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与未来：数字记忆的拼贴画

　　数字技术不仅是一种交流技术，也是一种存储技术，各种“数字痕迹”在无意间记录下个人的生命历程，互联网成为“记住一切”的超级大脑。然而，遗忘与记忆一样，都是人不可或缺的能力。那么，借助技术永不忘却与借助技术遗忘之间，是否还有第三种可能，这正在成为新的数字时代之问。

　　数据主义的未来必将使整个世界臣服于技术权威，谁掌握数据、谁使用数据，谁就掌握了话语建构的全部权力，谁就决定了集体记忆的输出样式和传播内容。

　　舍恩伯格在《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一书中以博尔赫斯笔下丧失了遗忘能力的富内斯为喻，阐释了数据存储对于记忆与遗忘的辩证法的颠倒：相对于模拟时代遗忘的常态化，大数据所带来的是记忆的持有和遗忘的不易。数字化记忆所能实现的第三持存的永久化正是斯蒂格勒所描绘的人类纪的熵增过程的途径之一，它不但对人本主义的某些根本原则提出了质问，也反映出目前数字算法基础模型的缺陷。永存的数据与生命有限的经验个体/群体、历史时间与不断被重构的情境、过去和未来之间将呈现出怎样的关系呢？在这种不可逆的改写之中，人文对数字还有反思的可能吗？

　　数字记忆：被不同的算法重新编码

　　英国电视四台（Channel 4）制作的系列科幻剧《黑镜》第一季第三单元名为“你的全部历史（The Entire History of You）”，讲述了一种可以记录人的全部视觉经历的植入式芯片对个体生活发生的可能影响。借助这种可回溯的记录，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查看任何时间段的视觉记忆。遗忘不再是令人困扰的问题，永不（能）忘却反而成了高悬在每个个体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作为一部科幻作品，“你的全部历史”的剧情当然是虚构，但它却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数字化时代，当物联网将我们的一切以数据的方式记录和存储，并因着其强大的存储能力而长久保存下来的时候，我们——个体和社会——是否做好了准备去面对这种永不忘却的外在记忆？更重要的是，作为第三持存存在的、看似客观而中性的数据，是否足以成为检视事实甚至历史的素材呢？

　　崇拜大数据的人常常会盲目地认为一切事物都可以用数据来表示，数据的范围越全面，决策的正确性越有保证。乐观的人们甚至相信，数字记忆所刻画的正是现实本身，仿佛数字化仅仅只是经验事实的另外一种存在方式。然而，数据并非单义的事实素材。它只是数字存储设备根据算法设计的节奏和目的所捕捉到的片段，并不自然地再现事实本身。数字化记忆实际上也是对有限信息进行的重构和组装。数据一旦进入电子储存和互联网，就会被不同的应用软件和算法在数据生产者不知情，甚至和原始数据情境完全不同的情况下调用。它被不同的算法重新编码，不同的调用所产生的结果甚至会彼此矛盾，这样的结果却以去历史情境化的概率结果或标准偏差模式呈现在读者面前。

　　静态甚至过时的数据在面对极端差异的算法时所呈现出来的结果到底具有何种意义上的合法性？算法决定的过程模式使得任何读者无法超越这一技术的控制而直接面对给定的结果。技术不再是纯粹工具性的，它是权力的代理人，而又因着其产生过程的特殊性具有了匿名的性质。匿名权力使存在不再是生成性的，阅读不再是互文性的，数据作为第三持存的永生将曾经发生的“当下”在场以一种冰冻的方式固定下来。数据这种曾经痕迹的幽灵复活式在场使延异伸展向极致，它不再是意义的生成过程，而是对时间的去历史化，一旦这种被束缚的事实在场被僵化且不可消除，未来会如何呢？

　　消解了情境思考的能力和历史的真实性

　　尽管大数据在数据规模和数据分析方面都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依赖大数据进行个性化决策和预判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2002年在美国上映的由斯皮尔伯格导演、汤姆·克鲁斯主演的影片《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就以科幻的方式展现了这种个体预测的系统性偏差。影片讲述了2054年华盛顿特区的预防犯罪小组的成员（“预测人”）如何在对个体所有历史数据的获取和分析的基础上，对特定情境下的突发冲突发展走向进行判断，对于恶性犯罪（比如谋杀）可能性概率超过一定数值的事件（被预测人认定为会发生恶性犯罪的事件）进行干预，在真实犯罪行为发生之前逮捕可能的行为实施人并进行审判。在数据的支撑下，该小组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从未被质疑。然而，主人公由部分案件的关键性影像的丢失逐渐发现了少数派报告的存在：所有与预测结果不符的案件报告以及与预测人所做的预测相互矛盾的案件报告都被隐匿和删除了。

