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杀猪菜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喂养的猪从来没有上过一百斤重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人都吃不饱，猪食就是谷糠掺一些田野中采摘的灰菜、车牵牵、瘪珠珠等野菜，清汤淡水的饭菜，哪能长个肥头大耳。所以，母亲的猪看上去没多大就被宰杀。每当杀猪的那一天，母亲总是悲喜交加，五味俱全。平时猪只要听到母亲“唠唠”的叫唤声，便迫不及待地走出猪圈，双眼凝视着母亲，企盼着一日三餐。母亲总是看着猪进食，猪也不时抬起头，就像一个孩子似的充满了感激之情。

此刻，杀猪师傅一把将猪摁倒，父亲几个壮力壮上前帮忙。猪便大声嚎啕，它好像知道自己的寿数已到，哭喊着母亲前去搭救。母亲总是躲得远远的，不敢目视眼前的情景。后来杀猪的时候，母亲干脆出去回避，眼不见，听不到也少了些心酸泪。

猪被宰杀以后，母亲便忙乎着杀猪菜，一大锅猪肉炖粉条，一大瓷盆黄米糕，肉香糕粘的味道弥漫着整个政府家属院，左邻右舍都流口水。一排五户人家，每家每户送碗猪肉炖粉条和六七个油炸糕。那个年代没有院墙，端碗饭走进隔壁常有的事情。每当放学回家，邻居送来的糕都不知道怎么咽下去的。

如果说腊月猪肉烩酸菜，猪肉炖豆腐，杂碎粉条汤是一年中最好的饭菜，那么年三十晚上煮猪头便是最欢乐的时候。锅里不时传出“咕咚”的响声，满屋肉香扑鼻。母亲不时揭开锅盖翻转猪头，猪脸也像绽放的花朵，喜盈盈迎接除夕的到来。我们在外边玩灯笼，响鞭炮，不时回家看看猪头怎么样了。那个年代物资贫乏，啃猪头便是最好的饭菜。年初一母亲的豆芽拌粉条里边放几片猪头肉，清淡中夹杂着肉香，至今都回味无穷。

父母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如果加上我上边和妹妹下边的男孩，母亲生育了七个孩子。所幸那两个没过周岁便夭折了，为此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多亏那两个没再给添乱，要不我家的生活更为贫穷。那个年代还没有计划生育一说，每隔两年增加人丁。就靠父亲那点儿工资，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肚子委屈还能熬，精神打击更让人受不了。

父亲是傅作义部队的起义人员，就因为历史问题，“文革”期间受尽了屈辱。当时的旗党政领导巴（巴音达赖）赵（赵善璧）乌（乌力计）带着牌子“游街”，我父亲这些有历史问题的跟着后边“陪绑”。领导的罪名是贯彻刘少奇、乌兰夫黑路线的急先锋，我父亲便是巴赵乌的“黑爪牙”。

一个月黑星稀，万籁俱寂的晚上，我们一家早早睡下，只听见“咚咚”的敲门声。母亲问谁啦？门外传来了凶狠的声音，单位造反派！赶快开门。其实破旧的木门一脚就能捶开，人家也是先礼后兵。他们翻箱倒柜费力折腾，除了破旧衣服一无所有。这些人还不死心，说是水缸下边有猫腻，便像电影《地道战》中的鬼子那样挖地三尺。当时我们的政府家属房还是土地，水缸下边塌陷似乎有印痕，他们认为藏有黄金。不过他们也不是一无所获，顺手牵羊把祖传的孩童脖子上戴的“银马驹”给“偷”了。没收财产白纸黑字总有个收条吧，可这伙强盗没留下只言片语。“文革”结束，我去找旗公安局政委朱志雄打问此事，渺无音讯。

