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起点问题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是许多各行各业各种形式的竞争参与者们心底的理念。在教育子女方面，这更是无数家长们的口头禅。我不知道怎样做能“不输在起跑线”上，我只是知道，每个人所定义的起跑线可能压根儿就不是一个标准参照系，在漫长的竞争路途中（如果真有竞争的话），大多数时候我们完全无法定义一条明晰的起跑线。

就用创新往事举个例子，会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世界上最早的重于空气的可控飞行器出现在中国，这便是2 400多年前春秋时期中国先民制作的风筝，直到今天也没有一种合理的解释说明中国先民是在怎样的启迪和动机下发明了如此奇妙的东西。这项发明远远领先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但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风筝这项在人类航空创新史上最早的星星之火却一直未能在中国形成燎原之势——风筝主要承担着祭祀用品和娱乐工具的职能。直到1 700年后的公元13世纪，才有一个游历中国的欧洲人第一次把中国的奇妙风筝带回西方。西方人在惊诧于中国奇妙飞行玩具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山寨了中国风筝的用途。此后东西方进入了“风筝同乐”时代，风筝在世界范围内幻化成各种符合当地文化特色的形式和图案，但仍然没有摆脱娱乐工具的“主要职务”。这一局面又持续了将近5个世纪。到了18世纪末，中国和西方审视万物的方式开始出现根本性差异。在近代科学特别是物理、化学和数学的“怂恿”下，西方科学界开始用科学思维来解构风筝飞行的基本原理，并把它与人类飞行梦想深度结合。

英国爵士乔治·凯利在反复研究基础上，直接用玩具风筝作为“机翼”，附加上一根木棍机身和一个同样粗陋的尾翼，制成了世界上最早的滑翔机模型。经过反复投掷试验，凯利发现了滑翔机的某些特征，并在后来冒着巨大风险实施了首次载人滑翔试验。凯利的研究拉开了人类滑翔时代的大幕，其后才有包括李林塔尔在内各位滑翔大师们的粉墨登场，不断挑战滑翔机载人飞行实践的极限。凯利用中国风筝改造成为世界首架滑翔机之后的90年，澳大利亚人哈格雷夫同样以中国风筝作为试验起点，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箱式风筝”。它的结构更为坚固，承载能力更好，升力特性改善，用来制成大型风筝足以把一个成人甚至更重的载荷带到高空。有了凯利的飞行理论打底，李林塔尔的滑翔实践印证，再加上哈格雷夫的箱式结构撑腰，此时人类距离动力载人飞行目标的“剩余航程”已经不多。最后需要解决的问题，只剩下高效的动力装置以及可靠的控制系统。这两个问题，最终被美国人莱特兄弟解决。实际上，他们的成功大厦是建立在凯利、李林塔尔和哈格雷等许多航空先驱不断垒高的地基之上。

纵观历史，航空创新史上几乎所有先驱者，包括莱特兄弟，都是把中国风筝作为最初的试验和实践手段。如果把飞机的发明强行定义为创新活动的“终点”，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在风筝“起点”位居第一，但是在冲向“终点”的持续迭代创新中，我们没能胜出。作为永无止境的创新活动，真的能找到起点和终点么？也许某一个历史阶段我们可以定义“起止点”，但是一个“终点”的到达，往往就是下一轮创新的开始。中国曾经的遗憾，参杂了太多偶然与必然，但是放眼未来，创新者眼中的道路应该永无起止点，而是到处闪耀着新征程和新机遇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