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原创：当年在山西当知青时，劳动工分是我们的“命根儿”！

1969年1月至1974年4月，我在山西潞城县东邑公社台东大队（现潞城市成家川办事处台东村）插队当知青。

在北京上学时，考试分数是我们学生的“命根儿”；在台东村插队务农时，劳动工分是我们知青的“命根儿”。因为那时候，工分关系到我们的口粮，关系到我们的油盐酱醋、烧煤、牙膏肥皂洗衣粉，关系到我们回京探亲的路费，甚至关系到我们参加村里红白喜事的“份子钱”（当地称“上礼”）。

那时候，村里每个月都要评工分，具体就是大寨式的“自报公议”。即自己报这个月的平均分，生产队的社员分成三个小组“民主评议”，最后取其平均数评议工分。从我保存了近50年的记工本（“社员记工手册”）可以看出，我曾经有一次被队里的社员评过“标兵分”，这当然是自己勤奋劳动及与村里老乡打成一片的结果。

“记工本”记录的那些台东村地块的名称非常有特色。什么西沟、东沟、山脑、布爪洼、花椒地、新庄地、狼狈地、庙前......。干的活也是五花八门：镢地、锄地、搂地、垫地、溜（读四声）粪、送肥（粪）、起羊圈、打坷垃、栽萝卜、种地瓜（土豆）、压党参、打窑、挖井、铡草 ......。后来我被调到村里的林业队，干的活就变成了栽树、刨树、剪枝、嫁接......。此外，我还跟着村里的饲养员到公社畜牧站给队里配过牲口。再有，记工本还有着那个年代的特色：学习、排节目、演戏、编写黑板报（当时我是村里的宣传骨干）......；当然，从事这些非农业活动也是有工分的。

队里的规矩，每一个月评一次工分。一般先定个“标兵分”，即10分（冬季天短，“标兵分”改为8分）。这“标兵分”，是授予队里农活技术好，体能最佳的男性中、青年劳力。其他相仿的男性劳力一般也能评个10分或9分半，老汉评分8分，妇女评7分或7分半，小孩儿就是4分或者更少。

由于才到农村，技术、体能欠佳，只能先干些诸如“打坷垃”的活路。这对于当年各地的知青来说，初到农村差不多都一样。

队里人口少，能下地干活的就是那么几十个，谁有多大能耐大家都清楚，这评分只不过是走走形式。因此，开上一会儿会，就个个都评过去了。方法是大家先发言，某某人能评多少，队长最后一锤定音。一般情况，没有一个人对自己所评定的分表示不满意。因此，我们都在想，这次评分会如果不是多了我们几个知青，恐怕就不用开了，只由队长给每个人定分不就行了。正是由于我们的头一次参加，还真让我们见识了队长和队里“民主集中制”的好传统。

知青中先轮到给我评分，先是冷场，会场里没有一个人开口。女人们纳鞋底，男人们闷头只顾抽烟，谁也不开口，似乎有为难之处，又像是等着队长的什么命令。果然队长先开了腔：“大家先发个言嘛！虽说人家北京知青家里有钱，不愁吃穿，也不在乎咱这几个穷工分，可现如今也是咱队里一个社员嘛!”队长说完用眼睛扫视一下全场，女人们赶忙收起针线，男人们也定了神。队长先定个基调，就是北京知青们“不在乎”这几个“穷工分”。于是社员们便七嘴八舌发了言。

“学生们才来，没干甚重活，先给六分工吧，下回评再说。”一个老汉说。

“谁说人家没做重活，再平还参加打井呢!给六分半吧”另一个老汉说。

……

大家发言的很多；但数目始终没超过六分半!简直把我闹了个不知所措！其他知青也是眼睁睁地看着我，可看得出来，他们有些激动。

说实话，我满以为自己能评8分，人家妇女还能评7分半呢!而且她们可以干上大半晌活就提前回家做饭！同她们比我们可是全劳力！

我不服气，说：“女劳力都评7分半，凭什么才给我6分半！我的力气可比她们大多了!不信掰掰腕予试试！”社员们哄的一声笑了。

“女人们干活比你细多了，这庄稼活也讲究仔细哩！”社员们七嘴八舌，我无言以对。这时队长在鞋底上嘣嘣嘣磕了几下烟锅子，会场顿时静了下来。

“差不多咧。咱要多看人家的长处，干不动重活又没甚技术，慢慢学嘛。我看再给再平加半分，给7分吧！”

队长一锤定音，也不会再有人争论了。当时我心里别提多感谢队长。他到底说了句公道话，要大家今后多看我的长处，还鼓励我慢慢学农业技术，最关键的是还给我多加了半分工。

从此，我就是队里一个每天拿7分工的大半个劳动力了！

当然，经过自己的拼搏和奋斗（主要是能吃苦、卖力气、学技术），我还破天荒的被评过一次“标兵分”。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