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的时代没有母亲节

我的母亲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没有文化，却十分善良淳朴。她老人家若在世，就九十六岁高龄了。

01

从我记事起，母亲不但操持所有家务，还四处去打零工，干男人们干的重体力活，与父亲共同支撑着家庭。

在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一年，即一九六零年，全国兴起一场城市居民下放农村热潮，当时的政策规定，城里只能留下在职职工本人，所有家属都得下放农村。

那年初冬，我家和父亲工作单位的另一家人同乘农村派来接下放市民的一辆马车，经过四五个小时的颠簸，终于在掌灯时分来到下放地，咸阳市“周陵公社五管区”马庄北一个叫东林村的村庄。

那时还没有最小的妹妹，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人，一天间变成了人民公社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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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安置在村子最西头一农户家，这家堆放农具杂物的一间破旧厦子房成了我们的家。地上铺着一层麦草，便是我们母子五人的床。

在马车上颠簸了半天，一家人都已疲惫不堪，母亲拿出从家里带来的褥子铺在麦草上，让我们兄妹几个上“床”休息，她自己一趟又一趟地往屋子里搬着东西。我拉着七岁的弟弟想帮忙，母亲却不让，好在房东赶来帮忙，简单家当很快堆进了屋里。

借着煤油灯的微弱光亮，我仔细环顾这个陌生的新“家”，除了墙上挂着一些农具，地铺对面的另半间屋子，堆满了柴草和晾晒东西用的竹帛之类的农杂用品。

经历了特别的“旅途”，那一夜，我睡得很是香酣。第二天一早起来，还第一次见到了吃奶的小羊。

那年，母亲35岁。从那时开始，身体瘦弱的母亲，不但要带着我们四个10岁以下的孩子，还要和当地农民一样，承担着繁重的农活劳动。

02

那时，农村的公社化实行集体食堂，顿顿吃的是以大量麸皮和少量玉米面混合一起做的馍和野菜为主，加一点包谷糁、盐的清汤饭，碗中粮食颗粒屈指可数。

每到开饭时，队长便一手持盆，一手拿根木棒，“咣....咣...咣...”地一阵破锣声后，便大声吆喝着"开饭咧！开饭咧！......"

尽管吃的是这样的野菜汤，谁也别想肚儿圆，须按上一季劳动工分的多少记账打饭，老弱病残减半分配。若还想再吃，只有在第一轮饭打过后大锅内还有剩余，再根据多少二次分配。

我十分惊奇地看到了许多村民们都身怀一项绝技—舔碗。每顿饭人们从食堂打了饭后，都不约而同地端出来，聚集在较开阔一家门前，晒着太阳，边聊边吃，村民们都是在喝完汤饭将饭碗倾斜呈四十五度，一手护碗，在舌头伸向碗边的同时，碗就随之旋转起来，不消十来秒时间，全碗便被舔得干干净净，就连很深的大老碗碗底都看不到一粒包谷糁。那年月吃食堂，人人家境都一样，非但谁也不笑话谁，还要看谁的碗底净。久而久之，“舔碗”就成为了一种值得提倡的勤俭节约之风尚良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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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我作为老三届知青再次下放农村，看到那里的村民也有非常娴熟的舔碗技艺。到了六十年代后期，我下乡的农村已经吃上了稠稠油油的包谷糁，但村民们依然保留着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每顿饭后，饭碗都像洗过的一样，也有人因之而不洗碗，下顿继续使用。我十分惊奇这项舔碗技艺，还试着学习，但屡试屡败舌头总是伸不了那么长，只能舔到碗沿的一圈。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麸皮、草根、玉米芯、野菜、蔓菁根、榆树皮磨的面、榆钱柳絮等等凡是能想到或能得到的东西，都成了大人小孩充饥的食物。那时几乎所有的大人小孩都拉不下大便、用树枝掏用手抠，人人都有便血现象。