　　由此，“科学的绝对性”的要求使得事件发展多样化的可能被忽略，个体被自己的经过数字化过滤的过去所绑架，从而直接陷入过去历史的线性逻辑轨迹中。并且，这样永存的过去也并非真实的过去或经验的过去，也不是主体关于过去的记忆，更不是任何人的历史发展，“它是一种从数字化存储的有限信息中，重构出的人造过去，一种缺乏时间线索、完全扭曲的拼图，而且可能会同时被它所包含和不包含的东西所篡改”。这种数字化拼贴和主体的记忆重构不同，它是去主体性的，甚至是无机性的，是对某些权重因素的过滤。这种永存的过去反而妨碍了对未来的真实判断。而且，在这种判断中，负面记录比正面记录受到的选择性关注会更强。“通过永久地‘召回’我们的每一次小错和大错，数字化记忆拒绝了我们从中学习、成长和发展的能力。”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种召回是对生成性的颠覆，也杜绝了教育的可能，甚至挑战了人类社会的价值基础：如果所有的时间都永远是过去，那么所有的时间都不可能得到拯救，没有人会有第二次机会。选择的自由必须降服在完美的电子记忆之下。但事实上，某种形式的遗忘恰恰是个体及社会不断前行的可能。遗忘的间奏构成了主体记忆独有的记忆，也是主体对外界进行反馈的能动性所在。这也是为什么在遭受重大创伤或刺激之后，人体会出现选择性失忆的原因。这是有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之一。数字记忆的永存让创伤回忆再也没有被逃脱的可能。

　　数据挖掘的目的从根本上而言只是寻找数据之间的关系，而非对现实世界负责，而寻找模型的行为中就存在着对模型意义的默认预设。因此，建立在机器学习基础上的数据挖掘并非知识获取的可靠途径，更加远非无可置疑的科学，数据先于理论的思维将数据和被给定的模型都当成了凌驾于现实之上的自明性存在，消解了情境思考的能力和历史的真实性。当依赖数据而非理论进行模式认定和预测的时候，所实现的依旧是对过去所进行的相当随意的拼贴。

　　数字记忆决定了对共同体的想象空间

　　口头叙事文化、文字书写文化、印刷文化、音像文化、电子信息文化都以独有的联系方式记录和重写着历史。和这些记忆传播介质相比，数字化是反叙事性的。数字记忆在机制上的特殊性造成了它比所有其他的技术形式距离经验现实更遥远、更疏离。它将原有的可见性转变成了不可见性，变得只有机器和部分技术权威可读。而这种不可见性又因着技术的强势话语将人们导向了与长久以来所渴望的不可见的本质的某种默认连接。这是其他传播介质所不具备的权力。那么，越来越趋向于永久化的数字第三持存形式会对集体记忆施加怎样的影响呢？

　　集体记忆是某种关于共同体的文化认同的基础，它也是个体形成自我的身份认同的前提。集体的文化认同从来不是单一的、固定的，它处在不断的生成当中，新技术的力量也是其中构成性的参数之一。持存形式和集体记忆关系的讨论势必影响到建立新的共同体文化认同的可能性条件。这也就意味必须从正反两方面来分析数字化持存在集体记忆，甚至集体文化认同中的影响。

　　“塑造集体认同是一个微妙的过程，要求不断地投入。当集体认同到达类似于制度化的社会行为的程度时，它会形成组织形式、系列规则和领导模式。”数字化应用因其高效、便捷、易控制的特性首先在商业运作方面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接着商业帝国八爪鱼般的触角使它渗透到现代社会的全部维度以及个人生活的每个微观层面，以一种准“自愿连接和加入”的方式半强制地形成了高度体制化的行为规则（试想一下你看也不看地点击“用户授权和同意协议”时的情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化形成了一种新的神话，它没有外部，只有边缘。过去的区域性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被数字技术改写成了以技术的获得性为条件的认同机制。斯蒂格勒将这种后果形容为“在技术体系自起源以来的历史中构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断裂”。一方面，数字化将“技术”等同于“科学”，以中立客观的外观隐匿了其中的权力结构，借助着近代以来自然科学话语的信仰式布展将数字技术推崇到了绝对权威的地步。所有不进入或无法进入数字化的东西被排斥出共同体（信息鸿沟中弱势群体的处境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它们的命运不是主动或被动地融入就是被抛弃。这和资本的全球化推进逻辑并无二致，只是这一次它把本土与全球的对立改写成了先进与落后（过时）的对立。数字化技术没有超越性的外部（the outside），因而没有了替代和逃逸的可能。它是一种话语，唯一的话语。

　　另一方面，“对记忆术的分析则表明记忆术总是决定着‘调整’，也即‘接受’过程的条件……全球的技术体系已经完全变成了第三持存的工业化生产的记忆术体系，也即以工业的方式生产持存遴选的准则，这些准则在‘接受’的过程中为意识流所用”。当工业的准则深刻而全面地深入到数据采集、算法设计和集体思维方式的时候，很难想象文化认同还有可能超出这种非人的逻辑。数字书写于是成为现代性神话的暴力铭刻。当然，这里的暴力是就排他性的意义而言的。（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点击“了解更多”获取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