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库旧事」元朝官员来法库

作者：温丽和 郭耀武

蒙古草原各部，由于自古以来就与中原和东北各族人民进行了密切的交往，到十二世纪时，社会经济迅速发展。铁木真统一草原各部以后，于公元1206年尊称成吉思汗。为了摆脱女真贵族的统治，铁木真等进行南征。经过七十多年的战争，蒙古灭西夏、金和南宋，统ー了全国，于公元1271年建立了元朝。元朝的中国版图远超过汉、唐，东北疆域是“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焉”。

元朝统一全国后，确立了行省制，对辽金以来的设置有所改易。在今天的东北地区，设辽阳行中书省，统辖七路一府。将金代设置于法库境内的灵山县及辖有法库地区的庆云县并废，法库西部为懿州顺安县辖境，东部属开元路。

元朝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把辽河流域的广大地区看成是它的根据地，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统治。除了辽阳设立行中书省，“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外，还派一些官员到这些地区巡视。这可以从在法库地区发现的古城址和出土的文物中得到证实。

法库县依牛堡子乡祝家堡子村城址，位于法库县城南40公里依牛堡子乡祝家堡子村。此地南距辽河2.5公里，附近地势为丘陵岗地，祝家堡子村就坐落于岗顶上，岗上比较宽阔平坦，城址建于岗顶的东部。城为土筑，平面略成长方形，东西宽165米，南北长130米。四壁城墙保存基本完整，仅东墙南端有两处残断；北墙中部有残缺，可能原有门；南墙中部有一门，并有瓮城残存。其他两壁中间无间断，可知原来没设门。城墙存高一般为一米，城内中部有土台，是建筑基址遗存。

城内遗物非常丰富，有大量的陶、瓷片和瓦片，并有相当数量的沟纹砖，瓷片以粗白瓷片为最多。瓦片中有兽面纹瓦当和瓦板滴水。在城内北部偏东处，发现一处层，内夹杂各种陶瓷器物残片甚多。据当地群众反映，1970年曾在城内发现一枚铜印，是篆字，印文当地人不认识，后卖给废品收购站了。这当是一方铜质官印。1975年该村搞农田建设时，在城址内发现一处遗存，出土有六耳大铜锅，口稍内敛，鼓腹，高37厘米，口径为66厘米；六耳小铜锅，高21厘米，口径43厘米。还出土铜瓶、铜熨斗、玉壶春铜瓶。考古学者认定，这处遗址出土的几件铜器中的玉壶春铜瓶是典型的元代器物。据群众对铜印的印文口头描述，很像元代的“八思巴文”。把这几件铜器、铜印联系起来分析，可以推测该城中住着元朝的军官或官府行政人员。

除了在祝家堡子城址发现的一枚铜印外，在法库地区还发现两枚铜印。一枚在1982年11月十间房乡前魏家楼村高丽房屯农民孟宪阁宅院出土的。印为黄铜铸造，印面方形，背有梯形直柄。印面每边长6．3厘米，厚1．5厘米；柄高4．2厘米，下宽3．5厘米，上宽2．9厘米，厚1．1厘米。印面边宽，铸阳文九叠篆八思巴文五字，汉译为“管军总把印”。印背左边竖行汉字两行，第一行为“至元十年二月 日”，第二行为“中书礼部造”；右边竖行錾汉字“管军总把印”五字。印文方正规整，铸工精巧。“至元”年号，元朝先后有两个。最早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年号，后为元顺帝（惠宗）的年号。经考证，此印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所铸。八思巴文在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始作为国书正式颁行，用于诏书、印鉴和官府行文等。此铜印为元世祖十年，是目前所知使用八思巴文最早的一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另一枚铜印，是1958年在和平乡和平村出土的。印面方形，上有直柄，印面边长6．8厘米，铸篆书八思巴文，九字，汉译为“左卫阿速亲军百户印”。印背的两侧阴文“左卫阿速亲军百户印”与“中书礼部造，元统三年九月”等字。元统三年（公元1335年）为元顺帝年号。左、右卫阿速亲军，《元史》亦称左、右阿速卫，初立于元世祖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改立左、右卫，其职“扈从车驾，奉宿卫城禁”，兼管屯田。

元朝对法库地区的统治还可以从“铜权”得到证实。1977年春和平乡供销社采购站收废品时，收到一个铜权”。其形六面体，顶部有系绳用的小方孔，高12厘米，正面阴刻楷书“大都路至元二年”。文字清晰可见。

“左卫阿速亲军百户印”印模

至元二年，是公元1336年，元惠宗的年号。“大都路”是今北京市，元朝都城所在地。铜权是元代官方测定衡器的标准器物。

从上述的祝家堡子古城址出土的铜器和在十间房乡、和平乡等地出土的三枚铜印、铜权分析，当时元朝统治者对辽河流域的根据地是十分重视的，统治是严密的。除了派一些“管军总把”、“左、右卫阿速亲军”等军官进行军事统治外，甚至连地方的计量标准也都管了起来。从《元史》记载的左、右卫阿速亲军职责看，还可以推测，元朝当时还在法库地区曾屯过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