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逆结构——论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进化（上卷）（137）

二十六、国家的“性格”（12）

在众多的城邦中，影响最大而又最具典型意义的是雅典。雅典城邦位于希腊中部的阿提卡半岛，境内多山，矿产丰富，海岸线曲折，多良港，却缺乏良田，适于发展航海业和工商业，而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入侵的多利安人将最好的土地占为己有，使得希腊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土地的匮乏、人口的增长逼迫阿提卡的爱奥尼亚人去海外寻求新的机会。至公元前10世纪，爱奥尼亚人成功地占有了亚细亚沿岸的12座城市。此时的雅典城邦成为希腊本土最强大的城邦，但它本质上是部落制城邦。它由氏族成员和归化民组成，氏族成员耕种（并拥有）土地，归化民则经营工商业。氏族的数目是固定的，土地是不能转让的，而归化民的组织却在慢慢壮大。公元前8世纪，阿提卡全境开始形成以雅典城为中心的统一的城邦。雅典最初实行的是以氏族成员为核心的贵族政治，领导人大都出身于贵族阶层，氏族社会中的贵族掌握着政治和经济的特权。“氏族在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较归化民组织更为有力。他们在血统上是嫡派，在人口上居多数，并且是阿提卡所有肥沃土地的主人。……在公元前7世纪时，雅典和其他城邦的宪制利弊兼备。……在国家内部，紧张和紧迫的形势表现在许多方面：各首要氏族间的争雄斗胜，各地区之间利益的倾轧，寡头派和民主派的政治野心，贫富之间和氏族成员与归化民的鸿沟。”（N.G.L.哈蒙德《希腊史》）梭伦的改革把雅典从农业转向了商业，为回归故里的归化民找到了谋生之路，手工业者也纷纷进入雅典，为城邦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于是，希腊在地中海的商业扩张和殖民造就了一个实力强大的商业及手工业阶层，这是一个与农耕社会迥异的、主要通过商业贸易创造财富的新阶层。在此之前，虽然腓尼基人也同样建立了一个商业社会，并且也建立了众多的商业殖民点，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建立一个真正统一、独立的国家政权的重要性，他们在周围帝国一系列的入侵下慢慢消亡了。在雅典，随着新兴工商业者阶层经济实力和财富的日益壮大，货币资本变得比土地资本更重要了，工商业开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他们以财富划分阶层，而不像贵族那样以血缘关系建立联系。“经济上的变化，促进了希腊城邦的社会和政治重心的转移，即由土地贵族转向新兴的商人和手工业者阶级；新兴的阶级要求拥有与其增长的经济力量更适应的权力。”（许海山《欧洲历史》）商人阶层向贵族阶层发起了挑战，他们打破贵族独揽政权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步兵方阵”的出现取代了贵族的骑兵，打破了贵族对军事组织的垄断，提高了农民和工匠的地位。同时，一部分贵族也从传统农业转向了商业，从而削弱了传统贵族的势力。于是，商人们、工匠们与失去产业的农民联合在一起展开了向氏族贵族的夺权斗争，而斗争的结果则使雅典城邦走上了古代民主政治的道路。随着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以及移民的增加，归化民和氏族成员取得了平等的地位，国家也因此赢得了暂时的稳定与和谐的局面。但是对于雅典来说，从来都没有建立起稳定的民主政权。“在雅典和在罗马与斯巴达一样，推翻一个专制政体并不代表平民的胜利，或任何有计划地向民主之途的迈进，只不过是封建贵族的重新掌权，或是历史性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交替、选择采用而已。”（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希腊的生活》）到了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伯里克利时代，鉴于领袖的个人魅力建立的民主政权使得雅典实际上主导了提洛同盟所拥有的海上霸权。当时的雅典以其民主政治、经济发达和文化繁荣而著称，然而它的民主的定义是狭隘的，民主的形式也是脆弱的，它的经济依赖同盟成员的支持，它的文化越来越像帝国的文化。“雅典不再是一个自愿联合结成的欣然协作的同盟之首。……它的种种做法已引起希腊陆上强国的疏远和离异，也破坏了它在爱琴地区的盟友的信心。……所谓雅典同盟的实力现在就只有雅典一邦的实力了。”（N.G.L.哈蒙德《希腊史》）。这些事实在雅典繁荣的表面下已经埋下了重大的政治隐患。

公元前11世纪，多利安人南下入侵拉哥尼亚，他们毁掉原有的城邦，在这里居住下来，这就是多利安人的斯巴达城。斯巴达继承了多利安部落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以其严酷的纪律、独裁统治和军国主义而闻名。公元前10世纪，部落制王国解体了，新的小型城邦出现了，斯巴达则是希腊大陆上第一个从各自为政的村落成为一个城邦的国家。它开始实行的是君主政体，国家机构由国王、公民大会、长老会议和监察官组成。“在此之后，由于各军事单位内部政治集团之间的争吵削弱了其权力，统帅的职位在任何一个贵族家族手中也难以牢固保存，因为各家族之间一直不断地处于明争暗斗之中。”（N.G.L.哈蒙德《希腊史》）后来斯巴达逐渐转向了贵族寡头政治，贵族的权势大都依靠他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而不是宗教和社会的传统。斯巴达的政体是与其他希腊城邦的民主政体相反的一个典型，它更像一个军事化组织，国家的一切都服从军事需要。相比于其他松散而未联合的自治城邦，斯巴达显得组织更严密，军事方面更有实力，也更有攻击性。斯巴达通过征服美塞尼亚使它的土地和劳动力增加了一倍，它因此成为公元前8世纪希腊最强的城邦国家。公元前6世纪中叶，斯巴达人建立了以自己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以此扩大斯巴达的势力范围，抗衡雅典人领导的提洛同盟。由于斯巴达人与雅典人的文化差异较大，他们彼此不和，关系若即若离。希波战争的爆发促使他们“貌合神离地”团结起来，掩盖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这也成为希腊同盟能够齐心协力、一致对外的短暂的“蜜月期”。波斯的威胁消失后，希腊内部的利益冲突就多了起来。伯利克里建立雅典帝国的想法引起了斯巴达以及其他同盟者的猜忌和提防，希腊又回到了两大同盟相互抗衡的局势中去。终于在公元前431年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几乎所有希腊的城邦都参加了这场战争，其战场几乎涉及了当时整个希腊语世界，最后斯巴达及其同盟者战胜雅典军队并霸占了整个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使参战双方的多数城邦蒙受人力和财力的巨大损失，国力下降，繁荣富强的希腊从此一蹶不振。它不仅结束了雅典的霸权，而且使希腊奴隶制城邦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斯巴达称霸后推行寡头政制，专横跋扈的统治引起各国的强烈不满。公元前4世纪，希腊境内仍然战火不绝，各城邦的力量彼此消耗殆尽。公元前371年，斯巴达被新兴的底比斯打败，200年来第一次遭遇军事上的惨败。当北方的马其顿王国崛起后，希腊最终被其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