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最重要也最特殊的价值，在于它是“百王大法”

《史记》不仅在史学上的地位无可撼动,文学成就也是登峰造极，达到里程碑的高度。作为史家之绝唱，《史记》绝对是史书空前绝后无法逾越的最高峰！ 无论从史实，从文学，从笔法，从立意，从思想，从系统上衡量，其他史书与《史记》相比较，完全不是一个层次。史记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基本上记录的都是社会上的成功人士的事迹，先写他们的生平，然后写他们的人生际遇，经验得失和人性感悟，再深入评价他们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一个个人物都是鲜活的，正是这种以人为本的纪实文字，才更能引发读者与学者之间的共鸣，还原一个丰满的历史。

《史记》最重要也最特殊的价值，在于它是“百王大法”。什么是“百王大法”？这必须从中国文化学术的大传统开始说起。中国在学术上的大传统特别是在史学上，就是以“史”论“治”，中国最早论学把战国诸子的学术分为六家就是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最后他总结于“六家皆务为治”，用一个“治”字贯穿六家。中国最早的典籍是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太史公在《史记》中也明确提出六艺于治一也”一样用个“治”字贯穿六艺。那么在六艺之中和政治最有关系的有两部：一部是《尚书》，一部是《春秋》。太史公言“尚书长于政，春秋长于治人”，“政”与“治人”相比与“治”更有关系的自然就是《春秋》。

而《史记》在自序之中说它这部书是为了“继春秋”而作，由这一点可以看出，《史记》本身更是一部“论治之书”。今天大部分人认为《春秋》是一部史书，如果以史书的观点去看待《春秋》，那就会发现《春秋》不但是一部简单的史书，更是一部残缺的史书。我们就《春秋经》的本文来看，它的第一条就只有六个字“元年春王正月”。一般人写历史，一个完整的历史记载必须要有时、要有地、要有人、要有事。可是《春秋经》开宗明义第一条，它只有时没有地、没有人、也没有事，所以用史学的观念来看，《春秋》不但是一本简单的史书，也是一本残缺的史书，因此前人也说这本书是“断烂朝报”。

然而在西汉人看来，《春秋》不只是一本史书。孔子是在借242年的历史的事情来表达自己的微言大义，这是西汉人共同的认知，虽然今天对于这个认识已经不能接受了。简单地说，孔子是拿这些事，作为假借来表达伸张他心中，让三世人群，三世就是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进化的治道与治法。他如何让天下所有的人能从据乱到升平到太平一路到他最理想的境界。他把这些治道和治法都寄托在他《春秋》这部书之内。因此汉代人认为《春秋》不只是一本史书，它是“拨乱反正”之书。孔子“志在春秋”，是因为他认为“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乎《春秋》”。所以《春秋》是“拨乱反正”之书，而《史记》“继春秋”。他当然也以“拨乱反正”作为他的志向，他用的方法是将两千年的历史作整体贯通式的观察，要从里面找出，能被后世圣人君子所能遵循的“大经与大法”。这个“大经与大法”是经得过历史考验的，从这个“大经与大法”才知道治理天下到底应该怎么做。而这个“大经与大法”，《史记》的内文非常多，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讲得清楚的，可以翻开史记一篇篇去感悟这“大经与大法”，看看太史公到底提炼出了什么样的治道与治法。

在这一点上说《史记》是“百王大法”的最早是清朝的包世臣他就推崇《史记》这本书“明为百王大法，非仅一代良史”，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正在于“百王大法”这四个字。因此要说《史记》于“史”部，它是正史鼻祖；于“集”部，它是散文大宗；于“子”部，它是一家之言；于“经”部，它是百王大法。《史记》这部书之所以了不起，正在于它以一本书而身兼经、史、子、集四部书的特质。“经、史、子、集”四部是后来的观念。在汉代人分“七略”，但是不管学术上怎么分类，像《史记》这样以一部书，贯通诸多不同领域的学术学问，而让它们总结于一体，《史记》之难能可贵，《史记》之崇高与特殊正在于这一点上。这样的书在中国历史上，《史记》之后就没有第二本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