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记忆

105国道改道后，经过我家门口，只需下十九级台阶即到国道。国道是牺牲良田的产物。有了国道，两旁便有了非标准化的徽派建筑，虽然并非标准，徽派建筑的味道还是有的，白墙，黛瓦。如若不是白墙，而是青砖，就会向标准迈进一步。如今，即便在乡下，青砖也不多见了，代之以标准化的红砖，不免差强人意。

清晨时，沿着105国道到童年记忆中的公社方向行走。戴着耳机，听斯坦尼斯拉斯•迪昂的《脑与意识》，优哉游哉，晃晃悠悠。公社，在我童年乃至少年甚至上高中以前的意识之中，它是地球上的最高首脑机关，公社书记便是最高长官即皇天老爷。行走五华里即到原公社后来的乡政府所在地。前些年来，门口挂着若干个牌匾，如岭头乡党委、乡政府、乡人大等等，如今，一块牌匾都没有了。一打听，方知，岭头乡没有了，岭头、青楼和余井三个乡合并成为余井乡，岭头乡和青楼乡随着一纸文件一夜消失。

公社没有了，乡消失了，调转头，走几步，公路左侧原来是食品站。食品站，就是原来老百姓卖猪，他们屠宰后，卖猪肉给老百姓的地方。我知道，食品站更早消失，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告别大众。当年，全公社只此一家食品站，每天杀一头猪，要想买到肉非凌晨四点钟左右去排队不可。一则老百姓都穷，不可能多买，想多买也不可能，限量供应，每人最多限购两斤。记得九岁时，父亲咯血，母亲给我五角钱去买肉，凌晨三点多起床，走五华里，到食品站时，排在我前面的已有几十号人。七点钟开卖，轮到我时，只剩下一条猪舌头，他们问我买不买，因为舌头是唯一的选择，我便把猪舌头提回家。父亲说，家里油星都没有，你买猪舌头干什么，退回去。我又一边哭，一边提着猪舌头回到食品站，我说要退货。工作人员说，卖出去的就不能退。我拎着猪舌头站在那里哭。哭了一阵子，出来一位干部模样的人问我哭么事。我说，我大咯血想喝点肉汤，今天早上排队只剩下一条猪舌头，我大让我来退货。干部问我大是谁，我告诉他我大是谁，他把猪舌头接过去，让我明天早上来拿肉。这是我唯一一次到食品站买肉的经历。

食品站已不复存在，占领食品站的是一家服装店。我左拐进一条稍稍窄一点的道路，前进约四百米，是原来的公社粮站。所谓粮站，具两大职能，一是公社城镇居民买粮油的地方，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职能是收购农民交的公粮和余粮。上世纪，大集体时，公粮由生产队统一行动，我没去过粮站。我们生产队1981年分田到户后，我已上大学。每年暑假，忙完“双抢”稻谷归仓后就该缴公粮，生产队的会计根据农户户口人数分配当年该户人家应该交多少公粮。交公粮要选择晒干的颗粒饱满的刚收割的早稻，否则运到粮站检测不合格的话就麻烦了，如没有晒干就自己拉到粮站旁边的水泥地面上晒，合格了再归仓，如果颗粒不饱满，虚壳谷子多的话就被直接拒收。母亲是老共产党员，觉悟高，每次带着二姐和我一人一担，从未被拒收。当年的粮站也消失了。

调转头，重回105国道，往回走，三百米左右，是原来的公社供销社。供销社，似乎消失得最早。

继续往回家的方向走，也就三百米的距离，是道班，负责修路的。唯道班尚存。我不知道，下一个消失的，会不会是岭头道班。

还有什么是可以消失的？又有什么是不可以消失的呢？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