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城 | 那些封存在「大屋顶」下的妥协与批判

从上次（探城 | 我豁开了北京城的东北角）聊过的南馆公园（俄国人的牛奶厂）西边小侧门出来，如果能见度好，可以远远望见前面的几幢居民楼后，隐约有一幢坡顶建筑。虽比周边居民楼稍矮，但格局气象与周边楼群迥异，引人一探究竟。

过到小街对面，穿过北新桥三条东口常年爆满、顾客平均年龄40+的家常菜馆——新侨小馆，和几个侨办系统所属单位，就是这座建筑的正脸了——华侨饭店。

△ 华侨饭店

饭店门口的北新桥三条，是一条以「侨」为主题的胡同。建国后的归侨、侨眷们，在经历了20世纪前50年的大波大浪后，曾短暂安定在这条胡同的几十个四合院里，演绎着五湖四海的生活。如今，仅剩这几个侨务系统所属单位，和这家华侨饭店，似乎还在娓娓诉说着那段往事。暂且按下不表。

这座金碧辉煌的中式房顶，牢牢地抓住了我的视线。它的屋顶，与故宫里的宫殿建筑风格并无二致；去掉屋顶，又像是50年代典型的苏式建筑，有种混搭的美。

50年代全国各地的公共建筑，多有这种「混搭」。记得大三那年搬到（浙大）西溪校区，宿舍区里就有这么一幢建筑，是原杭州大学生物系（当时我们唤作「生科院」）当年的教学楼，如今已是杭州市历史建筑。只是生科院的屋顶相对更有江南的简约美感，少了几分华侨饭店宫殿式的华丽和威严。

△ 修缮后的「生科院」西立面，图：杭州历史建筑

我只看到了混搭的美，却没有想到，这背后又是梁思成和北京古城50年代命运的浮沉。是的，在中国，讨论稍上了年纪的历史建筑，是怎么也绕不开他的。

1949年11月，天安门广场上为开国大典布置的装饰还未彻底撤走。距此1公里的六部口，北京市正在市府大楼召开一场关于城市未来规划的座谈会，时任市长聂荣臻，北京市各部门领导，苏联专家以及梁思成、陈占祥等中国专家都来到了现场。

开国大典的第二天，老大哥便同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使馆依旧在东交民巷。（关于俄国使馆的故事，详见开头的链接）

会上，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作了《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报告》。他说，「北京没有大的工业，但是一个首都，应不仅为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在他的方案中，大北窑（现在的国贸）、双井、劲松等地都被规划为工业区（后来也确实成为了工业区）；而对于行政机关，他认为应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

最好先改建城市的一条干线或一处广场，譬如具有历史性的市中心区天安门广场，近来曾于该处举行阅兵式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光荣典礼和人民的游行，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

巴兰尼克夫的建设计划中，从府右街到东单2公里的长安街上，都将布满行政建筑。

而在苏联专家团集体编拟的《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中，对巴兰尼克夫的方案也进行了肯定和论证。苏联专家们从莫斯科的经验出发，认为在旧城以外新建行政中心及其配套设施的成本，要远高于在城内拆迁改建，在城外新建行政中心是「承认北京市没有历史性和建筑性的价值」，「北京是好城，没有弃掉的必要」。

△ 1950年的北京市街道地图，可见天安门附近当时已有不少中央机关（红三角）入驻。作者翻摄并标注

正是出于同样的对北京旧城的肯定，梁思成和陈占祥认为，行政中心应设在西郊礼士路~公主坟之间的区域。当时，北京旧城52平方公里（不含水面等）的范围内，人口密度达到了2万余人每平方公里。大量新机关设在城内，不但会给旧城本已脆弱的基础设施增加负担，平添大量拆迁支出，也对古城保护极为不利。

会议现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于是，以「行政中心设在新市区」为基本观点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也就是「梁陈方案」，在1950年2月出炉，作为梁、陈的「武器」，递交到了中央和北京市各部门。

我的上篇文章里曾提到，这份方案「给梁思成的命运定下了悲剧的基调」。

还是这次会上，另一位苏联专家阿布拉莫夫说：

市委书记彭真同志曾告诉我们，关于这个问题曾同毛主席谈过，毛主席也对他讲过，政府机关在城内，政府的次要机关设在新市区。我们的意见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也是最经济的。

北京市建设局在组织传达这份方案时，「大家一听都笑了」。现场有人认为，「中央人民政府已经在中南海安置好了」，「把国家机关都集中在一起，说句不好听的话，万一敌机来空袭，不就全都完了吗？」

1950年4月和1951年8月，梁思成两次致信周总理，希望周总理能采纳「梁陈方案」，确定首都规划方针，抓紧解决各部委在城内建楼的问题。然而，天安门以东的长安街上，几个部委的大楼很快盖了出来。

