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路 | 你住的小区，原来曾有这么多故事（上）

在城市里，几乎没有人不生活在小区中。

一个个的小区，或许曾经都是围城，业主们等着、盼着，欢天喜地搬来，入住后，又有这样那样的烦忧围绕。多少年后，成了老旧小区，盼着被改造，或筹划着去再买个新房，踏入新的围城。

除非你住的小区很大，内部就有强大的配套，否则，你只要想与这个城市联结，就必须要踏出小区的门。有的门富丽堂皇，门口保安把守、制服整齐；有的门或许只是栅栏上一条被豁开的缝，看起来毫无尊严，钻的人却因为抄了近路，不亦乐乎。

△ 北京某高档小区的门

这两年，因为疫情，这样的缝被封堵了不少，原本有多个门的小区，也都关得只剩一个，以方便验码测温或是封闭管理。门与门之间，是连绵不断的围墙或栅栏，与外面的街道、公园或是其他小区、单位划清界限。

当然，还有一部分人身处城市，却并不住在小区。他们的铺面、住宅楼朝着街边开门；他们住在大杂院、旧里弄，出门就是胡同弄堂；他们住在城中村、拉手楼，走出楼如走出一道迷宫……当然，还有人住在五大道或是武康路那样的别墅洋楼里，无需小区，自成天地。

无论如何，小区，已然成为了中国人的现象级生存模式。

它几乎与共和国同龄，从红色年代走来，浸满革命的激情、遥远的雪花与东方明珠的咸湿海风，化为一滴滴雨，飘落在你我身旁的广袤大地上。

罪恶

蛮荒的时代，人们为了互相协作形成聚落，建筑尺度往往不大；房屋大多沿街而建，紧凑密集。在德法等欧陆国家，许多中世纪城镇保留至今，别有韵味。

然而，在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这样的「景色」却并不招人待见。19世纪的100年间，巴黎的人口从60万增长到300万；伦敦由80万增长到700万。大城市发达的产业吸附了大量外来人口，虽然政府也为工人们建设了简易住宅，甚至巴黎还在郊外规划了「花园城市」，但因为工作需要，很多市民挤在市中心的贫民窟中。1883年，一位伦敦牧师这样描绘他在贫民窟中的所见：

一名患有天花的男人，他的妻子刚从第八次分娩中恢复过来，孩子们衣衫褴褛，满地乱跑。一间地下厨房里住着七个人，而一个婴儿死在其中。另一个地方住着一位贫穷的寡妇，以及她的三个孩子和一个已经死去13天的孩子。她的丈夫是一位马车夫，不久前刚刚自杀。

而20世纪以来汽车的普及，使欧洲大城市本已严重的空间拥挤、环境脏乱、贫穷、犯罪等问题，又与交通拥堵相叠加，问题更加尖锐。建筑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们开始思考，到底城市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城市应该如何让每一种功能都各得其所、每位市民都居者有其屋。

这当中，来自法国的勒·柯布西耶，或许是最为激进且对后世城市规划影响最深远的人之一。在他极具煽动性和法式浪漫色彩的著作《明日之城市》中，一种名为「蜂窝式密闭住宅社区」的全新的居住形式被他描绘出来——在一个400*200米的地块上，300多户居民集中居住，汽车可以开进住宅内部，所有基本生活配套均在地块内解决，而不需要产生额外的交通。在他看来，这样的形式充满几何感与秩序感，与中世纪形成的曲折的街道、拥挤的住房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居民们将「获得一种因秩序而得以实现的自由」，并能「领略到自由的从容和喜悦」。

这种居住形式与当时城市中的主流方式迥然不同，似乎可以看作是「小区」的一个雏形，本质与后来的成熟「小区」并无二致：把自然聚落式的沿街沿河而居的人们，用几何式的秩序组织起来。柯布西耶用大量的篇幅来讴歌这种秩序和其中蕴含的几何之美，称几何的秩序「是伟大文明的烙印，留下诸多光灿夺目的里程碑式事件」。

「蜂窝式住区」只是柯布西耶浪漫设想的一小部分。在他的设想中，整个巴黎老城中心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百米高的摩天大楼、复合式的车站（就是现在流行的TOD）和切入建筑内部的立体交通网——百年后的我们，是不是似曾相识？

