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平旧事」赵宝光如是说

赵宝光，辽宁省抚顺市人，现年63岁，离休干部，原任铁岭县运输管理站站长。1945年10月，刚满18岁的赵宝光在沈阳参加了我新四军3师当战士。1946年春，赵宝光在长春战役中负伤，转往哈尔滨住院治疗。此间，他结识了同室病友梁天柱，俩人在相互交往中情谊日深，结成“忘年交”。1946年6月，二人伤愈出院同被派往康平。梁天柱任康平县公安局长，赵宝光做梁天柱的警卫员。从1946年6月到1947年10月，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内，赵宝光始终没有离开过梁天柱同志。无论是艰苦的反奸清算斗争，或者是烽火硝烟的战场，赵宝光同志时时把首长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尽到了一个警卫员应尽的职责。在回顾老首长梁天柱时，赵宝光这样对我们说……

“梁天柱同志是河北省滦县人，姓肖，原名肖生。抗日战争时期，当过武工队队长，活动在冀东的滦县、昌黎、乐亭一带。1945年10月，他带领队伍来东北，先后接收了新民、彰武等地。梁天柱作战勇敢，枪法好，双手使匣子百发百中，就是模样不出奇，矬个头，身体单薄，体重也就70多斤，浑身上下有10多处枪伤，胳膊上全是伤疤，脖子上有块是用鸡皮糊的。梁天柱这个人革命坚决，胆子极大。在冀东抗日时，经常化妆成要饭花子，挎个破筺，筐底放着手枪，单枪匹马出没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刺探军情、铲奸除害，说打死谁保证不出3天。当时，华北还有个抗日英雄，名字马骥，日本人最怕这两个人，管他俩叫“梁马二将军”。1942年日本人出重金抓梁天柱，抓了一年也没抓到。后来日本人把他的儿子肖从善抓住了，弄到日本去，大约是抗战胜利后才回到中国来。”

“梁天柱任康平县公安局长时，还兼任县大队副大队长。当时，全县的主要工作是反奸清算，我们公安局的任务就是配合县委中心工作开展对敌斗争。梁天柱阶级斗争观念强，在斗争中敢打敢干，没少收拾地主汉奸，坏人都怕他，背地给他起个外号叫“杀人屠户”。也有叫他“梁屠户”的。而广大人民群众则叫他“梁天大柱”。当时斗争很残酷，对敌斗争不狠，工作就打不开局面，弄不好还要被敌人暗算。”

“我给梁天柱当警卫员时，公安局的事多得很。梁天柱几乎忙得不可开交，县里或各区开斗争大会，公审会，他都要亲身前往。这样做一是保证大会顺利进行，二是保证县领导的人身安全。无论什么会，只要梁天柱一到场，坏人就吓得规规矩矩。他们怕老梁发脾气要了他们的脑袋。我这样说不是夸大梁天柱的个人作用，在当时确实是这样。敌人既恨他又怕他，就是想捣乱也得惦量惦量后果。”

“当然啰，斗争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北撤时，我们在5区官宝窝堡就遇到过一次风险，好玄没出大事。我记得那是1946年8月下旬，突然国民党71军62师分南北两路夹击康平。当时辽吉一地委驻在顺山屯，县委在康平城内。敌强我弱，地委决定撤退。到底往哪里撤，谁也不清楚。我们撤出县城随地委机关往西走。到哈拉沁屯后地委和县委的队伍又分开了。我们在县长张雪涛，公安局长梁天柱的带领下开到了5区最西部的太平庄。很快县委书记华子扬、组织部长权屹夫也到了这里，并在太平庄召开了县委扩大会，决定“县不离县”打游击。会后，县政府机关人员、县公安局战士及4区的一部分同志在张县长的带领下，离开太平庄赶往官宝窝堡。我记得我们这支队伍共有80多人，几乎人人骑马，人人有武器。到官宝窝堡后接到侦察员报告，说哈拉沁屯没什么新情况，只有少数国民党兵驻扎。于是张县长便决定全队宿营在该村的杨家大院。杨家大院好象是一连3个院子，上屋都是草房，四周围墙很高，还有炮台。张县长、梁局长和我们一些警卫人员住的是东院，其他同志分别驻在了中院和西院。吃完晩饭后，我们派出了岗哨，人不解衣，马不卸鞍，只松松肚带就休息了。一夜间几乎没事。第二天早上6点钟左右，我起来解手，忽然听到手榴弹爆炸声（其实是小炮声），就赶忙跑回屋招呼大家起床，报告外面有情况。这时，敌人已经把大院包围了，门外的哨兵已同人接上了火。梁天柱一看形勢不对，就大喊，快把大门关上！随着喊声梁天柱手使双枪，连连射击，强压住敌人火力，撤回岗哨关上大门。根据当时敌人火力估计，少说也有一个营左右。敌人包围大院打不进来，就开始打炮，几炮就把大草房打着了，顿时满院大火熊熊，浓烟滚滚。院中的80多匹马都受惊乱跑起来，有的中弹倒在地上，有的鞍子滚到肚子底下，撞断了腿咴灰直叫。我们顾不了这些，人人找掩体打击敌人。这时，张雪涛县长决定：烧毁文书档案砸碎公章。于是，我们赶紧往马身边靠，强把档案等物件卸下来，全部费掉。接着，张县长、梁局长又决定组织人员冲出大院，增援部队。很快就组织了一个班的小队伍。人人荷枪跃马，打开大门往外冲。尽管我们用火カ极力掩护，但一出大门，就有好几个人中弹落马。冲出去的可能仅3、4个人。大约早上8点钟时，我们从东院转到中院，后来又转到了西院。当时，东院，中院尚有我们的战士同敌人战斗，而转到西院来的仅有8个人，我记得有张雪涛和他的两个警卫人员及一名县政府文书，有梁天柱及我和刘群两个警卫员，再加上四区政委张殿臣同志。我们转到西院时，梁天柱已经负伤了，后背和大腿崩进两块炮弹皮子，流血不止，不能行动。是我把他背到西院的。杨家大院的西院有东西厢房，我们就是用墙角做掩体同敌人战斗的。这时，张雪涛下达了命令：与敌人战斗到底，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紧急关头，4区张政委从外面跑回来对大家说：西厢房后边的西北角，墙有豁口，外边没有敌人，出去就是高粱地，正好撤退”。他说完我俩就赶到现场察看，果然如此，可把我高兴坏了，正在这时，北墙外过来3个敌人，我举枪撂倒一个，吓跑两个当即我和张政委也往回跑，于是，我们8个人撤出大院，因梁天柱负伤，我背着他最后撤出。等我刚钻进高梁地，敌人也围上来了。他们只是朝地里打枪不敢往地里追。我们不管敌人怎样瞎喳呼，就一个劲地朝前跑。由于我背着梁天柱行动不便，不久就和张县长失去联系。大约九点钟左右，我背着粱天柱跑到官宝窝堡的小南山上，回头一看，村里大火还没有熄，满街都是哭喊声，枪声却已停了。这时，我碰上了先期冲出大门的一名战士，他正牵着一匹白马寻找县领导。我告诉他突围已经成功，现在最紧迫的任务是保护好受伤的同志撤出战斗。还告诉他白马的目标太大，必须立即扔掉，不然被敌人发现又会来找麻顽。他很听话地赶跑了马，同我一起背着梁天柱往西撤。我们走到一片香瓜地时，看见4个农民正在地头吃瓜，一头黑毛驴在地边吃草。我想用毛驴驮着梁局长赶路，速度会加快，或许很快会追上张县长。于是，我走上去抓黑驴，4个农民一见火了，手拿镰刀要拼命。我怎么解释也没用。因情况紧急不能再就误了，我就拔出手枪说：“谁动手就打死谁！”这回很有效，4个人全不说话了。我硬把毛驴牵过来，把梁天柱扶到驴背上，继续赶路。”