1953年8月，梁思成代表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向市里汇报了委员会成员陈占祥、华揽洪以「行政中心在旧城」的原则为基础做出的甲、乙两版妥协方案。由于是代表都委会发言，梁也退而求其次，放弃在西郊建设行政中心，提出可以适当建几幢高楼，并在城内巩固中轴线，保证北京旧城优美的空间秩序不被破坏。

然而，这次「求其次」也并没有使方案得到采纳。

原来，在此之前2个月，北京市委已经在动物园旁的畅观楼新成立了一个规划小组，「为了在讨论与研究过程中避免引起一些无谓的争论」，在党内研究了这个问题，形成了《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提出发展大工业、在旧城中心区安排行政机关，并认为应「打破旧的格局给予我们的限制和束缚」。

△ 动物园西门旁，通往畅观楼的岔路，一个少年在跑步。

1954年5月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梁思成在时任市委秘书长薛子正面前直陈，「对把规划编制工作拿到党内做的方式很有意见」，认为都市计划委员会「审查建筑方案，是狗咬耗子不解决问题」，已经名存实亡，情绪溢于言表。

可以想见，刚从肺病中痊愈的梁思成，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梁陈方案」被否，他只能不断退而求其次：从建筑与城市协调的角度，提出建筑高度必须有所限制，然后眼见他师兄杨廷宝的作品——和平宾馆在金鱼胡同拔节而出；后来又在汇报妥协方案时，提出可以「个别地建立为数不多的，挺拔屹立的十几到二十几层高楼」，又因党内已有「方案」，整体被否了。

怎么办？

1969年，已经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梁思成，在写给「文革」工作组的交代材料中写道：

我窃据了都委会要职不久，就伙同右派分子陈占祥抛出那个以反对改建北京旧城为目的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妄图在复兴门、阜成门外建设中央人民政府的行政中心，把旧北京城区当作博物馆那样保存下来。它刚刚出笼就被革命群众彻底粉碎了。

于是，我就退一步把住审图这一关，蛮断专横地要送审单位在新建筑上加盖大屋顶。同时，我还抓住一切机会写文章，作报告，讲「中国建筑」，顽固地鼓吹：

——建筑是艺术；

——新中国的建筑必须有「民族形式」；

——古代留下来的「文物建筑」必须尽可能原样保存下来。

1953、54两年间，在我的宣扬推销下，「大屋顶」的妖雾已弥漫全国各地。

两次妥协并没有使梁思成彻底放弃自己的规划理想。在规划维度无法得到施展的他，只能再次回归建筑维度——毕竟他曾在宾大受过「画匠」的苦，又曾在30年代的中国筚路蓝缕探察古建筑，使我们有了与世界建筑界对话的资格。

在他当时看来，自己既然无法再掌握一个城市的命运，那不如去影响每个单体建筑的式样，让每个新建筑都拥有一个与旧城、与所在环境相协调的样子；同时，也能迎合苏联专家的民族主义路线。

而这最后一次妥协，里面其实还套着一层妥协。梁思成心中的民族形式，其实并不只是让建筑有个民族的样式。他曾批驳「大屋顶」建筑在理论和设计建造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缺陷，而且在造价上也是不经济的：

均注重外形的摹仿，而不顾中外结构之异同处，所采用的四角翘起的中国式屋顶，勉强生硬地加在一座洋楼上，其上下结构划然不同旨趣，除却琉璃瓦本身显然代表中国艺术的特征外，其他可以说是仍为西洋建筑。

在他看来，中国古代建筑的优点在于其梁架式结构，这种结构形式既能「取得技术上更大的自由」，又能满足「民族传统美感的要求」，而且先于西方建筑上百年。而单纯的加盖屋顶，实质上是一种形式主义。

△ 1969年，拆到一半的西直门城楼，10根残梁仰天长啸。罗哲文/摄

不过，既然这是最后一根挽救北京旧城的「稻草」，那形式主义也在所不惜了。他亲手设计了文章开头我所见到的华侨饭店，北京乃至全国瞬时间布满「大屋顶」。

1953年，斯大林去世。此后，主席同志对「大屋顶」评论道：「大屋顶有什么好，道士的帽子和乌龟壳子」，梁思成开始接受一场系统性批判。1954年底，梁思成再度住院；1955年1月，林徽因去世。

在检讨材料中，他这样写道：

我认为党对革命是内行，对建筑是外行。我竟然认为这个领导六亿人民翻了身的党不能领导建筑……我像一个对学校没有信心的母亲一样，“不放心”把自己的“宠儿”“建筑”交给党……

北新桥三条的华侨饭店，和上百座大屋顶们一起，永远留在了北京和全国的各个角落，用精心雕琢的美，封存着这段跌宕的往事。

文中图片除注明来源外均为作者拍摄

参考并感谢：

王军《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