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街 | 时代的注脚：梁思成诞辰120周年文献展

△ 现场展出的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留有梁思成注脚的沙里宁《城市》。沙里宁（1873-1950），芬兰著名规划学家，「有机疏散」理论的提出者。

今天扫街去清华，看纪念梁思成诞辰120周年文献展。

“出圈”的建筑界大家，掰指头也能数得过来。梁思成，算其中的顶流，不过，他为人所熟知，更多的是他与林徽因的那些真真假假的故事。可以说，他是很多人心目中「民国」意象的一个重要符号。

实际上，不只是民国「意象」，梁公的命运更与这个伟大的国以及她的民，真真切切地发生着联系。建筑与文学一样是时代的沉淀，是艺术，更是政治。那些梁公身不由己的时刻，都是他为时代写下的注脚。

△ 清华的艺术博物馆在清华东门边，面向校园外有单独的出入口，和13号线隔荷清路相望。清华在北京城的西北边，把艺术博物馆设置在这，有一点「我是面向公众」的姿态。博物馆门口，能望见一趟趟或空或满的13号线，沿着这条詹天佑先生勘定的京张老线，自顾自地飞驰。

△ 展览名叫「栋梁」，汉语的意思和谐音自不必说；英语这个「姓氏 + the + 形容词」的构词法，由于我英语水平有限，我还真的只在彼得大帝这个称呼里见过（Peter the Great）。「Overarching」，本义是桥上的「拱」，拆词看就是具有飞越功能的弧嘛。引申义，首要的、支配一切的。这个有浓重建筑色彩的词，把梁思成的贡献和地位都点透了：既是连接中外的桥梁，把中国古建筑翻译成了西方的建筑语言；同时，与汉译呼应，也是对他在建筑界的地位的礼赞。

合起来看这个中+英的标题，严整又不失意趣，与中国古建筑的给人的感受暗合，不禁让人拍案叫绝。

△ 展览现场的梁思成年谱，线条在1960年前后戛然拐了一个V字形的弯。

△ 一位母亲和她的婴儿车在展览现场。参观当天是周末，人超乎预期地多，有不少是孩子。文献展台普遍只有膝盖高，营造出一种「拜读」感。

△ 1928年，梁、林结婚时的婚纱照。林徽因的婚纱是她自己设计的，在中式审美的基础上又有所跳脱，似乎也在诉说她对这段婚姻的别样解读。

△ 1934年，梁、林带领从沈阳南下的东北大学建筑系师生，在蓟县考察独乐寺。照片中，他心情不错，手舞足蹈。梁在建国前最主要的成就，一项是加盟中国营造学社，读懂《清式营造则例》《营造法式》，将中国古代建筑「翻译」为国际通行的现代建筑语言，并在1943年出版《中国建筑史》；另一项，就是创办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的建筑学科，在中国普及现代建筑教育和理念。

△ 林徽因

△ 现场展出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西立面测绘图。其实我第一次听到梁思成这个名字，是在20年前，梁思成诞辰100周年时。六年级的我正处于一生纸质阅读的一个小高峰，忘了是从哪本杂志上看到了相关活动的稿子。梁思成绘制的古建筑，给幼小的我带来了很大的审美震撼，那种优雅、平衡，就如上图一般，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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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8月6日，《建筑史学刊》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新华社记者王军（没错，就是《城记》的作者王军）1995年采访莫宗江老先生的录音。莫先生曾与梁林一道访测古建筑，介绍了当时的不少细节，这段录音还以悬挂耳麦的形式，在这次展览中播放给观众。在这篇采访录音文末，附了上面这段时长2分钟、名为《测绘穿越》的视频，动态呈现了当年访测的过程。

（感谢视频作者哈佛大学「中国艺术实验室」于博柔、闵嘉剑，视频学术指导清华大学王南，侵删）

有意思的是，视频的配乐竟然是我小学参加合唱队时演唱过的《鳟鱼》——梁思成曾以《鳟鱼》为例，论述建筑中变化与一致的内在联系：

在舒伯特的《鳟鱼》五重奏中，我们可以听到持续贯串全曲的、极其朴素明朗的“鳟鱼”主题和它的层出不穷的变奏。但是这些变奏又“万变不离其宗”——主题。水波涓涓的伴奏也不断地重复着，使你形象地看到几条鳟鱼在这片伴奏的“水”里悠然自得地游来游去嬉戏，从而使你“知鱼之乐”焉。

