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写的论语》之微子第十八18.8

18.8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

　　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

　　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孔子对无尊位的“逸民”的品德节行给予了很高的正面评价。其中，对伯夷、叔齐更是赞誉有加，不降志、不辱身，轻人爵、重天爵，扣马谏武王，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求仁得仁，无怨无悔。

　　唐代文学家韩愈（768～824）曾作《伯夷颂》：

　　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

　　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

　　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贤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从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繇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之，则自以为不足。彼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夫圣人，乃万世之标准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虽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完)

　　孔子赞伯夷叔齐，韩昌黎也颂扬之，但也有大人物贬二人的。M爷爷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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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是客观的，历史观确是很主观的。呵呵，没办法。

　　说完伯夷叔齐，再说柳下惠和少连。本篇第二句，提到柳下惠直道而行，三次被罢黜典狱之职。孔子评价二位是“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

　　再说虞仲、夷逸。虞仲，即仲雍后人，在泰伯篇有过介绍和讨论。泰伯，周文王姬昌的大伯，仲雍，文王的二伯。《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述：“泰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辟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泰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泰伯。泰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是为虞仲，列为诸侯”。孔子对虞仲、夷逸的评价是“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

　　孔子评价了几位著名的逸民，而后说自己“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首先认可“众逸民”，但自己与他们也不同，无可无不可，孟子解释的好：“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这也应了子罕篇，9.29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这里“权”的艺术就是“无可无不可”。遇事相机抉择，又不失“大道”的原则。

　　邢昺说：此章论逸民贤者之行也。“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者，逸民，谓民之节行超逸者也。此七人皆逸民之贤者也。“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者，此下孔子论其逸民之行也。言其直己之心，不降志也，不入庸君之朝，不辱身也，惟伯夷、叔齐有此行也。“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者，又论此二人食禄乱朝，是降志辱身也。伦，理也。中伦中虑，但能言应伦理，行应思虑，如此而已。不以世务婴心，故亦谓之逸民。“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者，放，置也。清，纯洁也。权，反常合道也。孔子又论此二人隐遁退居，放置言语，不复言其世务，其身不仕浊世，应于纯洁；遭世乱，自废弃以免患，应于权也。“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者，孔子言，我之所行，则与此逸民异，亦不必进，亦不必退，唯义所在，故曰无可无不可也。不论朱张之行者，王弼云：“朱张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言其行与孔子同，故不论也。

　　朱熹说：逸，遗逸。民者，无位之称。虞仲，即仲雍，与大伯同窜荆蛮者。夷逸、朱张，不见经传。少连，东夷人。柳下惠事见上。伦，义理之次第也。虑，思虑也。中虑，言有意义合人心。少连事不可考。然记称其“善居丧，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仲雍居吴，断发文身，裸以为饰。隐居独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废，合乎道之权。

　　谢良佐说：七人隐遯不污则同，其立心造行则异。伯夷、叔齐，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盖已遯世离群矣，下圣人一等，此其最高与！柳下惠、少连，虽降志而不枉己，虽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伦，行能中虑。虞仲、夷逸隐居放言，则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污也，权而适宜也，与方外之士害义伤教而乱大伦者殊科。是以均谓之逸民。

　　尹焞说：七人各守其一节，而孔子则无可无不可，此所以常适其可，而异于逸民之徒也。

　　扬雄说：观乎圣人则见贤人。是以孟子语夷，惠，亦必以孔子断之。

　　孔子评价人，其实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可惜的是，近现代以来，孔子的“品人观”被认定为文化糟粕扔到故纸堆里当垃圾了。所以，曾几何时，中华大地上的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黑五类”的子女，出生即有“原罪”，在入学、工作、恋爱、婚姻等人生的各个阶段、生活各个方面都受到歧视，孩子们惹谁了呢？去哪讲理去呢？给人贴标签，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忽左忽右打倒人、改造人、折腾人……千年礼仪之邦，演尽人间荒唐。

　　孔子天上有知的话，哭都哭不出来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