不管怎么说我父亲经历了“红色专政”“挖内人党”总算活着出来了。朱志雄的父亲扎木来经受不住“内人党”运动的严刑酷打，在押往红五星礼堂批斗的路上，趁着看守不备，一头栽进了礼堂前边的水井。他没有等到云开雾散的那一天。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母亲就像对待她的孩子一样没有忘记她的猪。每当吃过饭，洗过碗筷，就把锅里的泔水和野菜、谷糠煮熟，迈着欢快的脚步来到猪舍边，“唠唠唠……”亲切地呼喊着她的猪，每当听到猪“叭哧、叭哧”的吃食声，母亲脸上便流露出喜庆的声色。猪也有个头疼脑热、胃口不舒服的时候。猪一旦不肯进食，母亲的脸便晴转多云，不是请兽医就是购买健胃药，恐怕她的猪就像那两个没长大的儿子一样的离去。

1969年母亲又怀了胎，当时说好了送我大叔。大婶不生育，他们拉扯的三个孩子全是抱养。大叔是察右后旗一个公社的书记，相对不缺莜面山药蛋，给人家当儿子也是不错的选择。当母亲生下三弟以后，我望着婴儿毛绒绒的小脑袋，黑豆般的小眼睛，央求妈妈不要送人，就这样留下了三弟。

1969年“文革”正在轰轰烈烈的进行中，初高中学生全国各地大串联，小学生基本不上学，我便担负起看护小弟的重任。每天傍晚去官村西口附近的养牛场买牛奶，手捧一个罐头瓶，二毛五分钱一瓶，天黑以前必须赶回家。只因为第二小学前边的庄稼地有坟茔，黑灯瞎火不敢走。

父亲因为莫须有的罪名经常被关押，母亲每天下午参加居委会学习班。我按时给小弟热牛奶，哄顺小弟熟睡才能出去玩会儿。一天下午小弟不停地哭泣，怎么哄顺也不停止。我便大声呵斥，小弟不会说话，惊恐地看了我片刻，又哭了起来，我简直烦死啦！傍晚时分，母亲回来把干瘪的奶头塞进了小弟的口中，他顿时安静下来。那瓶牛奶怎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胃口，他是饿着哭呢？从今以后，我便把土豆切成片，放在火炉盘上烤熟，放着自己的嘴里嚼烂，嘴对嘴的喂下。如果食物卡了食道，再喂几勺凉白水，就这样小弟一天又一天的长大。

父亲被关押，母亲没文化，我还要承担购买粮食蔬菜的任务。每当月中旬，我便前往察右前旗财政局，在工资表父亲名字旁边签上我的名字，然后前往粮食门市部，用自行车托回米面等粮食。当时一个月饼一毛六分钱，看着直流口水，都没有偷偷吃过一个。谁要是生长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一个人都难以咽下。

这点儿也表现在我父亲的身上，他五十三岁那年骑自行车摔断了胳膊，我找商业局长特批了十斤鸡蛋，让他每天煮几个吃。父亲岂肯自己享受，与全家人一块儿莜面大烩菜，最多也就来碗鸡蛋汤汤。

父亲吃过母亲的最后一顿杀猪菜以后，再也没有回来。当时他已经从旗二轻局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本来可以居家养老。但一辈子都闲不住的他帮助旗水泥厂搞技改，没有留下直言片语便永远离开了我们。如果说我们家那两个不满周岁的男丁命归西天减轻了家中的负担，父亲的离世就等于“金娃娃”的丢失。父亲是建国前参加工作，除了享受离休待遇，还有“挖肃”等补贴。所以我把父亲比作“金娃娃”一点都不过分。

从此以后，我们家的日子更是捉襟见肘，我对父亲的思念夜不能寐。梦中醒来遥望着窗外的月光遐想，爸爸，你为啥走的这样匆忙？你也知道儿子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羸弱的肩膀怎能承担如此的重担？我简直哭得感天动地，我的“尿水”特别多，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又到了数九寒天的日子，前几天与几个朋友去乡下吃杀猪菜。母亲养猪和我们一家老小围坐在炕桌旁边的镜头历历在目。其实吃喝也要氛围，如果一个人捧着一个猪头，永远也吃不出香甜的味道来。

文中部分照片由乌兰察布市摄影协会的摄影师李芳提供，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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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林艾， 笔名：林艾。出生于1955年2月23日（农历），从事过知青、汽车司机、警察等职业，出版过《苦乐年华》、《集宁旧事》上下部等长篇小说。现为内蒙古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