不能填饱肚子，不能生成生产劳动所需要的能量，干不了活必然就不能吃到食堂分配的饭食，人们就本能地驱使去想别的办法。

社员们常常三五结伙在夜间披星戴月地匍匐在地里，偷掐生产队专门为牲口种植的苜蓿菜、豌豆苗，在收过蔓菁的地里偷挖遗留下的蔓菁根。

后来不知哪里发明了一种机器，专门粉碎玉米棒芯来代替粮食，再后来西安市还有了一家上规模的“糠醛厂”，可以把玉米芯精加工成粗糙面粉，成为一种寻常百姓新的粮食替代品，这种糠醛粉当年也要托关系才能买得到。

03

下放农村以来，母亲每天都和社员们一样日旭而出，日落而归。有限分配的杂面馍和稀汤寡水的野菜汤根本不能填饱肚子，母亲的身体明显日渐消瘦，每顿饭她总是让我们先吃。为了孩子，自己一次次悄悄地勒紧裤带。

就是在那个当儿，发生的一件事至今使我记忆犹新。

一天早上，一觉醒来，我怎么也不认识弟弟，他的头突然比平时大得多，脸胖的像个皮球，还泛着起明发亮的光泽，眼睛成了一条窄缝，我吓得当时就哭了起来，急忙连颠带跑，哭着跑到地里，找到正在干活的母亲，母亲得知后，给队长打了个招呼，跑回我们住的房子。

看到弟弟成了这样，母亲也吓得不知所措地哭了起来，母亲一哭，我和弟弟妹妹们都哭了起来，顿时不大的屋子乱作一团。队长和房东及其他乡党也赶到了我家，队长的妹妹解放大姐、房东家的孩子等许多人涌进了我们临时的家，大家伸出了援手，弟弟被抱上一辆架子车，在一群人的簇拥下，向“公社五管区”所在地马庄跑去。

我在家照看着两个年幼的妹妹，大约中午时分母亲带着弟弟回来，母亲说：大夫说是严重缺乏营养，没药能治，开了个证明，给咱供应五斤黄豆，说你弟吃了就会好。

母亲拿着证明，跑去找小队长、大队长、支书等干部们层层审批，过了好长时间，母亲用衣襟兜回了“特批”黄豆。

到了家，母亲才突然反应过来，这生黄豆咋给孩子吃? 公社化吃大锅饭的年代，家家户户的锅在大炼钢铁时都已被没收砸毁变为了铁水，我们这家外来的城市下放居民更没有锅了。

母亲向房东求助，不知房东悄声说了几句啥，母亲兴冲冲地拿了些黄豆去房东家，从那时起，母亲每天给弟弟喂几调羹煮黄豆，喝上半碗煮黄豆的水。记不清过了多长时间后，弟弟的脸慢慢消肿了，压在我们心上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04

那年秋季，弟弟病也好了，我们恢复了正常的上课，在位于东边二三里外的东介村小学上学。

印象中那所学校原是一座庙宇，一进门是很大的操场，教室却十分简陋，所有门窗不仅破烂不堪，窗户不但没有玻璃，连纸也没糊，全部都只是破旧的空窗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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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来临，我们坐在寒风凛冽的教室，一个个被冻得瑟瑟发抖，不住地用嘴哈出些热气来自我取暖，不停地搓手跺脚，同学们人人满手都冻出了数不清的裂口，黑黑的手背猛的一看，就像鹰爪一般。

一天早晨正在上课，教室窗外突然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猪叫声，我们争先爬向窗子向外张望，只见一头大黑猪在空旷的操场狂奔，脖子插着一把长刀，粗粗的刀把随着猪的身体在摇晃着，后面紧跟着一群手持棍棒绳索穷追不舍的汉子。

