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时的朋友

以前提到过，我在初中时，同王海东、周东山、樊劲松、唐军、曾满红、邓XX（忘记名字了）等人关系较好。我们成绩较好，也都是班干部，时常玩在一起，相处融洽。

尽管，我在高中时成绩也不错，当班干部居多，但大部分时间并没有同其他成绩好的或者当班干部的同学玩在一起。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当时学习较为紧张，班里并没有形成类似于初中时的那种固定朋友圈，朋友之间以“一对一”关系发展为主。这里的“一对一”，包括爱情的“一对一”，也包括友谊的“一对一”。另一方面，是通学生和寄宿生的距离障碍造成。初中时，我们都是通学生，住在镇上，时常在一起玩很方便。高中时，我们少数几人是通学生，而多数人则是寄宿生。尽管他们偶尔也会来我家玩，但和同桌吃饭、睡上下铺的情形自然不同。

我不记得高一时，同谁关系特别好。王海东是我的初中同学，也是我的高中同学，一直保持较好关系，但却不似读初中那样一起上学和放学回家，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心里话需要向他倾诉，自然稍微疏远。我看着罗武胜、罗建、周艳阳等人感觉特别顺眼，但因为通学生、寄宿生的关系，并无多少交流机会。对其他人，也可能因为座位或兴趣爱好关系走得近些，却没有形成稳定的朋友关系。可以说，整个高一，我没有“密友”。

在高二、高三时，我却同本班的许天贵、120班的XXX（忘记名字了）、某班的谭群，结成了经常在一起玩的“四人帮”。

本来，我们没有多少共同点。我是通学生，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吃饭的，他们三人都是寄宿生。许天贵，我们四人中的大哥，高二划分文理科时从117班转来我班。初次见面，就觉得此人能说会道，神采飞扬，是个人才。后来，他因为不追女孩子就过不下去，成绩越来越差，还经常给老师整、学校领导批，最终留级、离校。120班的XXX，成绩中等，性格比较顺从，不爱说话。他长着国字脸，不苟言笑，开心时却会露出天真可爱的笑容来，让我印象颇为深刻。谭群，也是我的小学同学，高中时他经常换班、休学、留级，最终我连他在哪个班就读都不记得了。

实际上，在三观方面我们也没有多少共同点。才华横溢的许天贵像诗人艾青那样，必须有爱情才能带来激情。XXX随大流、与世无争。我当时空有报国之志，但出身卑微、身体不好、眼高手低，深感人生之无奈，浑浑噩噩，得过且过。谭群可能是年纪小，没有想那么多，及时行乐。

到现在我都没有想清楚，我们当年为何要经常在一起玩。也许，我们都太寂寞，很难找到安全交心的朋友，刚好有这么几人愿意一起玩，那么就凑在一起了。我们时常晚自习中途休息时到操场散步，或者相约上自习课偷偷溜出去玩。最有趣的是周末一起去爬山或到红旗水库玩耍。其中，我同许天贵相处最多，班主任雷中梁老师说我这个学习尖子是在试图帮助他这个“差生”，还同我谈过话，告诉我如何帮助。其实老师是高看我了，我并没有那么“高大上”，我自己一肚子苦水还无处宣泄呢，何谈帮助他人？我只是不知道如何拒绝。下了晚自习，我们两个走在漆黑的环校马路上，听着他说着对某某的思念，或者议论哪个女孩子更漂亮，要么抒发一篇充满情怀的感慨，我总是插不上话。身患多种慢性病的我上完一天的课后又困又累，好想回去睡觉，但是感觉出他兴致勃勃的样子，无法开口告别。幸亏他后来谈上了周县长的外甥女邓某，不用我陪着晚上散步了，我也乐得去忙自己的事。

没有建立在一致三观基础上的“四人帮”关系随着我们毕业就解散了。我考上了某大学，去青岛读书去了。谭群留级，后来考上了省经济干部管理学院。120班的XXX，自从毕业后就失去了联系。他在我们“四人帮”中，永远都是最被动的那个，也许早就想结束这段关系了吧。许天贵，这位“四人帮”中的大哥，毕业后在广州闯荡了一段时间，后来自己经商去了。我上大学及工作后，一直同谭群、许天贵有联系。