……

上面所谈的那种重复与变化的统一在建筑物形象的艺术效果上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古今中外的无数建筑，除去极少数例外，几乎都以重复运用各种构件或其他构成部分作为取得艺术效果的重要手段之一。

这篇文章名为《千篇一律与千变万化》，被选入高中语文课本，是梁思成60年代创作的系列建筑科普文章《拙匠随笔》之三，全文一搜便得，许多教育机构的网站都有，好奇的你可以找来一读。

△ 这次展览，还展出了《拙匠随笔》之五《从拖泥带水到干净利索》的手稿

△ 梁思成考察杭州闸口白塔和灵隐寺的手稿。

△ 展览现场展示的绘图台

△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全国内战一触即发。根据党中央指示，解放军派员到清华，请梁思成组织编制《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以备战时使用。图为现场展出的《简目》第一页，第一项即为「北平城全部」：

世界现存最完整最伟大之中古都市，全部为一整个设计，对称均齐，气魄之大举世无匹。

后来，梁思成曾在1957年（注意这个时间点）发表《我为什么这样爱我们的党》一文，刊登在当年7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

清华大学解放的第三天（1948年12月，笔者注），来了一位干部。他说假使不得已要攻城时，要极力避免破坏文物建筑，让我在地图上注明，并略略讲讲它们的历史、艺术价值。童年读孟子，“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两句话，那天在我的脑子里具体化了。过去，我对共产党完全没有认识，从那时候起，我就“一见倾心”了。

△ 现场展出的《梁陈方案》附图手稿。梁思成与英国归来的著名城市规划学家陈占祥，于1950年共同编制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梁陈方案》），敦促中央在当时尚荒僻的礼士路~公主坟之间新建行政中心区，以期疏散古城已经过密的人口和功能。图中清晰可见行政中心区的位置、各部具体安排、道路尺度、与古城的交通联系等。

这个极具前瞻性的方案，却给梁公在建国后的命运奠定了一个悲剧的基调。

△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中展示的城市副中心与中心城区位置关系图（来源：北京市规划与自然资源委员会）

△ 梁思成对北京城墙公园的设想图，插于他1951年发表的《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中。他在文中说，城墙上面可以「布置花池、栽种花草，安设公园椅」，市民可以在此俯看护城河、郊外平原，远望西山或是故宫的宫殿，还援引了苏联对诺夫哥罗德的规划实践来论证。

此前的1950年，北京市建设局邀请当时的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和部分人民代表召开座谈会，就即将制定的城市道路建设规划进行商议。为疏导交通，规划拟在安定门等九座城门增建门洞（或在一侧开豁口），并另计划开辟东直门北小街等豁口12处。担任会议记录的时任建设局干部孔庆普回忆，梁思成在会上提出了反对意见：

城墙不能开辟豁口，那样会破坏城墙的完整性。而且城门交通改善工程也还是不改的好。

他认为，如果中央机关和北京市机关都设在城外，城区保持原有人口，自然就不需要开辟城墙豁口了。我上篇推文（探城 | 我豁开了北京城的东北角）中引用的《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一文的手稿，也在此次展览中展出（▽），可见原标题为「辩论」。

然而，无论是座谈会现场的专家发言，还是后来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内部审议，均无人表态同意梁思成的意见。例如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单士元就提出，市民的生活要改善、经济教育要发展，现有的城门和道路远不能适应市民生活的需要，同意道路建设规划。于是，整个50年代，城墙被拆除大半。

△ 梁思成在清华建筑系指导学生。现场展出的梁思成照片中，多数是笑着的，无论是年轻时在清华学堂谈笑风生，还是作为教授诲人不倦。然而，晚年的几张照片，却似乎陷入沉思，充满忧郁：

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曾在2010年央视拍摄纪录片《梁思成林徽因》时接受采访，她说，父亲的心始终像个小孩子，没有什么城府。或许，就是梁思成这样一个喜怒形于色、有话就要讲的性格，使他的后半生深陷旋涡，但也因此塑造了他在我们后人心目中的人格力量。

他为时代作的那些注脚，至今也依然受用。

△ 梁思成在清华学堂时（20年代初）的自拍照

展览现场还有更多珍稀照片、手稿等待你去亲眼临幸，一直持续到10月20日，有空一定要去看下。

本篇所有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为现场拍摄；一些历史细节，参考查阅了王军《城记》、孔庆普《城——我与北京的八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