农场种稻子，大米倒是收了不少，可“大会操”要比的不是谁会种稻子；三连一直是高炮团的先进连队，不过三连也有他致命的地方，那就是喜欢弄些花里胡哨的东西，真正到了训练场上好像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比较了一番以后，团里把参加“大会操”的任务交给了我们二连了。

虽然有1971年初那次翻车、摔炮事故的“底子”， 团里还敢把任务交给二连，一个方面是高炮团的作训股对二连的训练水平还是认可的，1971年度的实弹射击，在少一门炮的情况下，二连的成绩还是全团最好的；1972 年的实弹射击中，我们班还击落了拖靶，虽然经过确认炮弹击中的是拖靶的牵引环，成绩不那么硬朗，但是毕竟把拖靶打下来了。另一个原因就是连长赤小未抓军事训练的做法很有些独到之处，他在军事训练方面表现出来的天赋，确实没有辱没他将门出身的名声。为了保证我们连在“大会操”上能取得好成绩，高炮团作训股所有的人员全都住到了我们连，突击提高我们连的训练成绩。

“枪代炮射击”是小口径高炮部队用轻机枪代替高炮进行射击训练的一种方法，主要用来检验平实训练的成果。训练的时候把一挺轻机枪架在双37高炮的一个身管上，机枪装上子弹以后，用一根细铁丝把机枪的扳机和二炮手右脚下的击发踏板联在一块儿，二炮手踩下击发踏板，机枪就响了，配合“枪代炮射击”用的靶子主要航模靶机和氢气球。1974年以前，高炮团用作“枪代炮射击”用的轻机枪还是我在林业学校大院里看到的建设兵团使用的那种53式转盘轻机枪。

在突击训练的这段时间，“枪代炮射击”成了检验我们训练结果的一个主要手段。作训股隔三差五的就把我们连拉到谭家堡子的山沟里打上半天。在“枪代炮射击”训练中，每次实弹射击的时候，机枪的弹盘里都要装上三十发子弹，要求二炮手用三个点射把三十发子弹都打出去，每个点射打十发。这样要求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在开炮的时候二炮手一边击发一边还要继续保持瞄准点不变。“枪代炮射击” 最“过瘾”的是二炮手，我长这么大也是第一次这么“畅快淋漓”的过足了开枪的瘾。不过呢，过瘾归过瘾，我的训练成绩在全连的二炮手中提高的是最快的，赤小未没少表扬我。

经过几个月的强化训练以后，1973年7月初，我们连按要求摩托化行军开进到“大会操”的集结地——大连营城子机场。

营城子机场原来是大连周边地区众多的军用机场中的一个，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废弃了，改成了沈阳军区营城子炮兵靶场指挥部，仍由军区空军在管理。它在整个营城子靶场的最南端，1972年我们班在营城子靶场打掉拖靶时所在的后牧城驿在靶场的最北边。

全军区来参加“大会操”的十几个高炮连队全部报道后，按照事先划定的位置在营城子机场跑道边上一字排开，最壮观的时候是中午，午休的时候所有的高炮一律将身管打到七十度，齐刷刷的好看极了，用东北的话讲就像“秋后的高粱茬子”似的。

“大会操”期间有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参加“大会操”的连队来自全军区的各个野战军、省军区和师，为了让别人知道自己是哪个部队的，各个连队都不约而同的放弃使用部队代号，全都使用各军、师的番号，平常难得一用的部队番号在“大会操”那段时间成了各个连队值班员的“口头禅”，最热闹的时候是晚上集合看电影，各个连队的值班员下达口令的时候全是：“XX军或XX师如何、如何，”此起彼伏的特别振奋人心，也透着一种只有军人才能理解的自豪感。

不过这里面也有让人忍俊不禁的时候，沈阳军区炮兵直属的高炮第七十四师参加“大会操”的那个连队，每当它的值班员下达“七十四师如何、如何”的口令的时候，都会在全场引来一阵哄堂大笑和善意的掌声。

