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兆司令员的二三事

作者：修成国

说来那都是50年前的一些事情了。然而，一切令人感动的事情，无论时间多么久远，总是让人难以忘怀的。

我是1969年1月份入伍来到黄海北部外长山群岛海洋岛上的。当年4月份，我便被调到政治部宣传科报道组当战士报道员。10月份，便随部队到辽宁省岫岩县去支农。我们守备区支农部队负责向荣、前营、雅河、新甸等四个公社，具体任务只有两项，一是帮助农村搞斗批改，二是帮助农民发展农业生产。

我的具体任务是负责报道部队中干部战士在支农过程中的一些好做法好经验，以及军民团结方面的好人好事。眼看到1970年春节了，我了解到到驻岫岩县前营公社前营大队赵东小队支农干部战士，主动到一户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牺牲在战场上的革命烈士家庭进行慰问，给他送去一些慰问金，还帮助他家挑水扫院，自从进驻村子三个月来，没有间断过。

于是，我就写了一篇题为《支农不忘做好事，热心帮助军烈属》的不到1000字的小稿，准备发给《丹东日报》。这时候，我们海洋守备区刘兆司令员率领由守备区司政后机关的同志组成的春节慰问组，带着大米、白面、豆油和猪肉等慰问品慰问支农部队来了。

那天在设在向荣公社的支农大队部，刚吃过晚饭，刘兆司令员问我：“小修，你都写什么报道稿件了？”我不好意思地说：“报告司令员，我这几个月一共写了七篇稿件，被报纸登了3篇。”刘司令员微笑着说：“上稿率不低呦，快达到百分之五十了呢。”我还是不好意思地说：“都是些萝卜条豆腐块。”刘司令员这时候拍拍我的肩膀，爱抚地说：“这就很不错了。我连萝卜条豆腐块也见不了报呢。”接着，他又鼓励我说：“别着急，你才入伍一年时间，照这样努力下去，很快就可以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来。”

司令员的鼓励让我心里暖呼呼的。接着司令员又问我最近写什么稿子了，我就把准备要发的那篇稿子告诉了他。他高兴地说：“好啊！拿来，我看看，我帮你修改一下。”听司令员说要看看，还要帮我修改，我既高兴又胆怯，高兴的是，没想到司令员这样关心自己，又这么随和平易。胆怯的是，自己写报道的水平的确不高，又怕在首长面前丢人。但我还是胆胆怵怵地拿了出来。这时，司令员边说边半躺在了支农大队部火炕的一个备用行李包上，说：“小修，你也躺在我旁边，咱们两个一起研究修改，好不好？”我连忙说：“好！好！”

后来我得知，刘司令员1926年出生，是1943年入伍的抗战老革命。还听说他战争年代作战非常勇敢，而且多次负伤。那一天他们从海岛乘船到大连，又从大连乘车赶到岫岩县山区向荣公社支农大队部，行程千里，舟车劳顿，他一定是很累了。

我没有躺下，而是坐在他的身旁，看他一页一页地细细地审读我的那篇稿件。那认真程度，不亚于审视作战方案。好一会儿，他扭过头来对我说：“这篇稿件内容很好，写得也挺流畅，你的文字功夫挺好。只是题目是否应该改成《继承先烈遗志，发扬优良传统》，会更好些。你那个题目也不错，也别不要，用来做个副标题。”我听了刘司令员的修改意见，觉得非常好。我原来的题目有点就事论事了，这样一改，文章的高度一下子就提了上去。心中暗暗佩服，还是老首长思考问题的境界高呀！那篇稿子发出去后，很快被《丹东日报》刊发了。

三个月后，我们支农部队奉命从岫岩县撤回海岛部队营区。不久，我母亲带着我小弟来部队看望我。那天我母亲要回去，我早晨5点多钟就赶到部队招待所，准备送母亲去码头乘船。招待所离码头有大约三公里的路程，那时海岛也没有公共汽车，没有特殊情况，部队也不派车，上船的人们都是靠步行赶往码头。