1994年，我参加工作不久的时候，谭群同我闹翻决裂了，我们以后就再也没联系过。当时，他应该是大学已毕业等着父亲安排工作不着急，来广州我上班的地方找我玩。我刚参加工作，身上没什么钱，马上从同事那里借了100元拿给他，让他自己去广州玩玩，没想到这样就把他永远得罪了。后来听到许天贵说，谭群说我没有陪他游玩广州，给100元还不如打发叫花子，太不讲义气了；他以后再也不愿同我这种“忘恩负义”的小人交往。当年不比现在，只能写信沟通，联系不上只能作罢。

2007年我在祁东街头偶遇许天贵，加了QQ。他会发给我大段文字，我都是简单回几个字，因为当时我对谈理想谈人生完全没有兴趣。不久以后，因为一次他用QQ发给我大段信息，而我过几天才回，他生气了。他说他从来都是对不起我的，以后都不来打搅我了等等。我解释道：“我天天忙得像狗，你这次发的QQ我根本就没有看见；不存在打搅，但你的心情感言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回应，你要我办什么事你就直说吧，只要我办得到的我都帮忙。”却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QQ回复，应该是拉黑了吧。

这就是我与几个高中阶段好友交往的故事。不以“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一致为基础的朋友关系无法面对际遇变更的考验。因经常相处而不忍心拒绝形成的“玩伴”朋友关系，定会因远而疏。

（2020年10月24日星期六补充）

有个问题需要思考：本来初中时还好好的在主流圈子混的我，到了高中就逐步选择了边缘化（转择点是高二），到了大学就更甚。工作后也有段时间选择了边缘化，所以很长时间没有混出名堂来。后来逐步接近主流，马上显出效果，职位和工资都迅速增加。事实就是这样，那么当年我主动选择边缘化的思想根源是什么呢？

一个人的行为是受其BVR（Belief信念，Value价值观，Rule规条）系统控制的。我从混主流到混边缘的转择点在高二。我高二发生了什么事呢？高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我肝区常常疼痛，确诊为慢性乙型肝炎（当时还没有大、小三阳的说法）；二是我父亲高一调到石门中学，高二又调回城关五小，每天都同我生活在一起了。正是这两件事导致我心态发生变化，进而BVR系统产生改变，最终改变了我的行为。

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和当时医疗手段所限，我只能吃些最简单的中成药“肝必复”，基本没有效果。很明显，无法治好的疾病断绝了我人生的希望。我曾经非常努力读书，希望能出国留学，学习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回来报效祖国。这下，每天晚上肝区隐隐作痛，抵抗力差时不时感冒，我明白希望全都破灭了。也就是我的信念发生了改变：我由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处死的困兽。一个希望破灭的人，必然沉迷于眼前的苟且，而不是追求“诗和远方”。高二、高三时，其他学习尖子都在拼命读书，而我却经常同许天贵等人混在一起，因为我同他们在一起没太多压力，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也感觉不到自己其实在落后。

父亲回家后，用他的反社会人格和各种错误处事方式逐步地腐蚀了我的心灵。父亲喜欢批判权威、抨击社会阴暗面、批判分配不公。在他眼里，一切都是不好的，没有什么是对的。对家人，他不是宽容、帮助，而采取歇斯底里地抱怨、指责、殴打的做法。尽管我当时内心反感，但却潜移默化地部分接受了他的思维方式和学到了一些错误行为方式。我也开始愤世嫉俗起来，主动远离主流价值观。边缘化以后可以随意发牢骚、骂娘，的确有种放纵发泄的快感。当然，不得不承认当时的主流价值观确实有假、大、空的成分，所以产生了诸多愤青。随着年龄的增长，各愤青都回归现实，重新回到主流价值观的频道，而我因为疾病原因导致的对人生绝望，以及错误家庭教育的腐蚀，继续沉溺在愤青思维之中，很多年以后才慢慢消除。

在任何社会，只有靠近主流价值观才会有所成就，否则就会被社会所抛弃。即便作为反叛者，在革命时他可以同整体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背离，但在自己的革命组织里，他还是需要认可主流价值观，并被主流圈所认可和接纳。当然，与不需要负责任地站在一边指责、拆台、破坏相比，混主流圈会更累。主流圈内部也存在争议、站队、潜规则，并不是抱住了一条大腿就一劳永逸了，如果没有一种建设的、平衡的心态，混好也不容易。这就不是本文的主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