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隙杂记（一）

这间房子极其简单。陈设简单，一张床，一个床头柜，两把椅子，墙上还挂了一台对我来说纯属多余的电视机。颜色简单，非白即蓝，如果不考虑电视机的颜色，除了两把椅子是蓝色的，其它一切都是白色的。从门到窗户，如果用晨练的步长计为七步，倘若按平时无所事事无聊时的碎碎步计则为十步半。

窗外，是这家单位的院子，院子外面即是一条单向两车道的公路。紧挨着公路的大概就是府河，或谓锦江。我不太清楚，在成都，府河和锦江到底有什么区别。河对岸的白鹭，我看得分明，如果它飞到河这边，我就看不到了，路边和河边的灌木挡住了我的视线。河对岸有三栋或说四栋红房子，三栋后面似乎还有一栋，这几栋红房子似乎既有年代感，又有艺术感，远观，容易给人带来某种遐想。

此处，比前不久因为“次密接”而被隔离在准五星级酒店明显自由得多。那是不能走出房间半步，这里可以。按要求，只要不离开这个院子都是可以的。其实，也并没有太多的自由，因为有两种人会不定时地进入房间，他们进来，我必须出场，否则，戏就没法往下演。所以，自由总是相对的。

有时候，他们进来时，我戴着耳机在听书。有时候，他们进来时，我又在手机上写写划划。上午，他们没在意。下午，他们似乎警觉起来，不知道我到底是干什么的。我当然不会轻易告诉他们。神秘是审美的最高境界。

陌生人是陌生的，其实，熟悉的人未必就是熟悉的。前天上午，和熟悉的友人茶叙，见面必须寒暄几句，这是不常见面的熟人见面的常规套路。他说：“杨哥，你现在文字驾驭能力越来越强，见什么能写什么。”这并非他对我的恭维，而是发自内心肺腑之言，我是明白的。因为，我和他之间从不需要那种虚情假意的客套话。既然他这么说，我就得坦言相告，否则，就不是真诚相待的朋友。我说：“兄弟，看起来，我的写作是随意为之，看什么可以写什么。其实，那个‘什么’只是我假借的道具，有时是一首曲子的过门。我的所有文章，最后都会落脚到人的存在，即现实中的我们到底是怎样地存在着。比如，前几天，我写《品大闸蟹》，只要你稍微留心，大闸蟹只是起一个桥梁作用，我要谈的还是人，或人的存在。”

博尔赫斯在一首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在黎明和夜晚之间有一个深渊/属于痛苦，光明，忧惧；/那张望着自己的面孔，在黑夜/疲惫的镜中，并不是同一张。/倏忽的今日纤弱而永恒；/别企望另有天国，或另有地狱。

确实，正如莎士比亚的一首十四行诗中的一句：而时间的镰刀谁也没法抵挡。

博尔赫斯还说过，岁月之虚妄并不下于虚妄的历史。

所以，人到底是怎样地活着，不仅是一个问题，至少对我是非常的重要问题。

此刻，我正在过着属于我自己的心灵生活，正身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