当我们走到招待所大门口时，正巧碰上早晨起来散步的刘兆司令员，当他得知我送母亲赶往码头乘船的情况后，立刻对身边的警卫员小李说：“你去机关小车班叫司机开过一台小车来，把小修的母亲送到码头去。快去！”然后，刘司令员又和蔼地对我母亲说：“不着急，稍等一会儿车就来了。”见此情景，我是又感动又不好意思，连声说：“谢谢司令员！谢谢司令员！还是不用吧，我们一会儿就走到了，时间完全来得及。”我母亲也连声说：“谢谢首长！就不用麻烦了，我们慢慢走就可以，一会儿就到了。”

这时，刘兆司令员直指已经跑远的警卫员小李说：“他已经去叫了，就稍等一会吧。”等车的功夫，刘司令员向我母亲询问了我农村生产和乡亲们的生活情况，当他得知我们家乡群众的生活都衣食无忧后，很是高兴。接着，他对我母亲说：“你儿子小修在部队挺优秀的，你就放心吧。他在政治部宣传科报道组，是给报纸电台写通讯报道的，是个小秀才呢。得感谢你这个做母亲的，给我们培养了一个好苗子。”我母亲听了刘兆司令员的话，很是高兴，感激地说：“他还太年轻，一个农村的孩子，也不懂得什么，都是你们部队首长领导教育的好呀！在解放军这个大学校里，我哪能不放心呢，我一百个放心啊！”不一会儿，小李就把吉普车带来了，刘兆司令员催促说：“快上车吧，别耽误了赶船。”刘兆司令员给我母亲派车送站这件事儿，我母亲直到70多岁去世之前还常常跟人念叨：“部队真好，首长和战士们那么亲近，就像亲人一样。”

以上是我亲身经历的，还有几件事是发生在我身边战友身上的，也是令人非常感动的。

一件事是刘兆司令员给我的同乡战友陈廷俊买收音机的事儿。我和陈廷俊的家同住在松嫩平原的一个村上，同在一个学校念小学，后来我上了初中，他只念了三年级就回家种地了。那年冬天，我们一起参军来到部队，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到机关做报道员，他被分到驻在山沟连队里。一天，陈廷俊跟连队干部来机关拉训练器材，我们见面后只简短地谈了十几分钟话，临走我问他有什么事需要我办，他说没有别的事，因为他不会写信，叫我给他哥写封信，告诉家里不要惦记。我高兴地答应了照办了。

之后一连几个月没见到他，挺想他的，后来知道他随连队转到另一个海岛施工去了。又一年的时间过去了，一个星期天，我正在机关院里打篮球，一只大手在我肩上拍了一下，“成国你好！”我一听声音便知是廷俊，可当我回头一看，竟不敢认了，他穿了一套已经洗得发白的军装，瘦得颧骨老高，背也有些驼了，更使我奇怪的是双耳插着当时很少见的耳塞子，两根绿色电源线连在手中拿着的一台32开书大小的羚羊牌收音机上。仔细端量一下他的面容，像一下子老了十几岁，只是精神还那么旺盛，说话声音还是那么高。我问他话，他只是嘿嘿笑着，一句也不回答。

我拉着他的手进到屋里，经过一段十分艰难的对话后，我才知道，他的双耳听力严重下降，原来是在一次施工中，他本来已经下班了，可为了下一班安全作业，他主动留下排险，被一块塌方的石头打在了头部，损伤了听神经。那个带耳机的羚羊牌收音机，是守备区司令员刘兆到连队检查工作时，听了连里汇报陈廷俊的情况后，司令员自己拿钱给他买的，从那天起他才被迫离开工地回到医院治病来了。这次见面我见他听力不济，心情很是沉重，就没有多讲话，他的话却多起来了。他说收音机如何好，能听到国内外大事，还能收到东北“二人转”节目，还说连队对他如何好，刘兆司令员对他如何好，话语中充满着对组织对首长给予他的关心照顾的无限感激之情，没有一句哀怨和忧伤的话。

