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物价都不愿意上涨了，新生代经济人让央行对通胀感到困惑

一直以来，在我们的印象里，通货膨胀总是跟物价上涨联系在一起的。

每次谈到历史上的恶性通货膨胀，总是能想到很多物价疯狂快速上涨的恐怖案例，比如民国时期的金圆券，比如德国的魏玛时期，比如津巴布韦、委内瑞拉。

这些案例，不仅仅存在于老百姓的思维里面，也存在于经济管理者的政府和央行的观念之中——政府无节制的印钞，导致一个经济体的物价失控，货币迅速贬值，民众纷纷囤积抢购。

学过经济学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利率有“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之分，名义利率扣除掉物价上涨之后，才是我们真正的实际所得。

所以，物价上涨幅度，成为影响老百姓实际生活水准的关键。正因如此，央行会调控利率，来改变市场上的货币供给。避免发生恶性通胀，这是各国央行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一般认为温和通胀，对经济是有利的。）

但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了改变。开始让很多经济学家和政府管理者感到困惑和棘手。

各发达国家为了提振经济或满足财政需求，纷纷扩大货币发行量，但其结果却与教科书上不同，物价上涨的幅度相当有限，这种神奇的现象让经济学家在解释经济与预测经济走向上陷入死胡同。

一个鲜明的案例是，当日本绞尽脑汁得想在安倍经济三支箭中创造通货膨胀，却出现持续性的通货紧缩，物价不涨反跌，让日本持续面对经济困境。（如下图）

日本的货币量与核心CPI

以前，我们一直认为日本的例子是唯一的，但是在这次疫情之后，我们发现日本可能只是世界的先兆。

美国在疫情期间开始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印钞，但是却并没有发生很多经济学家预期的恶性通胀。虽然美国的通胀确实在抬头，但是对比美国“无限量化宽松”所释放的货币量，以及美国80年代的通货膨胀，现在的美国的通胀简直太温和了。

此外，还有中国，中国最近12个月以来工业出产品价格走势PPI上涨明显，但是反映终端物价水平的CPI，却一直萎靡不振，疫情爆发以来，中国也是采取了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而且在叠加国际原材料价格的暴涨，以及疫情对供应链的影响，所以发生资金推动型和成本上涨型叠加的通货膨胀，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这种通胀却始终难以传导到终端。

为什么会这样呢？

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很大的原因是当前社会的经济主体和以前完全不同了。过去总体经济学中的分析经验，是架构于历经世界大战或超级通货膨胀经验的人类世代。

而现在的社会主体，尤其是年轻人，他们从出生就一直生活在物质文化大发展的时期，没经过了物资紧张和物价一日三变的年代。而战后的那一代人都已经老去了。

新生代的人通货膨胀的预期态度已经出现截然不同的改变，而预期心理却正是影响物价走势最重要的因素。

对照之下，而今的世界，战后婴儿潮一代虽拥有最多资产，但是他们已经老去，却对于投资风险的承受度大幅降低，通胀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他们已经不追求什么跑赢物价，只要拥抱存款养老即可。

而属于经济主力的新生代，一路上看着服装、电视、冰箱的价格下跌，还有工资的成长停滞，除了房价之外，早已摆脱对于生活物价飙涨的恐惧；还有最新的90后、00后一代，缺乏储蓄与透支消费成为常态，对利息的任何波动更是无感。

凡此种种，加上全球化与自动生产的经济型态，都与凯恩斯时代是完全的不同，就某个程度而言，现存的人类已经是全新的经济人种，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截然不同。

所以仅仅指责是没有用的，生孩子是这样，经济调控同样如此。

所以当经济学家和政府管理者，如果不能了解这种新情况，当经济放缓时，就开始一味的印钞，除了刺激股票和房价等投资品价格飙升以外，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有限，却带来新的社会不公和经济恶果。

在新的时代中，我们担心超印的钞票最后走向时，不应再是一味让宽松的金钱流向股票、房市。换言之，在价格波动的趋势中，除了计算物价指标的平稳，更应关心的是社会分配与永续，是否更为公平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