“我知道这种做法是犯纪律的事。可是当时我想不出别的法子来。当我们到了四道号村头时，看到正前方是个很大的水泡子，水面很大，一眼望不到对岸。为了撤出危险区，我们3个人冒险从泡子北岸走。这里离官宝窝堡很近，弄不好又会与敌人遭遇。正当我们担心之时，突然发现了张雪涛县长和5区区小队的同志坐在泡子边休息。当时真把我高兴坏了，不由得长长地出了一ロ气。后来オ知道包围我们的敌人是国民党207师学生队。是地主杨介臣、林洪栋等人领到官宝窝堡的。当我们冲进高粱地时，吸引了敌人大部分火力，结果留在院内的战土们也冲出了重围。”

“我们在四道号泡子边上休息一会，立即起身进入内蒙的沙坨子。当时我们这支队伍有50多人，除原来的8个人外。大都是5区区小队的人。晩上住在内蒙的一个小村子里。半夜时，5区队的一些人不愿离开故士，趁天黑带着二挺机枪逃跑了。清晨清点人数仅剩下20几个人了。我记得除张县长我们8个人外，还有5区队的张队长（外号张秃子所带领的12个人。由于队伍人少，我们没敢回太平庄，就一直向西北方向撤。一路上没饭吃就啃打瓜，人员少全员轮流站岗，生活够苦的了。行军途中梁天柱醒过来，知道刘群随张县长撤走的没有管他，发了很大的火，要当场毙他。虽经张雪涛再三解释，最后还是把他辞掉了。他说，警卫员不能与首长同进同出，同生同死，就是失职。反过来，首长不爱护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就等于把自己的一半交给了敌人。他这番话说得我连连称是。这些年也没忘一个字。”

“我们续继往西北撤时，来到后旗的大青沟，这时国民党部队又从后边追上来了，而且是马队。情况急，战斗即将开始，我们立即选择有利地形，决心决一死战。也就在这时，大青沟里上来很多兵。后边追上来的肯定是敌人，迎面的却不知是敌是友，张县长提着枪迎了上去。一打听是一分区13团的队伍，这下可来了救星，张县长拉住段团长的手不知说啥好，我们当战士的也高兴得不得了。敌人的马队快到眼前了。13团的机关枪，迫击炮一齐开火，把敌人打了个倒卷毛。他们以为碰上了我军正规部队，就没命地往后跑。压在我们心中几天的怒火，同子弹一起射向敌人，别说多痛快了。”

“告别13团后，我们奔向通辽。因梁天柱伤势很重，我送他到洮南地区白城子省医院治疗。张雪涛他们去了奈曼。梁天柱病好了些就要求出院工作，组织上派他到讷河县任公安局长，我也跟了去，还是当警卫员。大约是1947年7月，梁天柱说什么也不在讷河干了。他说这地方没仗打，还是回康平好，收拾那些反清算的狗崽子去。经他再三要求，我们又回康平了。他仍然当公安局长，我还当他的警卫员。1947年底，梁天柱调往哈尔滨，我调铁岭二区任区长。这样，我和他不得不分手了。临别时，他和我都哭了。这是我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第一次看到他落泪。他再三嘱咐我好好干，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再相见。我也请他保重身体少发火，干一番大事业。”

梁天柱先我而去了，据说是因肺部的弹片没取出来，造成呼吸障碍去世的，死时才60多岁。我和他共事时间虽短，但印象极深，40年过去了，一闭上眼睛他的身影依然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老首长，安息吧！”

作者：张春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