“大会操”分为双37高炮连队各炮手、通信、观察、测距、标图的单项操作和实弹射击两个部分，在各个单项的考核中我们连的成绩还说的过去，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和其他部队相比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差距，成绩处在所有参加“大会操”单位偏上的水平，基本上达到了出发前团部作训股要求的目标。

实弹射击是整个“大会操”的重头戏，也是最见真功夫的，“大会操”指挥部规定，实弹射击只进行白天连集火射击，每门炮十八发炮弹，一个连队六门炮，正好是一〇八发炮弹。是按照两个身管，每个身管九发炮弹，打三个点射，每个点射打三发计算的。

虽然当兵两年多了，也上了两回靶场，不过那时候都是自己站在炮下看着别人打，现在轮到自己坐在炮上来真格的，这心里还真没啥底。现在和我搭伴的一炮手是1973年初刚从河北望都入伍的，虽说年纪比我还大两岁，毕竟也是个新兵，全连的六门炮中，只有我们二班的两个瞄准手都是新手，就因为这个，连长赤小未没少给我们俩“吃小灶”。

开打的那天，拖靶第二次进入的时候，轮到我们连射击，连长赤小未下达“搜索目标”的口令以后，全连的六门炮同时将炮口向右转，指向了拖靶进入的方向，在四千多米的时候我发现了飞机拽着的拖靶，我迅速指示一炮手抓住了只有大米粒大小的拖靶，把它卡在瞄准镜十字分划里，第一个报告“捕住目标”，全连六门炮全部捕住目标后，阵地上一下子静下来了，只能听见测距机手吴庆久报告目标距离声音，当吴庆久刚报出“二〇——”，尾音还没有落，六门炮同时响了。第一个点射，赤小未让每门炮打了八发炮弹，从瞄准镜里我清楚的看到全连打出去的炮弹像一个炸开的礼花一样，形成一个大球朝着拖靶飞过去，遗憾的是拖靶从炮弹群里又钻了出来，还好，一个点射过去，我和一炮手的动作都没有变形，拖靶还是被紧紧的卡在十字分划里，在1600米的时候，赤小未打出了第二个点射，全连的炮弹都打了出去，从弹迹上看，第二个点射比第一次还要好，只可惜还是没有命中，眼看着拖靶飞了过去。

实弹射击结束后，团作训股立即组织对我们连的实弹射击成绩进行仔细的分析，结果各炮的目标速度（目标速度是指挥部下达的）、航路角、测距机手报告的距离等基本诸元和连长掌握的开火时机都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只能怪我们连的运气不太好了。

因为没打掉落拖靶，副连长和司务长只好悻悻的把已经赶到阵地上大肥猪又给赶了回驻地。

在高炮靶场上，不知道从什么年月传下来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每当连队进行实弹射击的时候，一定要把一头大肥猪牵到连队的阵地上，只要打掉拖靶，炊事班立刻操刀杀猪，全连都在阵地上吃肉。

不过那头猪在我们连撤离靶场的时候也还是吃掉了，因为归建的时候是摩托化行军，哪个班都不愿意在自己的车上弄个猪来做伴。

整个“大会操”最抢眼的应该是二十三军的高炮团，他们参加“大会操”的那个连队，在进行连集火射击的时候，第一个点射就把拖靶打掉了半截，击中拖靶说明全连各炮的诸元都处在比较精确的状态下，那位连长的反映非常快，紧接着就打出了第二个点射，这次他打的是个长点射，把全连所有的炮弹全都打了出去，这次又命中了拖靶，已经剩了半截的拖靶再次被打的稀烂。

