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时可能把命搭进去”的探险家们到底怎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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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为什么要去探险？”2017年11月，搜寻徒步爱好者刘银川无果之后，一位记者这样问搜救队员。经过80多天搜寻之后，那个离开双湖镇进入羌塘无人区徒步探险的刘银川，依然杳无音讯。

失踪的刘银川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这是一个随着时代演进，不断在进化着的问题。

1924年的时候，《纽约时报》的记者问准备登顶珠峰的乔治·马洛里“为什么登山？”，他回答“因为它就在那儿。”。这几乎成了永恒的心灵鸡汤。被忽略的另一面是，这个问题同样永恒。

发问是自然的：要去哪？为什么？大部分人并非利益驱使，因而令人困惑。

乔治·马洛里和他的珠峰首登探险队，在当时的环境下设备与装备还很原始，对人安全的保障非常低。

纪念马洛里的纪念碑在珠峰。Photo via 视觉中国

乔恩·科莱考尔是一位记者。他见证了罗布•霍尔率领的商业登山队成功登顶珠峰，也见证了因暴风雪而导致的严重山难，包括罗布•霍尔在内的五人死亡。

记者乔恩·科莱考尔将这次登山的经历全部记录在他所著的《Into thin air》一书中，真实地纪念了这次难忘的山难事件。

那年春天，珠峰一共夺去了二十名攀登者的性命，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年都在珠峰上演。

科莱考尔事后几个月都不能走出惨烈的阴影。他在《进入空气稀薄地带》一书中把“为什么要攀登”作为一个独特的世界加以探索，而读罢掩卷，与其说能得到一个答案，不如说只是被深深打动了。当答案指向人性的边缘，也就只能被打动了之。

罗布·霍尔与乔恩·克拉考尔在1996年征服珠峰的途中不幸殉难。

法国人达波维尔48岁时用143天独自划船从日本到美国俄勒冈，遭遇了四十到六十英尺的巨浪，“几次被吓得半死”。在经历了四个半月、已经靠近俄勒冈海岸时，仍然反复受到风暴袭击。一条救生船拍摄了他最后几天的情况，一年后他跟朋友一起看录像时，不停地抹眼泪。

“我知道他们会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干，而我却没有一个答案。”彻里·加勒德在《世界上最糟糕的旅行》中寻找人类探险活动的原因时，提到强烈的征服自然的愿望，但历尽磨难的达波维尔说：“我没有征服大洋，是它放过了我”。

彻里·加勒德(左下)在这支1911年远赴极地的探险队中是年龄最小的，这也开启了他“世界上最糟糕的旅行”的序幕。Photo via Dailymail

1988年，美国人艾德·吉列划小皮船从加州亚蒙特里的海港出发，前往夏威夷的毛伊岛，完成了两千两百英里远洋划行，历时六十三天，差不多死在路上。

事后他为这一划时代考验所作的全部文字，是给新西兰一家划艇俱乐部写的两页简单和自嘲的文章。“我不知道怎么吃饱了撑的这么不知天高地厚。” 。

越是追求“个性”，就越是孤独。这种荒谬感是当下消费社会留给我们的一剂毒药。在这种认知下，我们走得越远，心里反而越困惑。

冒险者往往很难回答“为什么”这个难堪的问题。就像王石那样追求“7+2”的人群一样，他们把自己塑造成“探险家”，但他们的回答除了灌上一盆盆的鸡汤之外，禁不住推敲一样。

问题就在这里，我们混淆了“探险”与“冒险”之间的界限！

纵观那些创造了历史，并被永远铭记的探险家们，他们都有一个共性，是凌驾于单纯冒险行为之上的。

斯文赫定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写道：

在几次孤身探索的过程中，时而有一种愿望攥住了我的心，即有朝一日，我将率领一支大型的队伍，来到那些我曾经探索过的鲜为人知的地方，这支队伍要由来自不同学科分支的训练有素的科学家组成。因此，我对亚洲腹地的探险，与其说是从事训练有素的科学家的工作，不如说是一个先行者的活动。

西北考察团的徐炳昶(左)和斯文赫定(右)在哈密。

斯文赫定(中)与袁复礼(左)和徐炳昶(右)

如其所愿，在其后近一个世纪的亚洲腹地探索中，斯文赫定所作的测绘、描述、记录，几乎成了所有探险家和科学家赖以仰仗的一手资料。一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在从中摄取灵感和方向。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探险的黄金时代，涌现出的探险家，给探险找了一个定位——科学的先行者。

能被称为探险家的人群，他们的身上都带有“先行者”浓重的印记。

也因此，他们被敬重与崇拜。

2013年在参与长漂的探险家杨勇办公室里，《南华早报》的记者问杨勇：“用十条鲜活的生命换来长江首漂到底意义何在？”

长江定源时立的地理坐标点。Photo by 王众志

剥去情怀、热血和爱国主义这些情感外衣。

他举了一个例子：当长江漂流探险队到达出海口的时候，每一条漂流艇的尾部都拖着一长串密封的塑料瓶子，里面装着从长江源头到长江尾，每一个江段采集来的长江水样。

Photo by 冯春

构成长江漂流探险队的每一个人都得到了不同的分工，他们将长江全流域的水文、地质、人文、气象的资料做了第一次有目的的收集工作，虽然他们并不是科学工作者。

当人们被《长江魂》中那些热血的情节和悲壮的片段吸引时，长漂却为长江流域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杨逸畴和他的雅鲁藏布大峡谷探险、从杰玛央宗顺流而下的雅鲁藏布江漂流、税晓洁的徒步长江、王方辰的野人探索、杨欣的烟瘴挂探索、刘少创的长江源头测定、王铁男的昆仑密道、宗同昌的阿里探索……

每一个事件，无不推动了当时某个领域的认知发展。

没有人可以否定这些事情，在情感诉求之外的存在价值。以及从冒险升级为探险的现实意义。

对刘银川的搜索在他失踪的80天之后停止了，他不是第一个，我想他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支持者说：“他是一名勇者，可他并没有做什么，他只是用自己的生命做了一次实验。”；反对者说：“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这个世界除了冒险，无险可探。

我们，为什么去探险？当冒险嫁给科学之后，也许我们能找到一个经得住推敲的答案。

部分图片 Via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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