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隐士

有人说，中国不是一个哲学国度，因为中国没有像古希腊那样出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不像德国一样出尼采、叔本华、黑格尔、康德、莱布尼茨、海德格尔、维特根施坦、费尔巴哈……我觉得，这是对中国哲学的误解，中国的哲学家常常不去追求显赫的名声，甚至不去特意追求什么建树。历史上固然有先秦诸子、贾谊、董仲舒、杨雄、王充、范缜、周敦逸、程氏兄弟、李贽、黄宗羲、王夫之等等有名有姓的哲学家，但也有很多的哲学家默默无闻，他们从容淡泊，清静无为：他可能是个打鱼的，可能是个割草的，也可能是个种地的，甚至看大门的。他们混迹渔樵之中，却躬身实践着自己的人生信念。中国的哲学家不像西方的哲学家那样招摇过市、收徒布道，他们的理论也不像西方哲学家的那样煌煌赫赫，体系庞大。他们常常孤身只影游走人间，往往几句家常话就能直指要害，深入人心，点醒梦中人，让人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中国的哲学，是高效、简洁而又充满智慧的哲学。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不叫哲学家，叫隐士。

最早的隐士当属巢父和许由。当初帝尧曾想把天下让给巢父，巢父不受；又让给许由，许由也严词拒绝，说：你是治理天下的，现在天下已经大治了，还叫我来代替你，难道我是为名吗？小鸟到深林中筑巢，有一根树枝就够了；小老鼠到河里喝水，喝一肚子也就足了。天下对我来说没什么用处。说完这段颇有比兴色彩的话，就连夜跑到箕山隐居去了。后来，尧又派人去请他做九州长官。许由认为这话脏了自己的耳朵：我王位都不要，会要这九州长官的职位吗？便到山下河里洗耳朵，以此带有象征意义的举动来表明自己坚守高洁之志。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比较动乱，催生了不少心甘平贱且又高自标持、特立独行的异人。

屈原行吟泽畔时就遇见一位，那人是个渔父。渔父见屈子踽踽独行，面黄肌瘦，痛苦不堪，就上前劝他：圣人怎么能被外物所拘？要顺时应变才对啊。凡事糊涂一点，从众一点，跟大家时常喝两杯小酒解解闷多好啊，为什么非要怀瑾握瑜枉自被逐呢？虽然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对这个渔父的身份没有任何交待，但听这几句话就知道，这渔父不是个简单的人。他不仅洞察时政，熟谙人情，而且生性豁达，颇有自我解脱且解脱他人之道。能渡己且能渡人者，是一定有大智慧的。只可惜，屈原没有听劝，最终还是怀石沉江。一代诗人魂付清波，让多少后人扼腕叹惜。

《论语》中，这样的异人有好几个。

晨门(负责早晨开启城门的人)，是《论语》中最先提到的一位隐士。有一天，子路夜宿石门时遇见了此人。他问子路：你从哪里来啊？子路说：我从孔夫子那里来。那人接着问：是那个知道不能做而硬要去做的人吗？虽然《论语》中没有提到这个晨门的名字，但此人决非平庸之辈。他很了解孔子入世求仕之艰。与孔子一心匡扶天下的大志不同，他的人生选择是：宁愿看大门也不去做官。

孔子在卫国敲磬，有一个挑着草筐的汉子从门前走过，听了磬声就说：这个击磬的人很有思想啊！没人看重自己，那就算了吧。水深就穿着衣服过河，水浅就提起衣襟过河。那意思是说，社会太黑暗，干脆同流；社会不是太黑暗，也要洁身自好。孔子本身就很懂音乐，而卫国这位挑着筐子的过路人不仅懂音乐，还懂孔子。孔子听了他的话说：这人也真够坚决的，看来他并不想求仕啊，那就没必要责问他了。孔子不与这汉子交谈很是让人可惜，这人应该可以成为孔子的知音的。他们虽然各自的人生追求不同，但在音乐上，二人若能相知，则他们的关系不会亚于俞伯牙与钟子期。

孔子到楚国去，一个叫接舆的狂人在孔子从他身边走过时故意唱歌给孔子听：凤啊，凤啊，为什么你的德行如此衰微！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未来的事情还来得及去做。算了吧，算了吧，当今的从政者太危险了！意思是劝孔子赶紧回头，不要再去周游列国传布他的思想了。这一次，孔子没有不理这人，倒是很想下车跟他说两句话的，不料接舆却转身走开了。看来他根本不想跟孔子废唾沫，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是，能如此诗意地规劝孔子，说明这个接舆根本不是什么狂人，顶多是个像济公一样装疯卖傻的人，心里明镜一样呢。他传达的意思很明显：我点到为止，听不听由你！孔子当时的反应容易引人猜想：他想跟接舆讨论什么呢？解释自己对时政的理解，还是与他争论对人生的看法？接舆的话引发了夫子什么样的情绪？愤然？慨然？怅然？悻然？

长沮、桀溺两位隐士是子路在田间遇到的。子路见到他们时，这二人正在并肩耕田。子路去问渡口在哪里，长沮、桀溺都没有正面回答他。长沮说，孔丘既然被称为夫子，他自己应该知道路怎么走，何必来问我们呢！子路又去问桀溺，桀溺说，当今天下浪涛滚滚，谁能改变呢？你与其跟着避乱的孔子这么漂游，还不如跟我们避世隐居呢。这两人的回答也很有意思。子路问的是车子应该往哪儿走。长沮答的不是车子走的路，是人生之路。意思是说，这个周游列国、到处传道的孔子，连“路”都不知道怎么走了吗？桀溺则给子路上了一课：这世道是没法改变的，你也别跟着孔子混了，干脆跟我们吧。显然，能对孔子本人这么了解、对天下大势看得这样洞明的人，不会是单纯的农夫。耕田，只是这两人的避世之技罢了。他们心灵里装着的，肯定不是那两亩三分地儿。