所有参加“大会操”的连队中，只有二十三军高炮团命中了拖靶，他们理所当然的成了“大会操”的第一名，我们连的成绩也不错，处于中等偏上的位置。

就在我们比较圆满的完成了“大会操”的任务，高高兴兴的准备撤离的时候，连里出了一档子事，虽说没有造成什么后果，可也把我们连的人们都吓了一跳。

一班的一炮手老金是1968年从河南入伍的老兵，连里参加“大会操”的所有炮手中，他上炮的资历最长。但是在参加会操之前，他风言风语的听他的老乡们说了一些关于他家里的什么事，老金的“心眼”比较小，搁不下事儿，由于总是惦记家里，多多少少的影响了训练的成绩。“大会操”炮手单项操作考核结果一出来，全连参加单项考核的炮手里，只有他的成绩是个不及格，在参加“大会操”的所有连队里，单项成绩不及格的总共也才几个人，特别扎眼。虽然他的这个不及格并没有给连里的总成绩带来多大的影响，但是闲话还是有的，老金为此背上了很重的思想包袱，就在全连都忙着做撤出靶场的准备工作时，老金突然没了踪影了。

因为是全军区的“大会操”，整个靶场里沈阳军区的炮兵哪儿的部队都有。我们连发现老金不见了，连里的干部也没敢声张，立即布置全连的人四下寻找，结果找了一个晚上也没有找到，就在我们连里认为问题比较严重，准备上报有人员失踪的时候，无意之中，一班的高秀丘却在离我们连宿舍不远处的一个“马葫芦”里发现了站在齐腰深污水里发呆的老金，赤小未带着一群人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从“马葫芦”里给弄了上来，经过医生的简单检查，还好没有什么外伤，只是精神上受到一些刺激。

不管怎么样，人找到了，也算虚惊一场。

因为“老金跳井”事件，我们连参加“大会操”的形象多多少少的打了些折扣，连长赤小未也毁誉参半。

就在那年的冬天，我们连新接回来的一辆解放CA--30牵引车训练结束后司机忘了放水，把汽车的发动机冻坏了，团里又给了赤小未一个处分，这个处分给赤小未的军旅之路彻底的画上了一个句号。

九、“七个眼儿朝下一个眼儿朝上”

1974年的初春，我们连接替一连去高炮团苏家屯农场去种稻子。

沈阳市的苏家屯地区因为地势低，水源充足，很适合种水稻，一直是辽宁省水稻的主产区之一，我们团的农场也以水稻生产为主。团里每年都有一个成建制的连队被轮换到农场去种稻子。

我们团的农场在沈阳市苏家屯区的王纲堡（“堡”在这里也要念“普”，三声），苏家屯区是个朝鲜族人口比例比较大的地方，王纲堡就是朝鲜族人口的居住区。

在1970年代初的时候，部队的伙食标准还是比较低的，普通连队的一类灶、也叫“大灶”，每人每天的伙食费只有四毛五分钱。即使是不去农场劳动，基层连队也会利用训练和学习的间隙搞农副业生产，像种菜、养猪、种粮食等等，用来补贴连队的生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部队的日常工作内容发生很大的变化，除了政治学习的“天天读”之外，每天的训练也是一个小时，并美其名曰“天天练”，这样一来连队就有了更多的时间进行农副业生产，把成建制的部队拉到农场去种地，好像也是从那时候兴起来的。

在我们连没去苏家屯农场之前，我们团农场水稻的亩产量一直在八百斤左右徘徊，但是农场周边地区以朝鲜族老乡为主的农村，水稻的亩产量好歹都能超过一千斤。这对我们团的领导们“刺激”挺大的。虽然也采取了不少像“科学种田”之类的措施，但水稻亩产上千斤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我们连进驻农场之前，团领导又一次下达了水稻亩产超千斤的目标，为了确保这个任务的完成，团里还以“没有农业生产经验”为理由，提前换掉了因为翻车、冻坏牵引车发动机连着挨了两个处分的连长赤小未，又调来了曾经两次来农场种稻子，表现颇佳的四连连长王六贵。他最终没有让高炮团的领导失望。成为在苏家屯地区的部队农场中水稻亩产超千斤的领军人物。