这年年底，他双耳聋得更厉害了，又赶上一年一度的老兵复员工作开始了，他连残废等级也未评就复员回到家乡去了。四年后的一个秋天，我回家探亲，专门到他家去看望他。这时他的病情已经加重了，两耳听力已基本丧失，骨瘦如柴，腰也驼了，他24岁，就基本不能参加劳动了。与他相依为命的父亲已去世，他孤身一人独居，靠生产队救济和哥嫂照顾维持生活。他坐在炕上，那条已经发灰的白床单和洗得发白的黄军被，还忠心地陪伴着他。刘兆司令员给买的那台羚羊牌收音机端端正正地摆在他身边的窗台上，虽然他已基本听不见它的声音了，但他仍爱不释手，每天都无数遍地拿在手中摆弄着。因为他经常的夸耀，全村人都知道他的那台收音机是部队的一个叫刘兆的司令员给买的。他见我回家探亲来看望他，非常激动，两眼涌出了热泪，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不撒开。一个劲儿地问：“成国你好吧？咱们的战友都好吧？咱们的部队好吧？刘兆司令员好吧？”因为他听不太清楚，我只能喊着跟他讲话，当他听到大家都很好时，脸上露出了十分欣慰的笑容。又过几年，我再次回乡探亲，想再去看看陈廷俊，家里人说他因病情恶化，已逝去一年多了。

还有一件事情也得说一下，就是刘兆司令员关心四川籍战士马成松的事儿。马成松是从四川省西充县农村入伍到海岛部队的，我们都在政治部宣传科报道组做战士报道员。马成松是很有才华的，他在当战士报道员时写的稿件就被新华社、《辽宁日报》《人民海军报》《人民空军报》和沈阳军区《前进报》等报刊刊用。可提干前检查身体时，因为突发疾病而无法下达提干命令。这对一个农村入伍的青年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刘兆司令员知道此事后，到医院去看望了他，给他讲自己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负伤仍然坚持战斗的经历，鼓励马成松与疾病作斗争。待半年后马成松身体完全康复，已经时过境迁，马成松觉得提干无望，准备复员回家乡了。

可是，当刘兆司令员得知他已经完全康复了时，便同意并建议守备区党委继续将其提拔为政治部宣传科见习新闻干事。马成松后来说起刘兆司令员对他一个普通士兵这样无微不至的关爱，每每都眼眶湿润情不自禁。这件事不仅令农村出身的马成松无比感激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也在海洋守备区部队中传为佳话。

大办教导队

叶剑英在全军院校因文革大部分瘫痪的情况下，提出了两个方面的重要措施：一方面，陆续恢复了一些被砍掉的军事院校，准备开始为部队培养一大批军事、政治、后勤和专业技术方面的人才。另一方面，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办好教导队，加速轮训基层干部的指示》的文件，要求在两年内，把基层指挥员轮训一遍。重点是训练技术、战术基础科目。

要求训练中坚持连队一日生活制度。在这次全军大办教导队的过程中，要求从排长至军长，无一例外地要参加训练。军长、政委担任教导队队长、政委，师长、政委担任教导队的连长、指导员，团以下的干部全部当兵。训练从1972年夏季开始，共办三期，每期三个月，训练内容从队列、投弹、刺杀、射击等基本动作做起，认真贯彻毛主席的“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指示，不合格者不准结业。

