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物种交换和入侵！它是常有之事，尤其在人类走出非洲之后

一听到“外来物种”这个词，人们的神经就得绷紧！因为它能让我们联想到“物种入侵”。

于是我们脑海中出现了下面这种场景：

这种乌央乌央地生命潮水，使得人们对生命产生了莫名恐惧。

抛开人类的情感来讲，“物种入侵”是生命的基本特征。而人类是地球上最致命的“入侵”物种。

现代考古学表明，现代人(即晚期智人，我们）是在大概6万年前走出非洲的，然后一路向世界各地蔓延。我们是不请自来的，所到之处并没有对当地生态展示过“善意”。据统计，历史上很多大型动物就是因为人类的到来之后，才悄然间灭绝消失的。一方面，我们以它们为食，另一方面我们对它们生活的环境造成了致命破坏。

红线描述的就是晚期智人的“入侵”路线图

你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人类这种站立的“无毛猿”何以有如此大的能量呢？我们爪牙不如狮子、虎豹锋利，两条腿又跑不过麋鹿，也不能像蛇蝎那样有一份毒液保护或杀死敌人。

就像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讲的，“真正优秀的人，你看他什么都不像(无特征），但是他做什么就像什么！”南怀瑾先生讲的是，有很多优秀的人学习能力极强，不会被环境局限，就如杀猪的身上没有市侩味，读书的人身上没有穷酸味，当兵的身上没有痞子味，而且他们做起事来，却总是样样精通。

人类就是这样一种存在！我们和其他物种比起来，很难说有明显的特征，但是我们做起事情来，我们要比任何物种玩的好。

最厉害的器官：大脑

我们遇山开路，逢水搭桥。用脖子上这颗伟大的器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但是，在我修的一条路，每一座桥上，实际上我们就成了一位“不请自来”的入侵物种。

物种地理学上的交流，是地球上再平凡不过的了。从地球有生命以来，生命一直都在做这件事。

目前最早的生命记录是在澳大利亚发现的，距今有35亿年，那是一团丝状物。这种丝状物是非细胞结构，它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细胞膜，是“裸露”在环境中的。但是，在岁月的长河里，这种简单的生命形态，一点点占领了海洋，然后又从海洋占领了陆地、空气。

在澳大利亚发现的35亿年前生命化石

没有渴望发展自己的物种是没有希望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生命的摇篮年代，曾经也存在着不渴望发展自我的物种。但是，这种物种因为太过于“随意”“无目的”，最终一事无成，消失在历史之中。

这从侧面也反映出，在生命的众多属性之中，自我发展是最基础的属性之一。我们自然是渴望自我发展物种的后代。

这里面，可能会存在一种误区，即自我发展等于自私自利。这其实并不是一种客观的见解。诚然，自私自利是“最直观”“最直接”获取自我发展的方式。而且地球上大多数物种很多时候都会采取这种策略。

但是，自私自利策略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它是一个零和游戏！

自私自利只会想着从外界谋取好处，而并不会为外界做点什么。随着外界的资源被榨干，捞好处的事情就没有了基础。

所以，现在的绝大多数生物都是秉持“合作共赢”的物种。举例来讲，我们知道寄生虫就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典型物种，它们就是自私自利的代言者。

但是，比起茫茫众多的“奋斗者”，寄生虫物种的数量不可相提并论，因为它们很少。

如此看来，大自然倾向于选择合作共赢的自我发展，因为这种模式有未来。

人类也是合作共赢的典型代表，虽然人和人之间有很多竞争，但人类的合作是主流。因为人类是社居型物种，存在着社会角色分工，所以少了每个成员的参与，整体的利益都会被影响。

为何生物在历史的长河里选择了以“数量”取胜。实际上，生命是在数量和质量上进行协调选择的。当环境资源不足时，生命倾向选择高数量的繁殖策略；而当环境资料充足时，则会选择高质量的策略。

理论上来说，生命当然喜欢高质量高数量的策略，但是，环境资源总是有限的。有时候，为了取得最佳的方式，生命不得不有所侧重。这是一种非常符合真实情况的选择。

生命的生存策略是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做出的选择

理解这一点，就很好理解，为何在动乱时代，人类倾向于生的更多。因为动乱时代，虽然资源不足，但是为了将自己的基因传承下去，生的更多，总有那么几个存活下来。试想，如果此时生命还选择低数量的策略，即使后代具有再高的质量，物种也可能因为数量过低，而灭绝。

