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49年2月2日，北京，功德林监狱。

七分局局长朱文刚来到这里，他正带着8位警员和一个班的战士，来交接辖区内的管理。

他在功德林注意到一台庞大的绞刑架，问留守的旧警员：“这是什么？”

旧警员面对新上司，声音有点小，但朱文刚从他的答话中注意到两个词：绞刑架、李大钊。

朱文刚推测，这很有可能是杀害李大钊先生的凶器。他厉声对旧警员说：“你给我看好这个。”

接着，朱文刚把这件事汇报了上司，上司意识到，绞刑架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物，遂搬进了北平历史博物馆，编为国家0001号一级文物。市公安局对着绞刑架念念不忘，誓把杀害李大钊先生的凶手追查到手。

随着大多数人的努力，那段慷慨悲歌、令神州色变的历程，如今正变得完整而清晰。

李大钊：我不能走，我走了，北京的事谁来做呢？

事情要从1926年开始说起。

1926年3月12日，两艘日本军舰炮击天津大沽口，日本纠集了英美法德等八国公使，要求北洋政府按照《辛丑条约》办事，履行那些不平等条约。

军阀段祺瑞答应了。六天后，也就是3月18日，李大钊集10万群众举行示威大会，段祺瑞对这压根不买账，命士兵上刺刀，驱赶参加大会的群众。

在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只有两个拳头的群众敌不过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时间血流满地。

走在最前头的李大钊头部受了伤，仍留在现场组织群众离开，避免造成更大的伤害。

从这以后，段祺瑞对李大钊恨之入骨，命令京师警察厅搜捕李大钊，为了暂避锋芒，同年的3月底，李大钊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

接下来的一年，李大钊都躲在大使馆里工作，筹划，传出绝密情报。

可李大钊的处境却越来越艰险，1926年6月，张作霖进京，他执掌了北京政权，自任安国君总司令。

进京后的张作霖对爱国人士来了个下马威，宣布封闭报馆，杀害了《民报》创始人邵飘萍，而且还颁布李大钊的追杀令。

张作霖的种种行为表明，李大钊在京步步惊心。李大钊好友沈尹默找到李葆华，托他告诉李大钊：早日离京，张作霖这个红胡子可是杀人不眨眼啊。

沈尹默

李大钊听了之后，说了一句话：“要离开北京并不难，就是工作离不开，我是不会走的。”

不仅沈尹默担心，还有追随李大钊多年的同志王德周也劝他离开，对此李大钊回应：“不要胆小了，中国军阀看帝国主义，那是无上的，他们不敢进入东交民巷。”

自从1901年，清政府跟八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后，中国人就不能随便进入这片洋人的“自治区”。

李大钊对此很有把握，连他的学生、同事们来劝他，他还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安全生死放在第二位，不愿离开北京。