不可否认，无论后来的建筑师、规划师们对柯布西耶有多少似懂非懂、不懂装懂的负面评价（反正我读他的汉译本，真的很费劲），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受了他思想的影响。他们都想把人们的生活秩序化，或是局部改造、或是整体疏散，用空间的重构来解决愈演愈烈的城市问题。

几十年后，雅各布斯用一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炮轰了这种沿袭几十年的正统理论探索。如我前面的文章（寻路 | 一个美食街区背后的尺度密码）所说，她认为中世纪式的紧密街区才能形成多样性，城市才能「正确」地履行它的社会功能，而拆毁这些街区建起小区、高架桥，恰恰是一种「罪恶」。

到底谁为城市带来了「罪恶」？

发芽

小区在中国生根发芽，还是在建国之后。

民国时，多层建筑虽然已经在上海等大城市比较普遍，但多见于办公楼、公寓等公共建筑，住宅类建筑很少超过3层。30、40年代，地产行业在上海等地虽然已经比较成熟，但开发出的「楼盘」依然是里弄式建筑，从建筑内部到街区整体的尺度都不大，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与现在的「小区」本质上仍不是一个套路。

△ 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救国里，作者摄于2021.9

建国后，中央和军队各大机关开始进驻北京。一些单位未经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同意，就圈占王府、农地，随意兴建办公楼。1949年9月19日，梁思成在给聂荣臻的信中就这一问题说道：「这种办法若继续下去，在极短的时间内，北平的建设工作即将呈现混乱状态，即将铸成难以矫正的错误」。

△ 梁思成给时任北平市长聂荣臻信的手稿。作者摄于梁思成诞辰120周年文献展

今天，如果你从五棵松桥登上一辆1路公交车，从五棵松桥到世纪坛路口长达4公里多的几站地，你会连续看见几个门口戒备森严、挂着军徽的大院，除了大门口都被大树包围；院里有办公楼，也有多层、高层住宅，自成一体，每个大院从西头到东头都有将近1公里。

这些大院「诞生」的场景，在王军的《城记》中有所还原，「你们要我们的用地计划，这涉及军事机密，能告诉你们那么具体吗？我们的发展规模，连我们自己都说不出，你们能估计出来吗？」在强势的军事单位面前，都委会沦为「拨地委员会」，要多大地给多大地。

不仅复兴门外，西直门外学院路沿线的「八大学院」，也是当年这场「圈地运动」的产物。好在，西北部在规划中本来就是文教区，只是院子圈得过大，客观上让城市尺度变得异常巨大。

总之，这种几乎是无规划状态的「圈地」，显然给北京的规划建设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除了消解了规划的权威（直到现在，规划的严肃性仍不及预期），也留下了无比大的道路尺度，以及「大院自成小天下」的圈地传统。

如果大院真的可以「成天下」，一切城市功能都可以在院内解决，或许城市规划就不再会成为一个问题了。事实真的如此吗？

1953年11月，北京市委规划小组（也就是「畅观楼小组」，背景详见：探城 | 那些封存在「大屋顶」下的妥协与批判）聘请苏联城市规划专家巴拉金作为顾问，在系统学习了前苏联城市规划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报送中央。对于住宅区，《要点》沿袭当时苏联的街坊式规划，「9至15公顷为一单元，一般每隔300至400米有一条道路，建筑层数不低于四、五层……街坊要统一规划设计和建设，配套建设生活服务设施、绿地，保证居住区良好环境」。

△ 《要点》上报中央后，北京市根据国家计委的意见，于1954年10月编拟的修正版市区总图。可见街区尺度非常大，大部分地区均为400米以上。

后来，同样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制定的1957版《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中，进一步明确了「小区」作为居民生活基本单位的地位：

从原来的9到15公顷扩大到30至60公顷，一般每隔五六百米或800-1000米有一条城市道路，人口1-2万。几条城市道路所包围的地区形成小区，小区内部不允许城市公共交通车辆穿行。这个规模便于安排生活服务设施，节省市政投资，减少道路交叉口、提高城市交通速度，利于创造安静的居住环境，建筑布置更加灵活。

