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传统文化在百年实践中熠熠生辉

　　重新回顾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不懈探索，探寻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的历史经验、理论贡献、实践收获，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维度。历史研究学者习惯将中国近100年的历程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1949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年-1978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年至今）三大阶段，本文将依照这一分期方法，对各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和态度进行回顾和分析，以探讨中国共产党关于传统文化的认识和规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甄别而非否定

　　早期共产党人的代表，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青年毛泽东等都曾发表过大量的反孔、反儒、反礼教、反封建残余的言论，加上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反对封建主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学界一般都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成立的早期，对传统文化是怒其不争、不破不立、激烈否定的态度。如陈独秀就讥讽胡适“整理国故”的做法是“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瞿秋白则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中讲道，中国宗法社会的文化“装满着一大堆的”“束缚人性的利器”的“礼教纲常”，李大钊也掊击孔教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中也有“全国所有的妇女，都还拘囚在封建的礼教束缚之中，过娼妓似的生活”的明确表述。这些言论和观点的确容易使人产生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对于传统文化是一种以反对和否定为主调的印象。然而，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对这些言论进行全面整体的观照，就会发现，礼教、孔教、儒教、帝制、专制、三纲五常虽然是早期共产党人主要批判的对象，但这些仅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更准确地说，他们批判的是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摧残、皇权专制对民族发展和进步的桎梏以及孔学儒教对于国民个性造成的压抑和束缚。对于传统文化中有利于人和社会发展进步的部分，他们其实是积极肯定的。陈独秀曾说，“记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他还称赞“墨氏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是人类的最高理想，是“吾国之国粹”。李大钊虽力斥将孔教写入宪法，但也同时提出，对孔子之道中真理的成分会取之，不合理的才斥之，“惟取孔子之说以助益其自我之修养”，可以看出他对传统文化也并不是完全否定的。1933年，瞿秋白在《马克思文艺论底断篇后记》中更是直接表明，“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完全不要一切过去的文化遗产和文学遗产”，“我们必须继承这些遗产。但是一定要有批判的精神”。这句话很好地总结了早期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即不是不要继承，而是要对其中错误的、落后的、死寂的成分有批判的精神，这才是对传统文化更为科学的认识。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其落后、陈旧、僵化的部分，这是我们必须要接受和承认的，对这些阻碍人的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成分进行批判，也是应当和迫切需要的。今天我们讲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也绝不是要全盘接受，而是要有选择、有保留。早期共产党人只是批判了传统文化中的“毒瘤”，而非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否定，关于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客观清醒的理解和认识。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积极提倡“古为今用”

　　毛泽东同志的传统文化修养特别深厚，少时就开始阅读《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古代小说。在其一生中，《红楼梦》至少读过10种不同版本，《资治通鉴》先后阅读过17遍，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再到历朝历代的散文、诗词等都常备案头，甚至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也仍然坚持阅读《容斋随笔》等古代经典。正是因为对传统文化的熟知、理解，所以毛泽东更为懂得其中的森罗万象，也更为懂得应该如何选择和使用。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就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则提出了对待古代文化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思想。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提出了对待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和主张。这些都为此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确立了思想方法，奠定了理论基础，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我们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走过一段弯路，但整体来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始终坚持以继承为主，认识也在进一步地提升与深化。1956年，毛泽东不仅提出了著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还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再次讲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道理，在中共八大决议上，提出了要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观点。“古为今用”，或者说使中华优秀文化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所用，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根本原则和立场，这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以“甄别”为主有所不同。早期共产党人面对的是封建势力、军阀官僚集团等各种力量利用腐朽的封建道德和思想文化麻痹人民，企图继续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复杂局面，因此那时的共产党人必须首先唤醒人民，告诉人们什么是腐朽的，什么是先进的，什么是必须要打倒的，什么是可以继续保留的，呐喊的声音必须要震耳，批判的气势必须要彻底，不如此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在建立政权尤其是建立新中国之后，社会发展已成为第一要务，作为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重要力量，中国传统文化有必要再一次承担历史大任，成为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中华优秀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和转化工作。如在文物保护领域发布了一系列文件，提出要坚决保护革命遗迹、古代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碑碣、古生物化石，在医药卫生领域提出了要团结中医，充分发挥中医力量，在文学艺术领域则一方面提出要继承戏曲遗产，另一方面对传统戏曲在新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加工改造和发展，等等。这些政策和手段都体现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古为今用”的鲜明特色。

　　新时期、新时代：重视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和研究。几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沿循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双百”方针以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方针政策，同时也根据新的时代要求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作用进行了进一步的挖掘和整理，有了新的更为丰富的认识，提出了许多新的重要的思想和观点。（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176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