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爱之约”：古代两河流域的政治婚姻

　政治婚姻史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国际亚述学的热点问题之一。以往学者们的研究多集中于某个单一王朝和时期的个案研究，并没有从古代两河流域整体发展入手来进行综合性研究。古代西亚的两河流域作为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是“一带一路”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婚姻与战争、贸易一同成为古代西亚对外交往和文明交流互鉴的主要方式。

　　古代两河流域政治婚姻的两大类型

　　古代两河流域的政治婚姻共有两大类型：王朝外部政治婚姻和王朝内部政治婚姻。前者又称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外交婚姻，后者又可分为中央王朝与地方政权之间的政治婚姻以及中央王朝王室内部的政治婚姻两小类。

　　国与国之间平等的外交婚姻是外部政治婚姻的最主要的一种形式，它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三种次形式，即大国与大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小国与小国之间的外交联姻。大国与大国之间的外交婚姻属于平等的政治婚姻关系，大国之间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和目的，通过外交婚姻建立联盟。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外交婚姻多是依附关系或隶属关系，这里的小国在很多情况下就是大国的附属国或保护国，依靠大国来维持其统治，免遭其他大国的威胁，所以，小国通过政治婚姻同所依附的大国建立姻亲关系，是巩固其联盟的有效手段。

　　中央王朝与地方政权之间的政治联姻作为古代两河流域政治婚姻的第二种形式，是统一王朝实施内政方针的一种有效手段。其包括两类：中央王朝的国王娶地方权贵的女儿为妻，密切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王朝国王的女儿被嫁给地方权贵或者其子。乌尔第三王朝的国王们就很善于运用政治联姻来巩固其统治，比如乌尔国王阿马尔辛将自己的十几个女儿都许配给了地方权贵，同时给予这些驸马们极高的权力，使其成为乌尔王室的成员，体现了乌尔王朝“家天下”的特点。中央王朝王室成员内部的政治联姻发生在古代两河流域的特殊历史阶段，不具有普遍性，属于特殊情况。这是属于近亲联姻的一种特殊婚姻方式，甚至有可能涉及乱伦。这种政治婚姻的政治目的性不如前两种联姻明显，更多带有普通婚姻的特点，但是对于统治者而言，其要通过王室成员之间的近亲联姻，来达到保持王室血脉纯正的目的。

　　古代两河流域政治婚姻具有特殊性

　　古代两河流域的政治婚姻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自身的时代特征以及独特的区域特色，它既有一般政治婚姻的普遍性，又有自己的特殊性。

　　首先，城邦之间的政治婚姻向国家之间的外交婚姻转变。古代两河流域的政治婚姻起源于早王朝时期，即苏美尔城邦时期，最初的政治婚姻都是发生在城邦与城邦之间，基本上都是地位平等的政治联姻，这些政治婚姻的目的很可能只是维持和平友好的关系，而不是城邦之间的结盟。在阿卡德帝国之后，尤其是古亚述—古巴比伦时期和中亚述—中巴比伦时期，政治婚姻从城邦与城邦发展成为国家与国家或者王朝与王朝之间，由此衍生出大国与大国、大国与小国、小国与小国之间三种外交婚姻形式。

　　其次，政治婚姻具有时效性与不稳定性。古代两河流域的政治婚姻除了具有这种普遍的政治性之外，还具有时效性与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决定了婚姻双方在联姻时各自的政治立场，也体现了古代两河流域国际关系的复杂多变性，正是由于两河流域地处复杂的政治地理环境，在中东地区大国、小国林立的国际大环境下，任何双方缔结的政治联姻都无法做到永久牢固，结盟和敌对关系很可能会在瞬间发生转变，而政治婚姻的当事人自身是无法决定婚姻的走向的，只有他们背后所代表的政治集团才是决定他们婚姻稳定与否的关键因素。此外，政治婚姻的时效性不仅表现在结盟的双方因为某种原因解除联盟关系而变为敌对关系，原来的姻亲关系也随之解体；还表现在缔结政治婚姻的双方中一方转投了另一方的敌国，以至于成为了原来联姻方的敌国，从而导致之前的姻亲关系解体。后者尤其常发生在小国与大国之间的外交婚姻中，小国根据国际形势，转投另一个大国作为依靠或者成为另一大国的附属国，而背离了之前有姻亲关系的大国，这样的外交婚姻也势必会解体。

　　最后，王朝内部政治婚姻具有双面性与双向性。古代两河流域的王朝内部婚姻一方面是巩固王朝统治的有效手段和措施，另一方面也是导致王朝灭亡的诱因所在。中央王朝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朝中大臣或地方权贵，初衷是为了笼络人心，将臣属笼络到自己的身边，易于管理和控制。这样的初衷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事实并非都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地方权贵一旦掌握了朝廷大权，又依仗着自己王室姻亲的身份，不仅助长了其势力，也带来了谋反与叛乱的潜在因素，如果时机成熟，这种潜在的威胁将会随之爆发，小则推翻当政者的统治或者给予统治者沉重的打击，大则直接推翻王朝，建立新王朝。（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点击“了解更多”获取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