越贫穷的地区，卫生状况越差的地区，平均每个妇女需要生产的孩子就要越多。

在生命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生命一开始显然选择了低质量高数量的繁殖策略。它们拼命地发动“机器”进行生产，每个繁殖季节，一次就可排出几万枚卵。要知道，作为人类的我们，一名女性终其一生也不过几百颗卵子。而实际上，女性一生生产的后代的数量屈指可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生命发展的基本规律，它是朝着高质量去发展自我的。当然，数量的追求也是必须的，因为没了数量，很难说这种物种是繁荣的。

回到物种“入侵”这个话题。我们知道，物种的入侵实际上是物种的交换。地球上的物种从来都是在进行着大交换。

生物们会应用各种技术，比如蒲公英借助风或海洋动物借助洋流，传播自己的族群。如此做，无非是让生物们去探索更多生存方式的可能。

蒲公英借助风来达到入侵的目的

而且，如果族人都聚拢在一起，实际上相互间会形成竞争关系。毕竟，在一个封闭有限的环境下，对于整个族群来讲，并没有创造更多好处。

但是，地球上的生物（除了人类）的入侵，往往并不带有目的性，它是一种随机的结果。例如，老虎生活在一片森林里，它很可能一辈子都生活在这里。但是，人类显然不能满足自己一辈子只待在一个地方的愿景。人类会去主动探索，走入未知。

这也是为何人类能在短短的几万年间，就分布在全球的每个角落。而其他动物往往只在特定区域出现。

于是，地球上的物种交换和入侵出现了有意思的一幕。即很多大范围的物种交换和入侵，都必须直接或间接依靠人类来完成。

美洲没有马、羊、牛等物种，但是那里有肥沃的草地。于是，牛羊的养殖业在当地被建立起来。

而来自美洲的烟草、甘薯、玉米、辣椒等物种被欧洲人带到了全世界。其中，就有一则关于甘薯进入中国的故事。

甘薯进入中国，要感谢明朝时的福建商人陈振龙。

甘薯是外来物种，多亏明朝福建人陈振龙的引入

当年，做生意的陈振龙在菲律宾的马尼拉第一次吃到这种甘甜的植物时，就对它着了迷。于是，他就一直想着怎么将它带回老家。

但是，当年将甘薯带到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对此查的非常之严格，根本就无法带出去。最后，陈振龙想到了一种办法，他将甘薯的藤枝用绳子编织在里面，最后通过海关回到福建。

并以此开始，传播了全国。

曾经有学者就认为，如果甘薯能更早进入明朝，可能就不会有大饥荒，明朝也就不会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

甘薯早些年传入中国，可能就没有饥荒，崇祯皇帝也就无需自缢煤山

就中国人常吃的那些果蔬，绝大多数都是物种交换的品种（即外来品种），它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胡”系列果蔬，比如胡瓜、胡桃、胡豆、胡椒、胡葱、胡蒜、胡萝卜……

除了“胡”系列果蔬，我们还有“番”系列的，比如番茄、番薯（红薯）、番椒（海椒、辣椒）、番石榴、番木瓜；

还有“洋”系列的，洋葱、洋姜、洋芋（土豆）、洋白菜（卷心菜）等等。

农史学家认为：“胡”系列大多为两汉两晋时期由西北陆路引入；“番”系列大多为南宋至元明时期由“番舶”（外国船只）带入；“洋”系列则大多由清代乃至近代引入。

当然，除了上述和人类密切相关的物种，其实还有很多我们不曾察觉的连带物种在世界各地得到了“交换”。

只不过这种交换并不是人类的初心，但是，它们却在当地“乐开了花”。比如来自亚洲的鲤鱼，在美国的大江大河泛滥成灾，严重挤压当地鱼类等物种的生活空间。

还有，来自中国的大闸蟹，接着货轮的压舱水，来到了德国，最终使的德国人叫苦不迭。

此外，上世纪中后期，中国人从国外引进水葫芦来当猪饲料，没想到，它却在池塘和河流里成了“精”。水葫芦导致池塘、河流发臭，光每年打捞水葫芦的人工费用就有好几千万。

河流里被水葫芦填满

虽然，人们以自己的价值观来刻意去给物种的这种交换来品头论足，但是，人类在生命渴望发展自我的面前还是很乏力的。

可以预想，将来还会有更大规模的物种交换或入侵。而且，物种不只在地球上进行交换，它可能会走上月球、火星，走向星际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