这是「小区」第一次登上官方规划文件。虽然，这版规划后来又因为「大跃进」和各种政治因素，中央并未正式批复，但依然成为了文革前北京城市建设的基本遵循，对后续各个版本城市总体规划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些方针指导下，50年代中期，北边的和平里、西边的百万庄、东边的八里庄等地先后形成了一批街坊式的大尺度住宅区；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也有不少类似的住宅建成。

△ 上图：北京百万庄现状卫星图，街坊式布局依稀可见（如红框中标注），图中共包含8组小街坊。整个小区长、宽均在1500米左右，街坊之间的道路虽然可以走车，但按当时的规划并不属于城市道路。东南角的街坊（百万庄辰区）中庭被见缝插针地盖了房，八成是文革时被占用的

△ 下图：同时期规划建设的沈阳铁西工人村平面图，可见明显的4组相同街坊（目前尚存其中2个）

而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1953年3月，我们可敬可亲的革命导师——斯大林同志逝世了。在第二年召开的全苏建筑工作人员会议上，「赫鲁晓夫揭露了某些苏联建筑师对建筑中的过分装饰和浪费的、错误的、对实践有害的倾向」，认为斯大林时代的建筑师「片面地醉心于审美的建筑艺术，脱离人民需要和建设要求」。苏联「六五」（1956-1960）计划提出，要在城镇建设2.05亿平方米的住宅，比「五五」计划整整提升一倍。

面对如此繁重的建设任务，赫鲁晓夫组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建筑设计竞赛，最终，编号K7的方案脱颖而出：

它没有任何「不必要的装饰」，所有的墙板都在「住宅工厂」中事先生产出来。浴室和厨房里也被组装好，甚至浴缸、炉子等基本设施也安装完毕，运到施工现场只要组装即可。和一般楼房由下至上的建筑顺序不同，它是由上至下的——在搭建好的钢筋结构上，先用起重设备把顶楼装上，再依次像搭积木一般把下面几层推上去。最后，工人们将所有组成部分用水泥连接完毕，把水管、燃气接好。整个过程不超过两周时间。

△ 竞赛中的一幅参赛作品

这样的住宅建设方式，使快速解决苏联当时面临的住宅短缺问题成为可能，因此在苏联各地迅速复制，形成了著名的「赫鲁晓夫楼」。赫鲁晓夫在任莫斯科市委书记时，就曾说服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进行了这种装配式住宅的制造实验，他坐镇苏联后，斯大林的建筑路线遭到猛烈批判（是的，如我上篇文章所说，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也发表了著名的「乌龟壳子」论），赫鲁晓夫楼终于在苏联大地迅速开花。

如今，赫鲁晓夫楼虽然已经被拆除殆尽，但却已然成为前苏联各国人民的集体记忆——老一辈人永远记得搬进一套有着独立卫浴、厨房的房子有多么幸福，而年轻一辈则永远记得楼道里土豆与鸡汤的味道，还有隔壁传来的那些难以名状的噪音。

同样也是因为赫鲁晓夫上台，苏老大突然要和美国缓和关系——还没有在国际上站稳脚跟的新生人民政权，岂能这么就跟着跳坑！？于是好了10年的中苏断然决裂，中苏关系进入了新时代。

此后的近20年时间里，国内的住宅建设因为反反复复的政治运动，以及因此引发的经济困难，远不如50年代那样系统有序。在这期间，北京诞生了大量如今已被列为危改对象的「简易楼」，墙薄、屋顶薄、无厨房、无厕所，形成了「新贫民窟」；四合院内也被见缝插针地加盖了大量违建。

△ 北京宣武门附近的一幢「简易楼」

在苏联开了花的赫鲁晓夫楼传到中国，已经是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末了。

全文未完。之后的故事，更加波澜壮阔，敬请期待~

感谢您的耐心阅读。如果喜欢，那就再顺道点个关注吧~

参考文献

《北京规划战略思考》，董光器，1998年版

《城记》，王军，2003年版

《明日之城：一部关于20世纪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彼得·霍尔，1988年版

《明日之城市》，勒·柯布西耶，1924年版，2009年汉译本

《苏联建筑的新趋势》，沙洛诺夫，原载《建筑学报》1956.7

《最后的千栋赫鲁晓夫楼要拆了》，曹然，《国家人文历史》，2017.5.20

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为作者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