又有一天，子路跟孔子走散了，偶遇一位荷蓧（蓧，是古代一种除草的工具）丈人，这老人不知是正打算下地锄草呢还是刚从田里锄草归来。他很看不上孔子，认为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配做老师。但他并不慢待子路，而是把子路领到自己家中杀鸡蒸饭招待他，并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喊出来拜见子路。子路见到孔子后把自己所见说与他听，孔子便知道这也是位隐者。第二天，他想让子路再去会一下这位丈人，劝他入世，不要再隐居了，不料，丈人已出门去了，不见了踪影。

从《论语》中看孔子与这些隐士们相遇后的反应，可知孔子从政之心，是异常坚定的。而这些避世隐居的人，虽不像伯夷、叔齐那样坚决地抱节守志，但其远离尘嚣之心也同孔子入世之心一样执着。孔子与隐士，就像两条路上平行跑的车，死活到不了一块去。

古代的隐居者，多数是隐而不仕的，《论语》中提到的隐士们就是这样。斑衣戏彩进入《二十四孝图》的老莱子也属此类。老莱子深知“受人官禄、为人所制”的道理，便带着老婆孩子隐居山林，甘心过“葭墙蓬室、木床蓍席”的生活。楚惠王亲自驾车前往山中接他到郢都出任官职，他坚辞不受。为避免楚惠王再来聘求，老莱子竟弃茅舍而去，渡过长江，隐居江陵，过起了衣兽毛、食遗粒的生活。

不过，有的隐士是亦隐亦仕。他们隐是真隐，仕也是真仕。如秦末汉初的商山四皓——唐秉、周术、吴实、崔广这四个发皓眉白的老头儿，是隐得其所、仕得光荣。他们为逃避焚书坑儒之祸，跑到泉石青幽的商山，岩居而穴处，食紫芝疗饥，过起了闲云野鹤般的隐居生活。后来，刘邦统一天下后，想废掉天性懦弱的太子刘盈，另立赵王如意。刘盈的母亲吕后闻讯很是着急，便和张良商议，邀请四皓出山，从而改变了刘邦废太子的初衷，终使刘盈做了汉惠帝。在辅助刘盈这件事上，这四位老者功高盖世，最后得享高官厚禄。但这四位老人特别有头脑，他们身居要职却不留恋高位，而是选择了功成身退，重返商山，最后终老山林。他们死后，汉惠帝曾派三千御林军每人自长安携土十斤到商山为四皓墓培土，并要求文官到此下轿，武官到此下马。商山四皓的结局看来算得上圆满。

有些隐士不无济世安邦之志，他们选择归隐山林，多是为乱世所逼。天下大乱，壮志难酬，故而退隐乡野，韬光养晦，蓄势待发。诸葛亮隐居卧龙岗即属此类。他自号卧龙，就暗含自我推举之意。他一面隐居，一面等待一双识珠的慧眼。如果真心隐逸，他是不会关注天下大势并给刘备条分缕析最终跟随刘备出山的。

还有些隐士由于隐得不彻底，没有完全脱离政治，最后祸延其身。像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清淡方式隐逸避世的何晏、嵇康、张华、潘岳、陆机、陆云、郭璞、谢灵运、鲍照等人，他们由于卷入政治风波而纷纷招致杀身之祸。

有些人则纯是挂羊头卖狗肉，算不上真正的隐士。唐代，有个叫司马承祯的人在距长安不远的终南山一住几十年。唐玄宗知道后便请他为官，他不为所动。但这事却让一个投机分子——多年求官不得的卢藏用发现了门道，他大悟：原来隐居可以引起皇上的注意啊！于是，立马跑到终南山装模作样地隐居起来。此举倒也真是引起了皇上的关注，卢藏用最终得授左拾遗，进而升为礼部侍郎，兼昭文馆学士。这就是那个带贬义的成语“终南捷径”的滥觞。卢藏用的隐，是假隐，他的隐，是为了仕。

隐逸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隐逸思想，或轻或重地影响了中国文人的思维趋向，给传统文人提供了失意时的精神退守之地。人在得意时，可以追求治国平天下，居庙堂之高忧民，处江湖之远忧君；在失意时，就不妨徜徉林泉，修身养性，登高山长啸，临清流赋诗，寄情山水之中，守住自己心中一块自由的净土。连积极倡导入世的孔子都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呢，孟子也提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且，孟氏家族的第二代也是隐居不仕的。由此可见，儒教，并不是一味教人担当天下大任勇往直前永不退缩的。隐逸，有时是不得已而为之；有时，则完全是一种逍遥自适生活方式。

五千年的时光，像江水一样静静流过；五千年的汗青上刻下的，多是威名赫赫的帝王，是横扫天下的武将，是满腹韬略的文臣，而一代又一代隐士的身影，却早已被历史的烟尘淹没了。但是，千百年来，古代隐士们飘飘的衣袂，却成为不少中国文人精神世界的一面面独特旗帜，在他们人生失意时，引领着他们向着精神的乐土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