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余姚县令（七）—李元隐，​李稳，徐孝轨，​张辟强，​谢夷甫

唐朝地方机构县分5等：（两）京县、上县、中县、中下县、下县。京县不论户数有多少；上县5000户以上，中县2000户以上，中下县1000户以上，下县不足1000户。有的时候边境重要的县也被划为上县。根据县的等级高低，官员的品级也有高低，京县令为正五品，下县令为从七品下；人员配备从上往下逐步减少，京县有官吏人员近50名，下县只有30名，这总的人员配置是根据品官的级别与人数决定的。

粗略估计，只算有品级的官员，一个县官要管理500户大约2000人，把没有品级的官吏算进去，大概一个县官要管理100户也就是大约400人。在唐朝，每任官三年考核换一次，任期一般不超过三届。居有人考证，特别是8品及以下人员常常只能够做一届。有品级的官员的生活水平至少相当于富裕家庭，就是九品的官员生活水平（每月5两也就是5000文）也是社会劳动阶层一般家庭的10倍。一个下县的县令也有6个家丁，一个从九品官也有3个家仆。所以唐朝官是一项非常令人羡慕的职业。

《唐六典》对京城与地方的县官职责，是这样规定的：京畿及天下诸县令之职，皆掌：

——导扬风化（今天叫精神文明建设，放在首位）；

——抚字黎氓（注重民生建设）；

——敦四人之业（让士、农、工、商各安其业）；

——崇五土之利（发挥资源优势以发展经济）；

——养鳏寡、恤孤穷（关爱和照顾弱势群体）：

——审察冤屈、躬亲狱讼（维护法制和社会正义）；

——务知百姓之疾苦（这大概是一项总要求）；

——籍账、传驿、仓库、盗贼、河堤、道路，虽有专当官，皆县令兼综焉（要对这么多工作负总责）；

——县丞为之贰（就一个副手）。

李元隐，李稳，李悰，徐孝轨（唐武德年间618-626任）；

张辟强（景龙年间707—709任）；

谢夷甫（乾元年间758—760任）；

萧仁表（贞观末至永徽间650）；

崔孚（代宗762-779任）；

徐顼（大历年间773—782任）；

严维（大历至贞元间777后）；

李汲（贞元十年794任）；

李惠（810年左右？）；

袁邠（乾宁二年895任）；

王恕（不详）；

惠落公（后唐时任） ；

李元隐：李世民派下十四子八房子弟。

李稳：唐李稳为余姚令《嘉泰会稽志》。

李悰：李悰为余姚令《嘉泰会稽志》。

徐孝轨（唐武德年间任）据余姚文化名人商略对出土的“君墓誌文”考证：墓主曾祖徐孝轨，在唐武德年间出任姚州刺史，约公元621至624年之间。

张辟强（景龙年间）景龙间余姚令张辟疆。南宋《宝庆四明志》记载：“白洋湖，在慈溪鸣鹤乡，唐景龙中，余姚令张辟疆修筑。”唐景龙年间为公元707-709年，当时慈溪还没有设县，白洋湖以西的上林乡都属余姚县。

据史书记载，白洋湖系古代泻湖，唐景龙中(707~709年)，唐中宗李显夜梦姚北浅滩白龙被困，令余姚县令张辟疆修建白洋湖，并与杜湖沟通。

谢夷甫（乾元年间）唐戴叔伦《送谢夷甫宰馀姚县》诗：君去方为宰，干戈尚未销。邑中残老小，乱后少官僚。廨宇经兵火，公田没海潮。到时应变俗，新政满余姚。

送往余姚作宰的谢夷甫其人不详。据有人考证,与戴叔伦交往的这个谢夷甫，就应是那个闻名已久的天兴尉其人。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凤翔府七马坊押官盗掠平人，州县不能制, 被天兴县令知捕贼谢夷甫擒获处决。他的妻子告状为夫伸冤。李辅国从前曾担任飞龙使，偏私其人，为他上诉，下诏监察御史孙蓥审理这个案子。蓥开始判决谢夷甫无罪。他的妻子又来上诉，下诏令御史中丞崔伯阳、刑部侍郎李晔、大理卿权献三司审问，三司审讯的结果与孙蓥相同。

他的妻子申诉不已，下诏令侍御史毛若虚再次审问，若虚判谢夷甫有罪，又说崔伯阳三人徇私，没有依据事实判决。崔伯阳大怒，派人去召见毛若虚，话不投机。崔伯阳想上奏此事，毛若虚已经先骑马觐见，向肃宗告急，皇帝说：“我知道了，卿出去吧。”毛若虚说：“臣出去就要死了。”皇帝因此留他在帘内。过了一会，崔伯阳来到，肃宗询问，崔伯阳极力说毛若虚顺从权幸意旨，附会宦官。皇帝发怒，将他斥责而出。

（作者：蔚蓝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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