　　大办教导队开始后，海洋守备区的领导从司令、政委到机关司、政、后部门领导以及参谋干事助理员，直至营连排干部，都分批分期去了位于大长山岛的要塞区教导大队参训。本来政治部干部科在做计划时，已经安排我第一批参加训练，可几乎与此同时，守备区接到外长山要塞区政治部通知说，一个月后，沈阳军区要召开军区军级单位党委中心组读书汇报会，而且要带一个理论学习好的师级党委，要塞区确定要海洋守备区党委参加。守备区党委书记、政委李树臻便指示干部科，要我这一期不去参加教导队训练，留下准备参加军区读书汇报会的材料。

第一期训练结束后，第二期紧接着开始，这一期理所当然轮到我了，可我又未能参加，原因是军区原来通知要开的那个读书汇报会当时没有召开，推迟了。这时又下发通知，告知半个月后军区要召开读书汇报会，我要跟随首长去参加会议。而且在军区会议之前，要塞区要先召开一个这样的会议，这样两个会差不多就连在一起了。

军区通知还说，读书汇报会后，参加会议的领导还要坐下来读上一周时间的书，内容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样算起来，两个会开完，大约需要半月至20天。于是，第二期教导队训练就这样错过了。

因为上级规定，这次全军大办教导队，没有极特殊情况，一个不准漏。前两期未参加上，最后一期应该是在数难逃必去无疑。可第三期我还是未能去成。原因是，王诚司令员和李树臻政委在军区参加读书汇报会并参加军区读书班学习后，对理论学习的重要性认识又有了新的提高，而我们海洋守备区这个理论学习先进党委连个图书资料室也没有，如果上级来检查，也交代不过去。

于是，党委决定要建立一个党委理论学习资料室。政委李树臻在党委理论学习会上，指示后勤部长，给资料室打几个大书柜。然后安排我到东北三省、北京和上海等地去购买书籍资料。党委的决定和政委的指示，政治部主任和宣传科长都立即照办不敢怠慢。

于是，我的名字又从第三期参加训练的名单上再次被拿掉。当第三期参训人员正在教导队艰苦训练时，我正在哈尔滨、长春、沈阳、北京和上海的新华书店里挑选《荀子简注》、《王文公文集》和二十四史的新版本图书呢。因为文革期间实在是买不到太多的书籍，我外出三趟，跑了六七个大城市，才买了不到1000本书。

在这全军大办教导队的训练中，海洋守备区的机关干部，年轻一些的只有我一个人成为“漏网之鱼”。我听参加训练的同志回来讲，教导队的训练标准很高，要求也非常严格，超出平时的训练标准。比如投手榴弹，平时是30米的标准，那时要投35米或40米。单双杠，平时完成两个练习即可，那时要完成三个练习。一些平时基础差的以及一些年龄偏大的老同志，要利用早午晚加班加点的练，有的即便加班加点也很难达到。

政治部群工科的邢副科长，是1947年从河北乐亭县入伍的老同志，当时的年龄已经四十大多，不仅那些高难动作达不到，就连连续几个小时在操场上走队列都成了问题，有一次竟然尿在了裤子里。其他参加训练的人也都像“扒了层皮”似的，从教导队回来，一个个又黑又瘦，有的人竟然瘦掉十几斤。大家谈起那次训练来，没有一个不叫苦的。尤其那些“缺项”的人，即有些科目是老大难的人，吃的苦就更多。

其实，我也是一个在军事训练上“缺项”的人，而且应该说是严重“缺项”。我的右眼实际视力只有0.6，当兵时就不太合格，是在体检站负责体检的同学硬给填个1.5。人家射击用右眼瞄准，我只能用左眼瞄准。单双杠我也只能做到第一练习。总之，我才是一个真正需要进教导队参加训练，好好补上这一课的人，然而我最终还是被漏掉了。好在我在部队20多年，一直从事宣传新闻理论教育工作，军事素质差一些倒也没什么大奈。

据资料，那次全军大办教导队，到1974年底，共轮训80 余万名各级干部，对于在短期内迅速恢复军队的优良传统，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让人崇敬且永难忘怀的刘兆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