在没有去苏家屯农场种稻子之前，我还真弄不清这稻子究竟是怎么长出来的，在碱厂堡下乡劳动的时候，我们没有亲身去到稻田里干过活，在张家堡下乡劳动也只是收了几天的水稻和黄豆。但是在苏家屯农场那几个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水田活干下来，“粒粒皆辛苦”这句话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们连进驻苏家屯农场的时候，虽然已经是4月初了，但天气却仍然很冷。稻田里刚刚从水渠放进来的水也凉的扎骨头，俗话说的“春扎骨头秋扎肉”，真的是一点都不假。

在农场里我们接触的第一个水田活是育稻秧。

在水田里干活，要穿一种叫做“水田靴”的质地很薄的高筒水靴，农场配发给我们的水田靴，都是以前在农场劳动的连队用过的旧靴子，补丁摞补丁的不说，没有一双不漏水的，穿着它下水田，靴子里外都是泥水，穿和不穿没啥区别。为了干活方便，大伙就都把它全扔在了一边，挽起裤子光着脚下地。谁知这样一来麻烦更大了，水田里的泥水糊在小腿上，让春风一吹，小腿上立刻就会裂开一道道的流血的口子，疼的钻心。

靴子没法穿，露着腿又裂口子，就在大家伙儿都感觉挺为难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救急的办法，是从电影里八路军的绑腿那儿学来的，就是把育秧用的塑料薄膜裁成长条，像八路军打绑腿那样，把踝骨以上的小腿用塑料薄膜裹起来，一直缠到膝盖下面。这样一来裂口子的问题是解决了，不过塑料薄膜是不透气的，在腿上缠的时间长了，整个小腿被捂的都发白了，那滋味也不大好受，不过和裂口子相比，感觉还是好了许多。

我发现的这个办法很快得到了全连的认可，全连在育秧和耙地的那段时间，我们出工下地的时候，整个队伍就成了这副摸样：戴着草帽，扛着铁锹，裤腿挽到膝盖的上边，膝盖以下齐刷刷的打着白色的绑腿，颇有些当年八路军的味道。

我们的这个打扮，也让当地的朝鲜族老乡们奇怪了好一阵子，每当我们打着塑料薄膜绑腿下地或者收工的时候，在稻田里干活的朝鲜族妇女（朝鲜族的男人是不下水田的）都会放下手里的活计，仔仔细细的端详我们这只装束奇怪的队伍。

随着育秧和耙地工作的结束，天气逐渐的暖和起来，慢慢的风也不那么凉、水也不那么刺骨了，塑料薄膜绑腿也随之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腿上的口子刚刚长好，更要命的活儿就接上了。

插秧，是稻田地里公认的最“叫劲”的一件事。

在东北地区，水稻插秧的季节性特别强，为了赶季节，插秧的那段时间我们全连的人连作息时间的概念都没有了，每天只要能看的见地皮，在稻田地里弯着腰一插就是一整天，中午的时候炊事班把饭菜送到地头，我们这些人狼吞虎咽的把肚子塞满了，还不等打个饱咯，就又得弯下腰接着插秧。

你要说插秧这个活计有多累，好像谁也说不出它到底有多累，可是半天下来，就没有几个人还能把腰再直起来的。每当一块地插到地头，不管地头的田埂上是稀泥还是水，所有人的动作几乎都是一样的——立马坐下来，身子向后一仰，两个胳膊支着地，为的是放松一下腰部的肌肉，那滋味实在是太难受了！

人们都爱说什么事情习惯了就好了，我敢肯定，有过插秧经历的男人再听见这句话，非晃荡脑袋不可！

尽管我们一个连百十来号的大老爷们使尽了全部的力气，还是没有办法按节气完成全部稻田的插秧任务，季节不等人，不得已的情况下，农场向周边的朝鲜族老乡们求援，因为这个时候朝鲜族老乡的稻秧都已经插完了。

来支援我们插秧的都是清一色的朝鲜族妇女，在同她们一起插秧的时候，我们排长耍了个心眼儿，有意识的从排里找了几个插秧比较快的人，和那些朝鲜族妇女暗地里进行了一次比较，想看看我们到底差在哪儿了，不过没用一会儿我们就都彻底的服气了，因为比较的结果太离谱，一个朝鲜族妇女比我们四个男人插的还快！