那么，当时的李大钊，又在忙什么工作呢？

法日使馆“举报”，李渤海叛变

1926年的夏天，李大钊很忙，当时的中国乱成一团，从北到南，战火连绵不断。

在北京南口的崇山峻岭中，奉直晋三大军阀藏着42个师，47个旅，890门大炮，946挺机枪，59万人马。

李大钊作为冯玉祥和南方国民党的重要联系人，他离开了北京，南北双方的信息传达将会断开。

在如此严峻的情势下，李大钊三次发电报到苏联，请在苏联考察的冯玉祥回国，出面收拾残局，配合北伐军北伐。

冯玉祥

在李大钊的邀请之下，冯玉祥提前结束考察，回国后组织旧部，参与了“五原誓师”。

那时候的李大钊为天下计，一直跟人谈论到半夜，灯火通明，不知疲倦。

这引起了苏联大使馆西边的法国医院的注意，法国人在二楼总能看到，李大钊的屋子里半夜有动静，讲话声和争论一直不停。

而且，苏联大使馆的东边是日本大使馆，站岗的日本卫兵发现有很多中国人进进出出。这些迹象被法日大使怀疑，李大钊是不是就藏在苏联大使馆？

怀疑归怀疑，他们还是把怀疑告诉了吴晋。吴晋是个亲法派，曾在法国炮兵工程学院留学，正任安国君总司令外交次长。

吴晋觉得这是个立功的大好机会，没过脑子就向张作霖报告，张作霖将信将疑，派人在苏联大使馆的门口部署，安排了很多车夫、商贩。

这些车夫商贩不吆喝，也不卖力气，一双眼睛就死死地盯着门口，仿佛里面随时就出现一块大肉。

与此同时，京师警察厅趁着俄国兵营招人干活，派了四名暗探进去，时时刻刻关注兵营里的情况。

在便衣和暗探的观察之下，负责交通工作的闫振山和厨师张全印被逮捕。这两人是好样的，遭受重刑也没有供出李大钊。

这两人的失踪并没有引起地下小组的注意，他们还在西交民巷散发传单，没过多久，警察厅的人赶来，现场混乱，逮捕了七名嫌疑人。

监狱里，那些警察对这些人日夜审问，最后发现只有李渤海是党员，他是北京市委的主要负责人，对北京的情况最为熟悉，一旦他叛变，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

在关键时刻，贪生怕死的李渤海经受不住恐吓，把李大钊藏着苏联大使馆的情报供出，警察厅厅长如获至宝，立马把情报交给张作霖定夺。

张作霖想要抓人，但碍于《辛丑条约》的条款，不好在东交民巷动武。对此，张作霖做了两手准备，才敢下定决心。

第一，取得东交民巷的公使团的同意。张作霖对外国公使团的团长说：“俄国兵营里藏着几千条枪，要进去搜捕！”荷兰公使因为苏联不愿意在《辛丑条约》上签字，而怀恨在心，现在又有那么多条枪，会给其他大使馆带来压力和威胁，于是同意了张作霖的“请求”。

第二，确定了李大钊是否在苏联大使馆内。张作霖派警察吉世安去大使馆探听虚实。吉世安跟各国公使有公私来往，在4月5日，他到苏联大使馆找到秘书毕德诺，声称是李大钊的好友，托他交给李大钊一张纸条。

毕德诺打开纸条，没有发现署名，却有“外面对你风声甚紧，请多加注意”这行字。他以为是别人送消息进来了，没有多加怀疑，就叫一个卫兵把纸条送到李大钊处。吉世安从他这个举动判断出，李大钊一定在这里。

命存一线，李大钊本有机会离开

就在张作霖确定李大钊躲藏的当天，北京太平湖饭店异样热闹，京城名贵都来参加这场宴会，因为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熊希龄正在为女儿举行婚礼。

在宴会中，外交部长汪大燮在杨度的耳边悄悄地说：张大帅分头和英美日取得同意，日内就派兵进驻东交民巷，李大钊、路友于等人逃脱不了。

杨度

杨度跟李大钊一样，一直在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曾在上海通过孙中山的引荐，结识了李大钊，并且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故作镇定，借机开溜，把消息告诉了教育部次长胡鄂公。

胡鄂公派人去通知李大钊，杨度放心不下，来到了东交民巷的面摊子，要了碗面慢吞吞吃起来，直到苏联大使馆出来了两个中国人，杨度才上前攀问。

那两人是李大钊身边的人，他们告诉杨度：“先生认为，此刻走不了，即使离开了大使馆，外面也是眼线密布。”

对这样的处境，已经无力回天。

当夜的另一边，京师警察厅正在加紧部署，侦缉处处长吴郁文担任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他把300多名警力分为12个小组，准备把苏联大使馆围得水泄不通。

吴郁文还让消防队一起去抓捕现场，下令让消防队员准备好水银，水银可以保护纸质文件不被烧毁。

在4月6日这个平凡的清明节，北京市民们一大早就准备去扫墓，北京学生们约好去踏青，有人经过东交民巷时，街头巷尾已被封路，不允许任何人经过。

杨度还是不放心李大钊的安全，早早就来到东交民巷，看到了诸多警察，他知道，李大钊先生危险了。

在这天的凌晨，吴郁文就行动了，穿着浅色衣服的便衣，黑色衣服的警察，齐齐涌进苏联大使馆，吴郁文一进李大钊的屋子，就用粗犷的声音说：“不要放走一个。”

此时此刻的李大钊正在烧文件，因为使用的是上等纸张，不易燃烧，烧得慢。吴郁文的声音和密密麻麻的警察吓到了李星华，李大钊把李星华抱在怀中，镇定且轻轻地说：“不要怕。”

