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记忆——火车逃票的故事

文/林艾

如今人们乘坐高铁快捷出行之际，我想到了“文革”期间乘坐火车逃票的事情。当时“大串联”的学生们东上北京，西去兰州根本不用买票。我们这些十一二岁的孩子也学着大哥、大姐们的样子北去集宁，南下大同到处游逛。有时候列车员不把我们这些屁小孩放在眼里，往往按逃票处理，没钱补票就在附近的车站滚蛋。我们举目无情饿着肚皮，便搭乘货车返回，眼睁睁地看着土贵乌拉车站不停车，孩子们就像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的镜头一样，抓住货车的登架往下跳，大部分人摔个“狗吃屎”。后来大家有了经验顺着车行的方向跳，这样随着火车的惯性就好了许多，但极个别的还是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的十二岁那年暑假期间，突然决定去呼和浩特看望我的二姑去。我便把想法告诉了母亲，母亲知道我的性格，认准了的事情就要实施。打招呼也是给她面子而已，有些事情总是先斩后奏。

十二三岁的少年正值叛逆时期，早已不服家长的管制，有一回母亲打我，手中的扫帚把被我一把夺过扔在院里。我姐气愤不过就替我妈出头。我姐比我大八岁，经常充当母亲的角色管教我们。我姐拿起量衣服的木尺，没等落下失手打在了母亲的眼角上。我高兴地连喊带叫"活该！活该！"，被我母亲和姐姐按倒在地，拉掉裤子好一顿抽打。

我挨打倒没事了，中午时分玩耍回家，问母亲妈还没做饭呀！母亲黑着眼圈说：滚开，谁是你妈？我恬不知耻地说：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之间不是敌我矛盾。

我姐和我母亲拿我没办法，经常用告诉父亲的办法威胁我。逐渐长大的我根本不惧怕这些，闭住眼睛挨几下就是了，就是不说那“告草”的话，正因为如此，经常被打得皮开肉绽。

母亲看见阻拦不住我出门的欲望，便从大红柜里取出一封二姑来信，嘱咐如果找不到二姑的家门就连夜返回。因为我经常在外“撒野”惯了，没有想到丢失等严重后果。那个年代家家都有五六个孩子，饭熟了放在笼屉里，谁回来谁吃，开得是流水席。晚上睡觉前点点炕上的人数，偶尔少了一个，也不像现在就像天塌下来一样。

就这样我的衣兜里装着二姑家地址的信封，踏上了前往呼和浩特的征途。说实在的不买车票长距离乘坐，心中多少有些底虚。还好，一路上列车员也没查票。当列车通过白塔车站，我看到了附近绿荫丛中的古塔，心中充满了好奇，觉得这个地方比集宁好，我对呼和浩特满是期待。

呼和浩特车站广场毛主席挥手的巨幅雕塑指向城市的前方，我一下子感到了这个城市的大气磅礴。我就顺着锡林路向南走去，马路两侧到处都是三四层的楼房，在我眼里非常气派和高大。虽然城市的公交车川流不息，但我不敢随便乘坐，因为母亲讲过二姑家离人民公园不远，如果做错了车，那可就找不到北了。

我沿街打问二姑家的住址，终于找到了三里营被服厂家属院，邻居们说后排第三家就是。我推开了平房的家门，炕上两个女人正在缝被子，她们抬头看了我一眼：你找谁？我疑惑地问道：这是陈栋的家吗（我的二姑夫叫陈栋）？

她们说是，又问道你是哪儿的？我开口说我是丑小。二姑一下子跳下了地，拉住我左看右端详，她还是在我两三岁时见过的我，怎么能够认识呢？我把事情的经过简单向大姑和二姑叙说了以后，她俩说赶快给家里去封信，要不大哥和大婶多急呀？

就这样我在二姑的家住了下来。二姑共有三男两女五个孩子，表兄表妹每天陪我逛大街，上公园，去被服厂前边的小河摸鱼。在此期间我还去大姑和小姑家住过几天，不过还是在二姑家的时间长。二姑是那种非常热心肠的人，只要家里来了客人，便翻箱倒柜地招待。捉襟见肘便向左邻右舍借贷，至于明天这么样？走到山前必有路。我临离开时，二姑还给还我做了一条草绿色的裤子，买了一个新背心。

当我返回家乡正赶上“内人党“运动，父亲被关押，母亲整天参加学习班，姐姐在外地读书不常回来。我作为家中的长子，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许多，每到月底去父亲的单位领工资，计划着家里的吃喝花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没有随便花过家里的一分钱，与家人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后来参加工作开车以后，只要去呼和浩特出差，总要探望我的二姑。二姑只要看到我便满大街嚷嚷：我侄儿又来了，真是比看到她的亲儿子都开心。后来我在察右前旗政府部门开小车，领导开会办事，我闲暇无事便用带来的胡麻油和淀粉给二姑炸麻花、压粉条。表兄表妹们夸我什么都会干，我用勤快能干的付出，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如今我的二姑、二姑父早已下世多年，二表弟和大表妹夫前年因车祸和癌症先后离世，但他们音容笑貌总会在我的眼前闪烁。表妹表弟们传承着二姑热情好客的家风，每当我要离开时总是丑小哥再住上几天。这个拉胳膊那个抱腿，迟迟不肯松手。他们的热情好客成为了我永久的记忆，也成为了我做人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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