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古代官员不凭借政绩升迁？

古代官员升迁大多不靠政绩，而是靠了人脉，而人脉又是用银子堆出来的。于是，古代官员上任的第一要务就是要弄银子。但为什么他们升迁不靠政绩呢？靠政绩升迁的制度朝廷不是已经设计好了吗？

朝廷设计的制度在现实实施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执行力的问题。设想，书生寒窗苦读之后考中了，摇身一变就成了官员。他们有什么做官的经验？仅仅凭借倒背如流的“四书五经”是无法做官的，毕竟“四书五经”只是提倡了德治和礼治的规范，到了现实治理环节并不管用，反而是“外儒内法”管用，或者直接借用法家那一套管用。如此一来，书生们变成了官员，就要学习治理之术，同时要站好队，归入势力大的一派，还要寻找自己一派的人。

新任官员站好队，会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建立稳固的人际关系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脉。但人脉并不是那么好建立的，需要做出交换，除了官员之间联姻、攀亲戚就是送银子了。他们会在过年过节的时候给上级官员送银子，而这些银子并非是他们的俸禄，而是搜刮民间财富得来，但上级官员不管这些，只认银子不认人。谁送得多，谁就可以获得升迁的机会。但政绩的事并不是没有，而是摆在了明面上，让人们看看，没几个人较真儿，要是有人较真儿，就会被冠以诬陷的罪名投入大狱。于是，政绩就成了表面的遮羞布，而银子才是升迁的必备工具。官员们都不能摸清门道，毕竟读圣贤书读出来的功名，谁也能看透里面的奥秘，看透了就要实行。

实行过程中，官员要分清谁才是自己一派的人，只有自己一派的人才会执行自己的命令，而不是自己一派的人就会拖拉懒散，执行不力。当上级派下任务来之后，需要立即执行，并且还要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官员要是还用政绩考核来约束手下的一帮人，或许就很难获得时效了。毕竟，政绩考核要在年终，或者在事情结束以后，但事情还没办呢，怎么考核，就是拿着考核说事儿，威吓手下人，也是不管用的。况且，在办事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意外，考核细则又不清楚，考核程序也不公开不透明，当然考核的事也只是官员一个人说了算。手下人都能认得清，只要讨好官员一个人就行了，他说谁行谁就行，不行也行；他说谁不行就是不行，行也不行。而官员正好可以通过一些任务的分派来看清谁才是自己一派的人，并慢慢形成稳固的关系网，一旦关系网形成，就会形成关系网自己的运行逻辑。关系网中的成员会优先获得升迁的权力，而那些政绩就会逐渐被边缘化，排除在关系网之外。这就是古代官员们站好队，不惜花很多银子建立关系网的原因。

关系网建立之后有自己的运行机制，还有控制突发事件、撑起保护伞等功能，当然也有人们常说的“官官相护”的功能。从地方到朝廷形成了稳固的关系网之后，可以不听朝廷指挥，或者故意办事拖拉，拖着拖着就把事情拖没了，当然也可以肆意征税，搜刮民脂民膏，可以挪用朝廷的拨款，可以卖掉官家粮仓中的粮食，但这些都和政绩无关，没人考核他们这些事情，上级只是负责收银子，而他们负责找银子，同时肥了自己，并维持整个关系网的运作。为什么他们敢如此胆大妄为？

除了关系网中有保护伞之外，就是古代衙门的功能在起作用了。衙门有一定的自主性，并非什么都听上级的指示，要是那样就不能搜刮银子了。衙门的自主性非常大，审案、催缴税、催徭役、负责赈灾，负责报告当地情况、负责水利、负责公共安全、负责治安、负责市场管理等，数不胜数，如此多的事务让一个衙门负担，确实有些忙不过来，而他们人手有限，朝廷不肯增加衙门办事人员，当然也就表明不肯多支出办事人员的工资。于是，衙门就会本着“民不告官不究”的办事原则来治理，只要没出人命案就不算是大事，只要没人报案就算是天下太平。就是遇到突发事件，人手不够的时候，衙门也有办法，会临时招募一些社会闲散人员充当办事员，也就是临时工，给他们一定的工钱，让他们帮着衙门办事。等事情过了，他们也就重新恢复闲散人员的身份。要是他们还想继续留在衙门充当办事员，就要给老爷送银子，不然怎么能够挤进衙门办事人员的队伍？当然，老爷收了银子，就会收编一部分自己人，为了以后好办事。如此一来，老爷的收入就很多了，除了审案判案吃了原告吃被告，就是收各种税的时候层层加码，还能倒卖公家的粮食，当然也可以把一些闲散人员吸收进官僚队伍，收受他们送的银子。

有了权力就好办事了，当然还要有银子。仅仅有政绩，却不会战队，也不会结成关系网的古代官员永远不会等来大的升迁，甚至还会被人诟病，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那些凭借银子和关系网升迁的官员大多平步青云，只要不出什么大乱子，就可以一直升迁，而所谓的政绩，早就不去管他了。要是上级非得要政绩，官员就会弄一些伪造的政绩工程，只要有就一定会获得升迁，毕竟关系网已经形成，银子也早就送出去了……