吴郁文拉来了闫振山，闫振山口口声声说不认识李大钊，吴郁文讥笑一番，说：“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就是李大钊。”说完，吴郁文令属下把人带走。

杨度在大使馆外，远远望着警察押着人上警车，这些人头带白纱，杨度从李大钊的身材和熟悉度，认出了犯人中有他。

接下来，杨度急匆匆离开东交民巷，去找了北京文教界的朋友，开始组织营救行动。

李大钊狱中自述：不要来救我

从大使馆里运载了7箱文件，张作霖派人日夜翻译，定了李大钊“四宗罪”。

在奉军与南方军战争期间，李大钊参与了军事谍报工作；

李大钊与苏联政府勾结参与中国内战；

李大钊和冯玉祥国民军的关系非同一般；

李大钊作为两党的北方领导人进行了颠覆政府活动。

张作霖认定：李大钊该杀。但是要不要杀？张作霖可就犯难了。他发电报给张宗昌、张学良、阎锡山询问意见。阎锡山没有回复，张宗昌觉得要杀，张学良则认为：李大钊是个有用的人才，不应把他杀死。

与此同时，文教界也在进行营救活动，北京的公私立校长，去找张学良想办法，联名登报呼吁各界行动起来。

身在监狱的李大钊知道了外面的行动，他说：

“我个人为革命为党牺牲，

是光荣而应当的，

但已是党的损失，

我不能再要同志们作冒险事业，

消耗革命事业，

应当保存力量，

不使革命力量再受损失。”

换句话说，李大钊拒绝了营救，而他在监狱里遭受酷刑，老虎凳、电椅、牙签插进指尖，拔出指甲...他们这么做，无非是想要从李大钊的嘴里套出有利的情报，好去邀功。

李大钊面对如此酷刑，喊声虽凄厉，志气仍犹在，他说：“你们也问不出什么，要不就拿纸笔来，我自己写。”

于是，李大钊在狱中写下了《狱中自述》，2700多字，三易其稿，回忆了他一生中为国为民寻找药方，最后走上革命的道路。

就在张作霖犹豫要不要处死李大钊时，蒋介石发来一封电报：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惨案，也让张作霖信心大增，下定决心处死李大钊，用最难受的方式：绞刑。

1927年4月28日，这个令天下为之变色、最为黑暗的日子，李大钊慷慨赴义，同行者还有最勇敢的战士范洪吉，唯一的女同志张挹兰。

在处刑地点西交民巷，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刑台，他面现喜色，昂首挺胸，炯炯有神，在台上他作了人生中最后一次演讲：

不能因为，

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在中国，

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

说完，李大钊受绞刑而亡。

李大钊的预言成真，毛主席：大钊先生可以含笑九泉了

李大钊逝世后，凶手们还活跃在军政两届，但随着毛主席在天安门那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们却销声匿迹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对李大钊用刑的凶手、出卖李大钊的叛徒，警察们对此穷追不舍，全国公安信息共享，一个落网，端他一窝。

1951年6月20日，北京警察抓捕了吴郁文，即使他化名为吴博斋也难逃法网，因他重疾缠身，判终身监禁，1953年病死。

1952年，主凶之一雷恒成在上海被捕，1953年4月26日，雷恒成被判枪刑。

还是在上海，另一主凶陈兴亚落网，1959年死于北京。

1955年，王振南在上海被缉获归案，1957年宣判死刑。

毒害李大钊的四大主凶一一被捕，毛主席知道后，长叹一声：“大钊先生可以含笑九泉了。”

但是，那个出卖李大钊的叛徒，李渤海，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直到1970年末，身在宝岛的沈维翰接受采访自爆，把李渤海出卖的细节透露出来，以及李渤海后来再次叛变，改名黎天才，跟随张学良的二三事。

这则报道从彼岸传来，1981年上海法院重新审理黎天才一案，此时黎天才，也就是李渤海已经去世了20年。法院审理的结果是：改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

对于叛徒、凶手，人民是不会放过的，四大凶手正是在群众的举报之下，才被抓捕归案。

群众对他们嫉恶如仇，是因为有了这些革命先驱的付出，才有了当今盛世。

李大钊曾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如今，这个预言已成真。

谨以此文纪念李大钊，他的“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贯穿一生，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