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济桥头忆旧碑——明·王源“广济桥碑”及其拓本

作者:郭思恩

来源:潮州日报（2015.11.12）

　　向读饶宗颐、张树人二先生合编的《广济桥史料汇编》（1993年香港新城文化服务有限公司）一书，对潮州广济桥（俗称湘子桥）的历史，粗略有个囫囵的了解。由于性嗜金石的原因，时隔多年，对饶宗颐先生序该书的最后一段话，仍记忆犹新：“（广济桥）旧时碑碣，多为地志失载，若王源手书‘广济桥’三大字，字大如斗，体势近《夏承碑》，今已无存。”末尾的“今已无存”四字，印象如石被刀■过，久久不灭。近日，有一福建书贾在兜售一批老拓本，我因淘购了一些，而王源的《广济桥碑》拓本，正好掺杂在其中。不知是天眷还是巧合，那“漫卷诗书喜欲狂”当然是不在话下了。

　　《夏承碑》全称《汉北海淳于长夏承碑》，阳文篆额。东汉建宁三年(公元170年)立于河北永年。为著名汉碑之一。以其结字奇特，隶篆夹杂，且多存篆籀笔意，骨气洞达，神采飞扬，历来对其书法有高度评价。

　　说起王源的名字，今天的读者恐怕是有点陌生。做回文抄公，节略一下《明史·王源传》如下：

　　“王源，字启泽，龙岩人。永乐二年擢进士，授庶吉士。……英宗（即正统帝）践阼（登基），择廷臣十一人为知府，赐宴及敕，乘传行，源得潮州府。”

　　《明史·王源传》又载，王源治潮政绩荦荦大端者有二：一倡行《吕氏乡约》（指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吕大防于北宋熙宁九年即公元1076年所制订和实施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村规民约”，对后世明清的乡村治理模式影响甚大）；一即重修广济桥。又据饶宗颐先生的《广济桥志》的记载，王源重修广济桥的时间是在宣德十年（1435），并始更定“广济桥”名（在宋代，曾用过“康济”、“济川”、“丁公”桥等名），沿用至今殆近600年，于此可见历史意义之特殊。

　　读到这里，细心的读者可能会私下嘀咕，为什么《明史》说王源知潮在英宗践阼，而《广济桥志》却说修桥在宣德十年，不是时间颠倒了么？考明宣宗、英宗二朝实录，宣宗在宣德十年正月初三日崩，英宗在同月初十日即皇帝位，并以翌年（1436）为正统元年。《明史》所谓的“英宗践阼”，是指正统帝登基的时间，而不是改元的时间。《广济桥志》记载王源修桥在宣德十年，是据明·姚友直《广济桥记》一文的。姚的原文有这么一句：“宣德乙卯冬，我韦庵王公（王源的别号）莅任（潮州）后。”这是遵循官方的历法，所以《明史》和《广济桥志》的说法并不相悖。

　　基于王源在宣德十年（1435）重修广济桥，可知他手书的“广济桥”碑也应是同年所立，“桥名固韦庵所改立，碑当立于是时”（丘■《愿丰楼杂记》卷八）。又以该碑“今已无存”，各家过录碑文刻字互有不同之处。如《广济桥志·石刻》在广济桥碑一条：

　　“右碑在县城东门街口，高五尺，广二尺三寸。中书‘广济桥’三大字，字大一尺五寸，字体略似《夏承碑》，左题‘王韦庵书’，右题‘督工驿丞秦祖’。碑阴别有‘管工粮户卢仕’六大字。”

　　丘■《愿丰楼杂记》卷八“王源除怪石”一则就有言：

　　“东门大街开辟马路，其西头尽处面东屹立一碑，题曰‘广济桥’，字大尺寸二三寸，用《夏承碑》体，左署‘王韦庵书’，右署‘驿丞秦祖立碑’。后为商店。……据友人云：‘旧有小亭，碑树其中，街道■仄，人之不觉。今辟马路，亭废而碑露。’”

　　丘■（1874－1950），字荷公，福建上杭人。清光绪间举人。民国时曾任福建省议会议员，全国参议院议员，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参秘，南社社员。曾主潮州城汀龙会馆馆政。

　　我所得的《广济桥碑》拓本：

　　中书“广济桥”三字，字作隶书，字约50cm见方；两旁落款，左题“王韦庵书”，右题“督工驿丞秦祖”，字作正书，字约10cm见方。（详见附图）

　　较之《愿丰楼杂记》则稍详，而较之《广济桥志》，则阙其碑阴刻字部分。

　　对于这一通碑，还有一点可以补谈的是，在民国十三年（1924），潮梅善后处处长洪兆麟（1876-1925，字湘臣，湖南宁乡县西冲山人）主政潮州期间，在潮城拓宽马路，东门街属其中之一，此碑才被人在马路旁的一座荒废的路亭里发现。又越八年（1936），饶宗颐先生致力乡邦文献，撰成《广济桥志》一书，是碑被著录其中，渐为世人所熟知。不及百年的时间，则又“今已无存”，使人有无限的喟叹。造化弄人，有时看来还不假。所幸的是，现在藉此拓本，约略以见600年前一代循吏王源的书法风采，以及重温这一段韩江上的掌故，私情还是聊胜于无。而更重要的是，2004年广济楼（东门楼）重修时，原嵌在里面的“广济门”牌匾重见天日，是否系王韦庵府尊的手笔仍尚存疑窦，由此拓本则可一举定案了。

　　今广济桥重现明代王源修建时的风华，因而有一想法，愿此碑能再度重现于桥头，合浦珠还，相得益彰，但愿非吾得陇望蜀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