稻田里的活计从育秧、耙地、插秧、施肥到除草（收割我没赶上，但是在张家堡下乡秋收的时候收割过几天稻子，也算干过），基本上都是弯着腰在干活，在干了一段时间以后，大家为稻田里的活计总结了一句比较形象的话，叫做“七个眼儿朝下，一个眼儿朝上”。

虽说在农场劳动单调、乏味，但毕竟还都是年轻人，苦中作乐的时候也不少。那个年代的文化生活极其单调，为了应付劳动之余的无聊，我们大家都想了不少办法来打发时间，像用蓿笼（是这个音，用苇子编的，形状像个花瓶，有六十多厘米高，笼子底部有个外边大里边小的口，在笼子里装上一些鱼爱吃的东西放在水里，鱼钻进去就跑不出来了）逮泥鳅和鳝鱼喂连队的鸭子、收听“小广播”等等，其中参与人数最多的是听“小广播”。

1970年代的部队对战士的要求是相当苛刻的，而且名目繁多，战士不准有收音机就是其中一条。但是战士中间的能人还是挺多的，你不是不让有收音机吗？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房屋的顶上支出一根八号铁丝全当是天线，用一根细电线引到床头，连上一个二极管和一个耳塞机，就成了一个很不错的“单管收音机”。因为它的接受能力太低，只能收听到辽宁省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一套节目，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辽宁省人民广播电台在每天的中午和晚上各有半个小时的长篇小说连续播讲节目，正好都是收工回来的时间，在稻田里累了半天往床上一躺，顺手把耳塞机朝耳朵里一插，连消闲带休息全有了。

我在苏家屯那段时间，广播电台里的长篇小说连续播讲节目播的是著名作家浩然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是由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电影艺术家孙敖播讲的。

由于“单管收音机”制作简单，“普及”的特别快，几天的时间，宿舍的房顶上就冒出了不少高低不齐的天线，收工回来以后在院子里溜达的人也明显的少了，一个个都直溜溜的躺在大通铺上听广播。

收听小广播的这件事很快就被连里发现了，奇怪的是原则性一向都很强的连长和指导员谁都没有追问，而是默许了这件事，我们私下里“分析”了连里没有追查的主要原因，一个是小广播只能收听到辽宁省广播电台的第一套节目，绝对不会有“偷听敌台”的嫌疑，另一个我们所有人的心里也都比较清楚，那就是同情了。

九月中旬的一天，高炮团的军务股给我们连里发了一份调令，调我回团部待命。我对这份突如其来的调令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也搞不清其中缘由，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是谁在调我、要调我去哪儿。我们班和三班住在一个大屋子里，两个班的战友们也都在那里凭空的猜想把我调回团里以后的去向。由于调令下的挺急，我匆忙的收拾了一下行装就赶到团部去报道了。

离开连队的那天，我们班的同志们和邢春朗、袁松、叶建等要好的战友把我送到农场的大门口，在战友们羡慕的目光中，我背着背包一个人沿着农场那条泥泞的机耕路，默默的走向长途汽车站。

路两边的稻田里，我和战友们亲手栽种的稻子已经长的超过膝盖了，一片一片的绿色在微风中轻轻的摇动着，让人看了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非常非常舒服的感觉，亩产超过千斤是没有什么问题了。想着我和战友们为了这些即将收获的劳动果实所付出的辛勤劳作，心中又多了一丝淡淡的伤感。

应该说在六十四军高炮团的四年，对我一生的影响是最大的，从十六岁到十九岁，从少年到青年，我自己感觉，我长大了。

回到团里以后我才知道，是工兵处的崔叔叔通过六十四军司令部的军务处直接把我从高炮团调到了军直属队的工兵营机械连。参军到高炮团的这几年，崔叔叔一直在关心、关注着我，也特别希望我在部队能多干些年。调到工兵营的第二年，崔叔叔还特别给我联系过一次去北京昌平工程兵机械学校学习的机会，但是由于一些特殊原因的影响，最后没有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