当逃命的猪经过我们教室窗外时，我清楚的看到猪头上的鬃毛全部像刷子一样竖立着，身后不住的滴下一行行错乱的鲜红血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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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来到下放的村子那天起，每到晚上就传来声声凄惨的“哎呀！我的仔娃子呀！唉……我的仔娃子呀！……”的哭叫声。

后来我们才得知那人因丧女致疯，常常在夜晚想起自己夭折的孩子而失声大哭。

当时家家户户为了节省煤油，晚饭后都早早熄灯，整个村庄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环境死一样沉寂。只有那悲催的哭声伴随弥漫着浓烈柴草燃烧气味的烟雾，环绕着这座荒凉小村庄，成为我至今难以抹去的深刻印记。

说到点灯用的煤油，又勾起了我当年的一些记忆。

在当时那些年月，别说没钱，就是有钱，也买不到诸如：洋火、洋碱、煤油、酱油醋、糖、盐、碱面、针头线脑等非常平常的日用品。

我们居住的村子的定点供应合作社在距村子西南几里路外的天阁村，由于食堂化，别的生活品用不着，每月我都要拿着“购货证”，提着油瓶替母亲去那里打煤油，买洋火洋碱等必需品，自己也顺便逛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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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下放的日子里，我们家只有母亲是最辛苦的人。虽然她个头不高，身单力薄，当干起活来一点也不比男劳力差，那些脏活累活、别人不愿意干的活，母亲都毫无怨言的去做。在我印象最深的是，母亲一双手的每个指头上都裂着大大小小的血口子，一道道胶布贴满了她的双手，仍然坚持继续干活。

母亲还经常帮助村里一些有困难的乡亲，把爸爸来看我们从城里带的一些好东西分送给村里的老人和孩子们。

次年，大约是六月初，麦子已经开始发黄，上边来了政策，让城市下放居民返城，我高兴地跳了起来，不断地催促母亲快回家。

在我们离开的那天，队长、副队长、老房东一家及许多乡亲和村里的小伙伴们，都来送行。

后来许多年，房东一家人、队长的妹妹解放大姐等乡党们，只要一下县，即必然会来我家做客，像走亲戚一样的往来。

前几年，我退休后有了时间，特意造访了幼年下放过的地方，想追寻一些儿时的记忆。

到了村里，眼前的场景早已面目全非，农户比半个多世纪前多了不知多少倍，根本找不到我们住过的房子，但村子里的人却不多，一阵东奔西走，四处打听几经周折才找到了当年村子的新址，见到了房东的儿子，与我同龄的“院”。

五十年后的首次重逢，我们没有一见如故的感觉，而是两个鬓发染霜的老人相互对看谁也不认识谁。还是在我作了自我介绍，“院”从头到脚仔细打量着我，想从我身上找到一些当年的痕迹或记忆什么的。

我们聊起当年的一些趣事，有说不完的话。“院”带我去见到了已是耄耋老人的当年生产队副队长赵荣万。

提到我的母亲，赵荣万老人一脸惋惜地说：“你妈真是个大好人呀！你们回县的时候，麦都黄了，马上就要开镰割麦，你妈的工分还是妇女里的前几名，她的劳动所得能分不少新麦子呢。可政策又叫下放市民回城，你妈托我们村干部把你屋该分的麦都分给村里没有劳力的孤寡老人和困难户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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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解放大姐嫁到礼泉的某村，当年的队长等一代老人们都已谢世，其他人一概都不认识了。午饭时，我还在“院”家吃了一顿农村然面。

下午，我叫“院”带我去看看我们曾经挖洋生姜的壕沟和狼窝，院说喔些（那些）早都莫有（没有）咧，仍乎（现在）修了一条公路。撸榆钱柳絮的涝池也早被填平，成了村民的果园，我们曾经居住过的荒凉小村，已经发展成了大村庄，村民家大多都盖起了新房，一些人院内门口还停放自家的小轿车、摩托车、农用车，这里的一切都变了。只剩下当年和母亲一起下农村的回忆了。

作者 | 东琦 | 陕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